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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
蒙生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当上镇长，仍在他那个副镇长的位置上摸爬滚打，《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似的，不怕把牢底来坐穿。我则在传说有风来栖的，现在正在往大做的一座西部小城市里谋到一份文学编辑的差事，业余写一写小说什么的。
虽然只是一山之隔，山还是那个贺兰山，我和蒙生两个人却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常来常往。在时间的脚步声中，我们迎来了新的世纪，我好像又患上了健忘症，西滩在我的记忆里正在逐渐地淡去，甚至包括蒙生的父亲，那个曾经令我十分心动的宝元老汉。最近的一次见面时，蒙生说他又在忙西滩的事。
我说，什么意思？
蒙生说，西滩要退耕还草了。
我说，何必当初。
蒙生说，你不懂，这叫反弹琵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