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
王莽（前45～23）西汉末年外戚，后为新朝皇帝。字巨君。父王曼，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庶弟。元后诸兄弟以外家封列侯，元成之世相继辅政，骄佚奢僭。王曼早死不得封侯，故王莽早年生活不如诸父兄弟。他折节恭俭，勤奋博学，谨事老母及寡嫂，抚养兄子，以德行著称。其伯父大将军王凤病，王莽侍疾，蓬首垢面，数月不解衣带。由于王凤临死前向元后和成帝推荐，王莽得拜黄门郎，迁射声校尉。永始元年（前16），封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倾家财赈施宾客，招纳名士，结交公卿大夫又揭发外戚定陵侯淳于长的罪过，获取了忠直的名声。绥和元年（前8），王莽代替王根为大司马。他爵位愈尊，矫情伪饰愈甚。妻子见客，衣不曳地，布蔽膝，人以为使婢。哀帝即位，佞幸董贤与外戚丁、傅两家得势，王莽曾罢官就第，杜门自守。在国三岁，上书为他讼冤的官吏以百数。哀帝死后，年幼的平帝即位，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王莽复任大司马，总揽朝政。他迫令董贤自杀，拔擢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刘歆等亲信，树为党羽，竭力诛灭异己。元始元年（1），进位太傅，号安汉公，后加称宰衡。
王莽为了进一步培植自己的势力，授意公卿奏请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均由安汉公接见。又指使公卿大臣和吏民上书，要求立其女为皇后。为笼络人心，他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赋给贫民。还奏起明堂、辟雍、灵台，增加博士名额，广为儒生筑舍，网罗郡国能教授五经及通晓《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小学和医药方术的士人数千名，遣诣京师，令其改正前人乖谬，统一异说。由于王莽辞让新野田的封赏，吏民上书称颂其功德者竟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元始五年，王莽加九锡。平帝死后，他拥立两岁的孺子婴，自己仿效周公辅成王故事，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之位，朝会称“假皇帝”，臣民称“摄皇帝”，改元“居摄”。宗室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先后起兵声讨王莽，关中民赵明、霍鸿等也群起反抗，众至十余万，攻烧官府，但相继为王莽所镇压。其后，宗室刘京、梓橦人哀章等迎合王莽心意，伪造符命，宣称汉祚已终，“假皇帝应作真天子”。初始元年（8），王莽遂自立为帝，改国号曰“新”，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王莽为了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附会《周礼》，托古改制。始建国元年（9）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凡男口不满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此外，又实行五均赊贷和六卬。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实行过程中又遭到地主阶级和商人的抵制和反对。尽管法令严禁买卖土地和奴婢，犯令者罪至死，但土地、奴婢的买卖照样进行。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宣布买卖“王田”及私属者，勿拘以法。负责推行五均六筅的人员，大多是富商巨贾。他们与郡县官吏勾结，上下其手，牟取私利，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反而增加了许多不便和痛苦。王莽还屡次改变币制，禁止使用五铢钱，另制各种各样的货币，名目既十分繁杂，换算比值又极不合理，甚至把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贝也拿来使用，造成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的以十万数。他们被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宫，罚作苦役，夫妇也被拆散重新婚配，因此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
王莽还任意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如改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改少府曰共工，改郡太守曰大尹，县令长曰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
在托古改制的同时，王莽派遣使者四出，强迫各少数族的统治者更换原先汉朝封赠的印绶。他贬各族的王为侯，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因而引起各少数族的强烈不满。匈奴、高句丽和钧町王都起兵反抗，西域诸国也断绝与内地的联系而归附匈奴。王莽派兵远道征讨，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见赤眉、绿林起义）。西汉的官僚贵族和地方豪强也纷纷打出反莽旗帜。地皇三年（22），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大军讨伐赤眉军，在成昌被赤眉打败。次年，派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发州郡兵四十二万，包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又遭到绿林军内外夹击，全军覆没。绿林军乘胜分两路进军，一路北上攻洛阳，一路西向攻长安。这时，王莽众叛亲离，还继续玩弄符命，自欺欺人。卫将军王涉、国师刘歆和大司马董忠密谋劫持王莽投降更始政权。事败，董忠被戮，涉、歆自杀。当绿林军进抵长安附近时，王莽驱使京城的囚徒出城抵挡。但囚徒军一过渭桥，便立即哗变，掘毁王莽祖坟，焚烧九庙、明堂、辟雍。长安城中的人民也群起暴动，配合变兵攻入皇宫。王莽逃至渐台，被商人杜吴所杀，新朝遂告灭亡。
董卓
董卓（？～192）东汉末年权臣。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性粗猛而有谋断，早年与羌中豪帅相交往，以健侠知名当世。后为州兵马掾，驻守边塞。桓帝末年，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复拜郎中，累迁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后，北地先零羌、湟中义从胡和金城人边章、韩遂起兵响应。董卓先后以东中郎将、中郎将、破虏将军、前将军的身份奉命镇压，屡屡败北。
中平六年，董卓被征为少府，他拒不到职。灵帝病危时以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他驻屯河东，拥兵自重，坐待事变。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和司隶校尉袁绍合谋诛诸宦官，不顾朝臣反对，私召董卓入京。后因谋泄，何进兄弟被宦官所杀。袁绍勒兵入宫欲讨宦官，张让、段硅等劫持少帝及陈留王外逃。董卓闻讯，引兵驰抵京城，并领何氏所属部曲，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吞其众。由此势力大盛，得以据兵擅政，废黜少帝，立陈留王为献帝，卓迁太尉领前将军事，更封为郡侯，进位相国。董卓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剽虏财物，淫掠妇女，称之为“搜牢”。又虐刑滥罚，睚眦必死，以致人心恐慌，内外官僚朝不保夕与此同时，他又为党人恢复名誉，起用士大夫，企图笼络人心。初平元年（190）冀州刺史孙馥与袁绍、孙坚等人兴兵声讨董卓。黄巾余部也陆续起兵关东。董卓挟持献帝西都长安，并焚烧洛阳宫庙、官府和居家，强迫居民数百万口随迁，致使洛阳周围二百里内荒芜凋敝，无复人烟。次年，董卓又授意朝廷封他为太师，地位在诸侯王之上，车服仪饰拟于天子。他还拔擢亲信，广树党羽，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子孙年虽幼小，男皆封侯，女为邑君。又筑坞于厹（今陕西眉县东渭水北），号“万岁坞”，积谷可供三十年。后司徒王允与董卓义子吕布及仆射士孙瑞合谋诛卓。初平三年四月，献帝大会群臣于未央殿，董卓入朝时为吕布所杀。消息传开后，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士女争卖其珠玉衣装，置酒肉互相庆贺。董卓被陈尸街衢，其家族被夷灭。
刘表
刘表（142～208）东汉末军阀。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少知名，是当时人所宗仰的“八及”之一。灵帝时为北军中侯，献帝初平元年（190），迁荆州刺史。得到蒯越、蔡瑁等当地名士、大族的支持，平定长江中游的反抗力量，徙治襄阳。当时群雄并起，割据南阳的袁术使孙坚进袭刘表，坚军被其击败，孙坚中矢而死，袁术袭夺刘表地盘的企图未能实现。初平三年，授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因实力雄厚，据地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在全国兼并战争中保地自守，中立观望。官渡之战，对袁绍、曹操两不相助。建安六年（201），刘备被曹操击败后投奔刘表，此后刘备依托他，在荆州数年。荆州二十几年中政局稳定，战争破坏较少，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关中、兖、豫学士归者以千数。他还建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闾、宋忠等撰《五经章句》。又广求遗书，形成“古典毕集，充于州闾”的盛况，起了保存文化的作用。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表病死。曹军到襄阳，刘表子刘琮举州降，刘备出逃，割据结束。
司马懿
司马懿是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名门望族的传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求贤若渴之时，听说司马懿很有才干，便征聘他出来作官，管理河北地区。司马懿觉得曹操是阉宦的后代，出身卑微，自己在他手下讨差使干，是屈节辱命，便以身患风痹症为由，推辞不受。
曹操素有疑心，他怀疑司马懿有意推辞，便派人装扮成刺客前去试探真假。司马懿早料到了这一点，便整天整夜躺在床上装病，当刺客用匕首刺向他心口的时候，他眼不眨，身不动。司马懿用装病逃过了征召。
韬光养晦，心狠手辣
公元208年，曹操再次征召司马懿，并且派使者传令：不论病否，定要应召，否则抓也要把他抓去。司马懿知道这次不是轻易躲得过的，便乖乖就范，担任了丞相府的文学掾。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曹操的深谋远虑和他卓越的政治、军事、文学才能令司马懿彻底改变了看法，使他非常敬重曹操。特别是有一次曹操被封为魏王，加九锡后，手下左右经常劝他干脆废掉汉献帝，自己做皇帝，司马懿也这样劝他。这时江东孙权呈递劝进表，也劝曹操代汉，而曹操不为所动，一眼看透孙权的心思，说：“这个碧眼小儿是想把我放到火上烤哪！”并明确地告诉左右，他要好好做周文王。这件事令司马懿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他开始竭尽全力效忠于曹操，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博取曹操的信任和赏识。
不久，曹操升他为主簿，主管相府一切事务，并让他和儿子曹丕交游，用意很明显，想让他与曹丕成为至交，好辅佐曹丕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但是，在委以重任的同时，曹操仍觉得放心不下，他通过各种渠道网罗司马懿的信息资料，多方调查、考察、验证。有一次，他听人说司马懿有“狼顾之相”，即向前走路猛然回头的时候，脸面正向后，而身躯不动，仍保持向前行走的姿态。他决定亲自验证。果然，司马懿确有狼顾之相。于是他告诫曹丕：“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不是做臣子的人，将来一定会干预你的家事，你要防备他些才好。”并且多次想加害司马懿，以绝后患。没想到司马懿早已与曹丕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曹丕不但不把他父亲的忠告当成一回事，还多次保护司马懿，使他免遭杀身之祸。
尽管处境险恶，司马懿却镇静自若，一如既往，表现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的姿态，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用韬光养晦之计，蒙蔽了老道的曹操，化解了曹操对他的猜忌。
曹丕称帝后，司马懿被提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曹丕出征，便命他镇守关中，处理政务，对他非常倚重，视为股肱之臣。
司马懿建功立业，主要在明帝时期。曹睿又继承乃祖、乃父事业，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这时正值诸葛亮六出祁山之时，拒蜀的重任落到了司马懿肩上。诸葛亮带大军十万，扎营渭水之南的五丈原，分兵屯田，以解决远征粮食问题。司马懿引军渡渭，背水为营以拒之。相持百余天，诸葛亮数次挑战，他高挂免战牌。诸葛亮赠送给他女人的衣服，嘲笑他胆小，他仍不出战，但为了安抚军心，装出大怒的样子，上表明帝请战。他感到诸葛亮攻势甚急，其中必有缘故，便向下战书的蜀兵询问，诸葛亮吃饭睡觉怎么样。使者回答说：“诸葛公夙兴夜寐，什么事都亲自过问，吃食不到数升。”司马懿便明白了，诸葛亮吃得少是心里烦，肯定活不几天了。果然，诸葛亮病重而死，其兵自退。
显示司马懿军事才能的是平定襄平之战。景初二年（238）春，明帝令司马懿带兵四万征讨辽东公孙渊。明帝问其战略，他说：“公孙渊必先拒辽水，后守襄平，我去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60日为休息，一年足以平定。”六月，司马懿军至辽东，公孙渊命将兵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司马懿说：“贼所以坚壁以守，想消耗我们的兵力，打持久战。我们若去攻打他，正中了他的奸计。贼兵大都守在这里，他的老巢必定空虚，我们若直接挥师襄平，一定唾手可得。”于是一方面虚张声势准备强攻，另一方面暗渡辽水，到达北岸，直扑襄平。公孙渊守将慌忙撤兵，被杀得大败，魏军遂进军围襄平。时值秋七月，暴雨季节，两月不止，辽水暴涨，平地水深数尺，三军恐慌，想移军而走。司马懿发布军令：谁再敢言迁宫，一律斩首！并将犯令的都督令史张静斩首以镇之，军心乃定。公孙渊依仗暴雨大水，用船运输辎重粮草，泰然自若。军士们想去抢夺，司马懿不允许，说：“这不是当年咱们攻打孟达的时候。孟达兵少而军粮够他们吃一年的，我们的兵力比他多四倍，而粮草不够一个月用的，所以我们采取速战速决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即使以硬碰硬，用四倍的力量打他们，损失一半兵力将他们攻下来，也划算，这叫不计死伤，而争粮草。现在，敌众我寡，但我饱敌饥，大水围困，敌人的兵力优势无法发挥，而我们并不怕敌人反攻，担心的是敌人逃跑，如今他们粮草将尽，如果抢掠他们的牛马粮草，等于驱使他们逃跑。作战应重视随机应变，敌人恃仗人多雨大，因此虽然饥困也不想束手就擒，我们应该显示出对其无能为力的样子，而使他们安于现状。”朝廷大臣闻军遇雨，想建议令司马懿撤兵，明帝不同意，说：“司马懿临危制度，擒公孙渊可计日而待也。”晴天以后，司马懿完成了对襄平的包围，作土山，挖地道，准备攻城的器具，昼夜强攻，矢石如雨，公孙渊窘急不堪，粮尽而人相食，只好派人请降。司马懿决不心慈手软，斩杀来将，对部下说：“作战要义在于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剩下的就只有投降和死亡了。公孙渊不肯面缚请降，只好消灭他。”于是攻陷襄平，斩公孙渊父子，并诛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余人，可谓心狠手辣。
受托摄政，诡计多端
景初三年（239），明帝病危，召司马懿入见，他紧握着司马懿的手说：“我把后事全托给您，您与大将军曹爽共辅少子。我苦苦支撑病体等您回来相见，现在死而无憾了。”言毕叫出自己的两个儿子，让司马懿仔细认清哪个是传位的曹芳（即齐王），又叫曹爽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这时的司马懿表现得痛哭流涕。是日，立曹芳为皇太子。不久，明帝死去，曹芳即位为齐王，司马懿和曹爽分领三千人马轮番在宫廷内外值班。因为司马懿服侍曹家三代，年事已高，取得了曹家信任。所以包括曹爽在内，都将司马懿当作父亲对待，凡事必咨询于他，不敢独断专行。
但此后不久，围着曹爽转的一群朋党何晏、邓褕、李胜、丁谧、华轨等人想排挤司马懿，以让曹爽独揽政权，以此为进身之阶，于是便让齐王发诏，调司马懿为太傅，表面是提高了官位，尊重了他，实际是剥夺了他的实权。面对这种处境，司马懿忍气吞声，决定以退为攻，请求告者养病，又演开了他的拿手好戏——装病，趁机联络心腹，积蓄力量，暗中策划。
曹爽素知司马懿诡计多端，就趁心腹李胜调为荆州刺史之机，让李胜向司马懿辞行，看其是否真病。
李胜进了司马府，通报了姓名。好大一会，请其入见，只见两个婢女从床上扶起一个披头散发、神志委靡的老人来。婢女侍奉他穿衣，他抖抖索索，连衣服都抓不住，掉在地下服侍他喝粥，他也难以下咽，粥从嘴角流出来，弄得前胸和被子上一片狼藉。李胜上前向他问安，他又聋又哑，语无伦次，一付行将就木的样子。
“主上年幼，国家全仰仗太傅几日不见，太傅竟病重如此。今我蒙皇上圣恩，调到荆州，特来向您告辞。”
“我……年老病重，死在旦夕。您去并……并州，靠近胡地，可……要严加防范哪！”
“我是去荆州，不是去并州！”
“什么，你刚从并州回来？”
“我、是、去、荆、州！”
“噢，您是从荆州来的？”
于是，李胜只好用笔写给司马懿看。司马懿装作大悟的样子，气喘吁吁地说：“您是去荆州啊，好好建功立业吧！我有两个儿子不肖，今后请您多指教见了曹爽大将军，也让他好好照顾他们。”话未尽便倒在床上老牛大憋气起来。
李胜得出的结论是司马懿已是朝不保夕，不足为虑了。曹爽接此报告，自然放松了警惕。
痹痹曹爽，策划政变
正始十年（249），明帝冥寿十年忌日，按照曹家制度，皇帝不可以去墓陵凭吊，以恐宫中空虚，发生不测。而曹芳、曹爽及其兄弟一行军政要员非要去亲祭不可。曹爽的智囊桓范劝道：“你们总理万机，统率禁军，不能一起出祭，应该留下几个人守城。否则城门一闭，你们谁还能够进得来？”曹爽说：“如今天下大权集于我一身，谁敢胆大妄为！”
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运筹帷幄的司马懿岂肯错过这天赐良机。他率领亲信闯入皇宫，假借皇太后之命，集结军队发动政变。他先令司徒高柔代大将军职，占据曹爽军营又命太仆王观任中领军，占据曹羲军营，接管了曹家在城中所有的军事力量。然后关闭城门，占领武器库，占据洛水浮桥，切断曹家一党的归路。同时，上书齐王曹芳，弹劾曹爽一党违背先帝遗言，扰乱国纪，假天子之名作威作福，挑拨皇上与皇太后的关系，中伤皇族等几大罪名。
此外，司马懿又恐怕曹爽迁帝许昌，调外地军队和他决战，又派人去劝降曹爽，说只要交出兵权，便可回到府第，一切爵位不变，决不食言。
这时，从城中冒死逃出的桓范，找到曹爽、曹羲弟兄，极力要他们迁帝许昌：“您这样的人，一旦失去权力，只有死路一条，任人宰割，投降无异于就死。从这里到许昌，不过一夜的路程，您可以召集军队，我帮您调集粮食，很快便可以挽回局势。”但昏庸的曹爽却选择了投降道路：“司马懿无非是和我争兵权。我交出兵权，照样是个富家翁！”
曹爽过分低估了司马懿，司马懿要的是曹魏天下，他要算总账，将一辈子的贡献一次结清，留给子孙一壁江山。
于是，司马懿软禁了曹家兄弟，拷问宦官张当，让其供认与曹爽里应外合，计划叛乱，以此为口实，将曹爽一党一网打尽，全部处以死刑，并满门抄斩，夷灭三族。
从此，曹魏朝政大权全部落入司马氏之手，曹芳沦为惟命是从的傀儡。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昭之心，更是“路人皆知”，到其孙司马炎，终于用禅让的形式逼曹芳让位，当上了皇帝，是为晋武帝，圆了改朝换代的帝王梦。
还有一件事情不可以不交待。司马懿临终遗命，严申不准谒陵，以防宫中趁虚改变又规定陵墓不封不树，即使后人想挖坟也找不到标志。致使至今晋代皇陵在何方，仍是个谜。可谓生前死后，算计无余。
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北洋军阀首领，中华民国大总统。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叔祖甲三以督办安徽团练镇压捻军起家，累官至漕运总督。父保中系地方豪绅。叔父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1876年（光绪二年）和1879年，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次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和中国有宗藩关系，吴长庆受命前往镇压。袁世凯负责前敌营务处，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吴长庆回国。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12月，朝鲜开化党在日本驻汉城公使馆支持下发动政变，捕杀事大党多人。袁世凯闻讯率领清军干涉，使事大党重掌政柄。日本政府借此要挟，袁被调回国。次年，复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1893年，升为浙江温处道，仍留在朝鲜。至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回到天津。战争爆发后，被派赴东北前线，协助前敌营务处周馥，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
1895年12月，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遥直上。1897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
时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开展，袁世凯捐资参加强学会，以示赞同维新。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密谋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帝处境孤危，遂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世凯）以备不测”的建议，于9月16日召见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次日，维新派谭嗣同密访于法华寺，要求他统率新军进京，“除旧党，助行新政。袁世凯当面应允，但随即回天津向慈禧太后的宠臣、直隶总督荣禄告密。21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绪帝，宣布重新临朝“训政”。次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时山东境内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派兵到各州县残酷镇压。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权势更加显赫。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并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1902年，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勖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臣，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军官。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他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处心积虑扩张权势，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掌握中央政柄的满族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双方权力之争日趋激化。皇室亲贵煽动一些御史上疏屡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任用私人，甚至预言将步曹操、刘裕后尘。1906年，袁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即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次年初，袁世凯被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1911年10月（宣统三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汉阳、汉口相继被革命军攻占。载沣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于10月27日任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11月1日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指挥北洋军攻占汉口后，即进京组阁，并迫使摄政王载沣退回藩邸，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他又命令北洋军攻占汉阳，迫使革命党人接受了停战议和的建议。12月，派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以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作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于是，袁世凯借革命党人的声势，逼迫宣统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退位。次日，向南京临时政府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并议决请他到南京就职。但他以北京发生“兵变”为借口，拒绝南下。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从就职伊始便极力图谋专制独裁统治。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试图组织政党内阁，以对袁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袁把国民党视为实行集权的最大障碍，策动北洋军警干涉政治，逼迫国民党人退出内阁；裁减南方各省的革命军队，派人刺杀国民党的领导人宋教仁；同时，拉拢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立宪派，资助他们组成进步党，以此来与国民党人对抗。在外交方面，他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从五国银行团获得两千五百万英镑借款。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袁世凯于1913年7月公然派北洋军南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接着，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独裁统治的工具。1914年5月，宣布废除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通过这次改组，迫使支持过他的进步党人退出政府，剥夺了段祺瑞等人的军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不仅可以终身连任总统，还可以指定继承人。
1914年底，袁世凯以为做皇帝的条件已成熟，示意心腹爪牙四出煽动，制造舆论，声言共和制度行不通，只有改为帝制，国家才能富强。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帝制的支持，他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于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大部分条款。不久，又唆使一些北洋官僚政客出面组织筹安会和请愿团，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至12月11日，御用的参政院以国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推戴他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在假意推辞之后，于次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准备于1916年元旦加冕登极。
但是，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阶层的义愤。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袁世凯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5月下旬忧惧成疾，6月6日在举国声讨中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