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
周公，周初政治家，名旦，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宝鸡东北），称为周公。
文王死后二年，周公佐武王东伐殷至孟津。四年，他和太公望、召公勣佐武王灭殷杀纣，三分商王畿地。封纣子武庚于邶以续殷祀，封文王子管叔于鄘、蔡叔于卫防范之，名义上合称三监，以监殷民。
克殷二年后武王重病，遗命周公即位。但周公告天请代武王死，告天策文藏于金塚箱内。武王死后，“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为应付危难，立武王年幼之子诵为周成王，又自己执政称王，以致引起内部争权斗争。管、蔡也乘机散布流言，引起成王对周公的怀疑。最后成王开金塚箱，看见策文，周公才获得信任。于是管、蔡勾结武庚起兵反周。
武庚利用时机，联络东（都）、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祝融）、盈（嬴）诸族共图复国，声势远比新起而内部分裂的周强大。周公和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经过三年东征，平定了三监叛乱。《逸周书·作雒》说武庚北奔，管叔自杀，蔡叔被囚周公征服熊、盈之族十七国，俘维（淮夷之族）九邑。《孟子·滕文公》则说其灭国五十。地居河汾之东的唐也起事策应武庚的叛乱，后为周公诛灭。这次战事是武王灭殷后周公为彻底征服殷族及其同盟作出的最大功绩，周王朝的统治由此奠定下来。
周公于第四年回到宗周即采取两方面政策：一是分治殷民，一是分封诸侯。《荀子·儒效》说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大抵姬、姜两族进占已开化膏腴或要冲之地，殷及其联盟各族则被赶至落后偏僻地区，造成了周初的一次民族大迁移。
为实现武王遗志，周公于执政五年时以大量殷遗民营洛邑，建东都成周，至七年告成。他请成王到新都举行首次祀典，并开始亲政，成王则请他留守洛邑。此后周公归政成王，自己留守成周，与留在宗周的召公形成“分陕而治”的局面，自陕（指陕原，即陕陌，今河南陕县西南）以东广大疆域都归周公治理。三年之后，周公老于丰，成王任命其子明保到成周负责“三事四方”。周公遗言死后愿归葬成周，但成王尊其功，留葬于宗周附近毕地与文王墓相邻。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除了把制礼作乐叙在六年有失牵强外，其余大抵是正确的。所谓制礼作乐，是指周公在整个执政期间对有关各种典章制度及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树。《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先君周公制周礼”，说明周公的制礼工作在历史上很有名。
晏婴
晏婴（？～前500），尊称晏子，字仲，谥平，后世又称晏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据《左传》记载，他于鲁襄公十七年（前556）继其父晏弱为齐卿，随后历事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到景公时，由于他政绩卓著，尤其在会见晋国使者范昭和出使楚国期间都表现出超人的大智大勇，为国争了光，升为相国。接着，他又以“二桃杀三士”之计智除了威胁国君的“齐国三杰”，推荐文武全才的田穰苴接任齐国大将军，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从而将齐国治理得国富兵强。他本人也由此而被誉为一代名相，并被史家尊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另据考证，晏婴还是我国先秦时期卿大夫中力倡廉政且躬行不怠的第一人。
以民为本
在《左传》和《晏子春秋》中，都详细记载着晏婴“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多次强调：“以民为本”、“先民而后身”。鉴于此，他数十年如一日，一直以恤贫厚民、敢谏尽职而名显诸侯。
晏婴相齐之初，当年齐桓公称霸的业绩早成历史，整个国势相当衰弱，北边的燕国，西边的晋国和南边的楚国，都经常犯其边境。在国内，官家垄断着大部分山林、土地、渔盐，贵族们“宫室日更，淫乐不违”，“肆夺于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晏婴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机智地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尽最大努力去为民请愿。
有一次，乐不思政的景公问晏婴，自己能否像先祖齐桓公那样称霸诸侯？晏婴脱口而出：“桓公之时，特别注重选贤任能，以鲍叔、管仲为左膀右臂。可您呢？不但左倡右优，而且前面有进谗言的，后面有拍马屁的，这哪能成呢！”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话在景公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震动。
还有一次，景公为兴建亭台而役使大批民工，虽值秋收季节也不让他们回去。民工们心急如焚，但都敢怒不敢言，只能暗暗叫苦。晏婴对此曾专门进谏，无奈景公执迷不悟，仍然一意孤行。接着，还为了亭台的开工而举办了一场大型饮宴，并令晏婴陪侍。晏婴待酒过三巡，忧心更甚，遂即席起舞，同时唱道：
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矣若之何？
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慑慑矣如之何？
唱着唱着，禁不住泪流满面，一些忠臣义士也一个个随之掉下了热泪。酒酣耳热的齐景公见此情景，才震惊、醒悟，下令停止了亭台工程。
又有一次，齐景公病了。他以为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要大臣大举祈祷。晏婴又引经据典，劝他将祈祷上苍改为实行德政，去禁、毁关和薄敛减赋。也巧，景公恩准了他的奏请不久，大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从此，他对晏婴更加信任，而晏婴对他的劝谏也更多、更及时、更直率。
有一年，阴雨连绵，齐国都城附近百姓的房子倒塌了许多，无数人无家可归，缺吃少穿，眼巴巴期待着朝廷救济。而齐景公却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旧饮酒作乐，甚至派人到处去找能歌善舞的人陪酒助兴。晏婴得知后，先将自己家中的器具、粮食分给灾民，然后去见齐景公，说：“现在雨水成灾，百姓饥寒交迫，而您却日夜享乐不去救灾。您的马吃着国家粮仓里的粮食，您的狗吃着一般人家经年舍不得吃的肉，您的宫女们天天都在大吃大喝，而您的百姓却在啼饥号寒。如此下去，百姓们就不愿意再拥戴您这样的国君了！”齐景公一听，连忙派人去了解灾情，发放救济物品。
此后不久，晏婴陪伴齐景公外出，见他对田野路边一具具冻饿而死的尸体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又说：“当年，桓公看见饥饿的人便给粮食，看见有病的人便给钱看病，而您却对百姓冻饿而死不痛惜。如此下去，百姓就会离心离德，去拥戴别人做齐国的君主了！”齐景公这才连连认错，并下令掩埋死尸，发放粮食，减免赋税徭役。
清廉俭约
在史书中，有多处提及晏婴“食不足”、“食肉不足”、“衣食弊薄”、“乘弊车驽马”、“布衣栈车而朝”。还说他每日的正餐，吃的是糙米饭，只有一荤一素两个菜。一天，齐景公的使者到他家正赶上他要吃饭，就把饭分了一份给使者吃，结果两个人都没吃饱。他穿的是粗布衣，即使祭祀祖先也不过将衣服和帽子洗干净穿上而已。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并且一直穿了30多年。平时上朝，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的破旧车子，有时甚至走着去。至于住的，照景公的话说，是“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
齐景公见晏婴如此清苦，便派人送给他许多钱财。前两次都被他全部退还。第三次他收了下来，将它们转赠给了贫穷的亲友和灾民。之后，他生怕景公再次恩赐，便如实向景公说明了情况，还说：“作为一个大臣，将国君的恩赐用于百姓身上，是以臣代君治理百姓，忠臣是不应该干的；不用在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臣下就变成了一个装东西的箱子，仁者是不会干的；上对不起国君，下对不起百姓，只干守财奴的事，聪明的官吏是不会干的。所以，请您千万不要再赏赐臣下了。”景公不解，问：“想当年，管仲不也接受了桓公封赏的500个村庄吗？”晏婴便说出了“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的话，并“再拜而不敢受命”。
然而，景公总觉得晏婴乘坐的车子与其身份太不相称，所以仍坚持送他一辆由几匹良马驾的好车。晏婴再三谢绝，并坦诚地表示：“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责任重大。平时，我怕他们奢侈浪费和行为不轨，一直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百姓负担。我若乘坐好车，百官们便会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弥漫四方。假如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无法禁止了。”
接着，齐景公又利用晏婴出使他国之际，“毁其邻以益其宅”，为他新建了一处相国府。但晏婴回京之后，马上从相府搬回了原来低矮狭小的住处，同时将相国府加以改造，分配给了原来住在那儿的人。
后来，景公还决定将富庶的平阳（今山东平阳东北）和棠邑（今山东聊城北）赏赐给晏婴。晏婴表示感激却不肯接受。他说：“以往，由于您热衷修建亭台楼阁，致使百姓精疲力尽由于您迷恋声色犬马，致使百姓贫困不堪由于您动不动就对邻国兴兵打仗，致使百姓性命难保。直到现在，百姓们仍在怨恨朝廷和官府。因此，我不敢接受您的赏赐。”景公默默点头，但又问：“难道您就不想富贵吗？”晏婴答道：“我以为，当臣下的首先要为君主，然后再为自己；先为国，再为家。至于富贵，人人所盼，我怎能例外呢！”景公说：“那么，我应赏赐您什么呢？”晏婴随即表示：“如果您能下令减免渔盐商人的税收，对农民实行‘十一税’，再减轻各类刑罚，这将是我想得到的最大赏赐，我也将永远感激不尽！”景公十分高兴，当即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
晏婴到了晚年，不仅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赏赐，还向齐景公提出将原来赐他的封地退回去。景公认为：在齐国历史上从未有臣老辞邑的先例，坚决不同意。但二人推来让去，最终还是晏婴说服了他，将封地全部退还，自己仅留下了一辆劣马驾着的破车。
晏婴临终之前，还谆谆告诫家人：丧事要从俭，绝不许厚葬。
忠于老妻
在《晏子春秋》中，还有多处描写晏子对其老妻忠贞不贰的篇章。
其一说的是，有一天，晏子正在房内休息，忽然有个年轻漂亮的婢女轻轻推门进来，接着眉来眼去地向他献殷勤。她见晏子兀然不动，又露骨地说：“奴婢本是东郭人，自愿献身于大人，终生服侍大人。”晏婴一听，顿时拉下脸来，严肃地规劝她好自为之，千万不要妄生杂念。那婢女又羞又愧，只好低下头匆匆离去。
其二说的是，有一天，齐国大夫田无宇路过晏婴家门口，见晏婴站在门外，便凑上去打招呼。这时，房内走出一位老妇人，其“发斑白，衣缁布之衣，而无里裘”，走起路来也摇摇晃晃的。田无宇待那妇人走远后，问晏婴：“刚才那位老妇人是谁啊？”晏婴说是自己的妻子。田无宇听罢大笑，说：“您位至中卿，食田七十万，为何不另娶一位妙龄阿娇，却同一个老太婆厮守在一起？”晏婴瞧了他一眼，不屑地说：“我晏婴曾听人说：‘去老者，谓之乱纳少者，谓之淫；且夫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难道你希望我有淫乱之行，不顾于人伦而另娶，做那些倒行逆施、寡廉鲜耻的事吗？”几句话，将田无宇说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其三说的是：齐景公有位女儿，年轻貌美，想嫁给晏婴。有一天，景公借机到晏婴府上去赴宴。酒至半酣，景公见一妇人穿堂而过，便明知故问：“这就是您的妻子吗？”晏婴点头称是。景公故作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这样老，这样丑！”接着又说自己有个女儿“少且姣”，愿意嫁给他做夫人。晏婴一听，马上站了起来，诚惶诚恐地表示：“现在，我妻子确实又老又难看，但她和我已经生活了许多年。她年轻时，也很漂亮，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变成而今模样。我决不能辜负她！”还说：“无论任何人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和难看的。我感谢主公的好意，但我万万不能从命！”说罢，俯身而拜。景公见此，也只好作罢。
在晏婴相齐期间，齐国万象更新。他兴国安邦的韬略，尤其是他那以民为本、清廉节俭以及忠于爱情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深得人心。以至于汉朝太史公司马迁在为他作传时，也连声赞叹：“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意思是，如果晏婴还活着，哪怕让我司马迁去为他执鞭驾车，我也心甘情愿！
孙叔敖
孙叔敖原名塭敖，字孙叔，又字艾猎，春秋楚国期思（今河南固始西北）人。其父塭贾曾任楚国司马，因反对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宰相）斗越椒叛乱，而被贼人杀害。为躲避灾祸，其母带着他逃回故乡种田度日。
据史载，孙叔敖外貌丑陋，但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知识渊博，道德高尚，后来做了楚国的令尹，在就任3个月之内，就把原来的烂摊子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楚国出现了“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的一片振兴气象。
见义勇为
孙叔敖从小就有胆有识，处处为别人打算。在他还不到10岁时，有一次他在田边玩耍，看到了一条两头蛇。据传说，两头蛇是不祥之物，见者必死。所以，他一时又惊又怕。但为了不让别人再看见它，便随即捡起一旁的小木棍，竭力向蛇打去。那蛇猛地昂起头，样子十分吓人。他却就势窜上去，一脚踢在蛇头上，接着连抽三木棍，将蛇打死了。随后，又就地掘了一个坑，把它深深地埋入地下。
孙叔敖回到家里，躲在一处哭起来。母亲问其缘故，他将刚才的情况说了一遍。母亲欣慰地点了点头，说：“人常说‘有阴德者，阳报之’。德能战胜不祥，仁能消除百祸。你如此想着别人，关照别人，老天会保佑你的。所以，你不但不会死，说不定还有后福呢！”孙叔敖听罢母亲一番话，也随之破涕为笑。
此后，孙叔敖的母亲更加勤俭，节省钱米供儿子读书。而孙叔敖也求知若渴，学业突飞猛进。此事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四面八方，被越来越多的人传为美谈。
大公无私
数年后，楚国令尹虞丘子听说孙叔敖德才兼备，便微服私访，亲自考核，并确认他是位不可多得的贤才。于是，将他引荐给了楚庄王，并建议由他接替自己的职务。开始，楚庄王说什么也不答应。虞丘子说：“长久占据禄位的，是贪；不推荐贤能通达的，是虚假；不把职位让出来的，是不廉；不能做到这三点，是不忠。做臣子的不忠，君王又为什么偏要把他当作忠？”说罢，又一再表示：“臣下一定要辞职！”
楚庄王见虞丘子如此态度，也不便再说什么，只好亲自核验孙叔敖的人品和才干。他问孙叔敖治国之道，孙叔敖从容作答。二人越谈越投机，竟谈了整整一天。庄王遂提出由他执掌国政，他却推辞道：“我出身于田野农舍，骤然执掌大权，怎能让众人信服呢？大王若有意用我，就把我摆在众臣之后吧！”然而，庄王基于虞丘子的力谏和自己的当面验证，还是让他担任了令尹。
孙叔敖上任不久，虞丘子的家人犯了法。孙叔敖经过详细审讯，毅然照律将那人判了死刑。当时，不少人都抱怨孙叔敖对不起虞丘子，而虞丘子却非常高兴地进见庄王说：“臣下说孙叔敖能治国理政，执法不偏私，现在可以证实了吧！”
施惠百姓
孙叔敖为政，注重教化，倡导勤俭，致力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平时，孙叔敖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要上下和睦同心，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每逢秋冬季节，又劝导人们进山采伐竹木等林产品，然后储存起来待春夏之际，再通过河流运出去卖钱。老百姓从中受到了实惠，自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发展经济方面，孙叔敖最大的贡献是兴修水利。首先，他在自己的家乡期思一带征调民工，排除积水，取得了良好的效益。接着，在雩娄（今河南商城东）兴建水渠，使当地农业获得了丰收。随后，又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凿了规模宏大的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即其残存的一部分）。有关资料上说：芍陂“陂周一百二十里许”，可灌溉100万亩农田，不仅对当时的生产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惠及后世。有关专家还评述道：芍陂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早、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它比西门豹筑建的漳河渠早200多年，比四川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早360多年。当地人民为表达对孙叔敖的怀念和敬意，特地在陂北修建了一座“孙叔敖祠”。此外，孙叔敖还协助楚庄王训练军队，整修武备，终于在公元前597年打败了晋国，从而成为中原霸主。
清正廉洁
孙叔敖尽管爵高、权重、禄厚，但平日只“乘栈车牝马，披毁羊之裘”，连他的妻子也“不衣帛”。他的随从见他如此俭朴，劝他说：“坐新车则安全，乘肥马则行得快，穿狐裘则暖和，您应该换成新车、肥马、狐裘。”他解释道：“君子穿上好衣服更加恭谦，小人穿上好衣服更加傲慢。我没有好的品德配乘新车、肥马，穿好的衣服。”
有一次，有位名士去拜见孙叔敖，问他：“我听说做官做久了的，会遭到读书人的忌妒；俸禄丰厚的，百姓会怨恨他；地位尊贵的，君主会厌恶他。而今，您官久、禄厚、位尊样样俱占，却没有得罪任何人。这是为什么呢？”孙叔敖爽快地回答道：“我虽然身为令尹，但从心里更谦虚每当俸禄增加，得到我所施舍钱财的人也随之增加地位越尊贵，待人的礼数越恭谨。正因为这一缘故，才没有得罪楚国各界人士。”
鉴于孙叔敖功勋卓著，楚庄王曾多次要赐他封地，但他每次都坚辞不受，“持廉至死”。
在孙叔敖临终之前，他还给庄王上奏章说：“承蒙大王提拔，我这样一个田野农夫竟当上了令尹，可惜我无能报答您的知遇之恩。我有一子，资质太差，不配伺候大王，请让他回乡种田。”还说：“晋国虽败，但目前仍是我国的劲敌，不可小视连年兴兵攻伐，百姓度日艰难，大王要加以体恤爱护！”庄王看罢，不禁热泪盈眶，无限感慨地对人说：“令尹至死不忘国家，实在难得！”
孙叔敖死后，其子孙安谨遵父训回到了家乡。由于家中一贫如洗，终日以种田、打柴维持生计。庄王最喜爱的戏子优孟听说后，将此情编成了歌谣，自己装扮成孙叔敖，演唱给庄王。庄王深受触动，立即召见了孙安。当他见孙安衣衫褴褛，不禁泪下，问其“为何穷到如此地步？”优孟从旁答道：“这正说明孙叔敖令尹是何等公而忘私！”庄王略加思忖，便“封之寝丘（在今河南固始境内）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
商鞅
战国时秦国政治家。姓公孙，卫国贵族，又称卫鞅或公孙鞅。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座门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座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闻秦孝公下令求贤，发愤图强，乃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其主要内容是：①实行连坐法。即将秦民编入什、伍之内，使其相互监督。一人犯法，同一什、伍之人不检举、告发，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告奸者则可受赏。②用法令力量迫使大家族向个体家庭转化，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③禁私斗，鼓励秦民杀敌立功。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④贯彻重农抑末的策略，其具体措施是：对于努力耕作者免其徭役，对于怠于种田或因从事手工业、贾贩活动而致贫者罚为奴隶。⑤要求宗室也立军功。《史记》记：“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
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奖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战国策》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在秦国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故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并第二次下变法令：①推行县制。并小都、乡、邑为直属于中央的县。县置令、丞。全国共置三十一县（一作四十一县）。②废除井田制。《史记》有：“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③统一度量衡，即平斗桶、权衡、丈尺。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国富强。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印率军拒之，商鞅用诈谋虏取印而破其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州、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
商鞅相秦期间，因鞅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太子惠王立。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印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俘。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商鞅遗物，过去所发现的有铜戟、铜镦和铜方量。戟铭为“十三年，大良造之造戟”，镦上的铭文为“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方量之铭是“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十六年、十八年皆为孝公之纪年。文献记载中称商君相秦，今证之以铭文，鞅官居大良造，和国相相当，相邦之名孝公时尚未出现。
战国晚期，已有商鞅或商鞅后学的作品流传于世。《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南面》又说：“说在商君之内外。”表明韩非读过商鞅的内、外篇。西汉时司马迁曾读过商君的《开塞》、《耕战》，则今本《商君书》西汉时已有之。但该书中有的篇内提到垂沙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等，这些战役都发生于商鞅卒后几十年。可见该书有些部分是战国晚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