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开春的时候，舅舅们分家了；雅科夫留在城里，米哈伊尔搬到河对岸。外公在田野街[48]上买了一幢漂亮的大房子，楼下一层是石头砌的酒馆、一个有着舒适小房间的阁楼和一个通向山沟的花园，山沟里长满密密的光秃秃的柳树枝条。
“好多鞭子啊！”外公一边向我快乐地眨了眨眼，一边说。我跟着他沿着松软的、融雪的小路走着，巡视着花园。“瞧着吧，我马上要教你识字，到时这些鞭子正合适……”
整个屋子被租客占满，外公只在楼上留了一个大房间自住和接待客人，外婆和我住在阁楼上。阁楼的窗户朝着大街，每到傍晚和节日，在窗台上探过身子看那些醉汉从小酒馆踉踉跄跄地出来，摇摇晃晃地走着，叫喊着，不断摔倒。有时，他们被人像口袋一样扔出来，可他们还要去撞小酒馆的门；门一阵噼里啪啦、哗哗作响，滑轮发出刺耳的尖叫，一场打斗开始了，——从楼上看这些非常有意思。外公一早就去儿子们的染坊帮他们照顾生意；他晚上回来时，闷闷不乐，又累又气。
外婆在家做饭，缝补，在菜园子和花园里刨地，就像一个大陀螺，被一个看不见的鞭子抽得整天团团转。她嗅鼻烟，兴致勃勃地打喷嚏，一边擦脸上的汗，一边说：
“你好啊，可敬的人们啊，祝你们万寿无疆！喂，阿廖沙，我的心肝，我们过得多平静啊！感谢圣母，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
可我并没觉得我们过得平静；从早到晚，屋子里，院子里，女房客们乱哄哄地跑来跑去，女邻居们也是如此，大家都在急忙奔向某处，又老是迟到，唉声叹气，大家都在准备着什么，总在喊：
“阿库琳娜·伊万诺夫娜。”
阿库琳娜·伊万诺夫娜对所有人都温柔地微笑，对大家都细致、周到，她用大拇指把烟装进鼻孔里，小心翼翼地用红色的方格手帕擦干净鼻子和手指，说：
“防虱子，我的太太，要常洗澡，洗薄荷蒸汽浴；要是皮下生虱子，就舀一汤勺最干净的鹅油、一茶匙升汞、三滴重水银，放到茶碟上用破瓷片研磨七次，然后抹上；要是用木头勺子或者骨头来研磨，那水银就完蛋了；也不能用铜器和银器，——伤皮肤！”
有时，她若有所思地劝道：
“大娘，您啊，去佩乔雷修道院[49]找阿萨夫苦修士吧，这问题我没法回答您。”
她给人当接生婆，调解家庭纠纷，给小孩治病，背诵《圣母梦》[50]，让女人们背熟“交好运”，给人们家务上的忠告：
“黄瓜自己会说什么时该腌。如果它停止散发泥土和其他异味的话，就可以腌制了。格瓦斯[51]要发酵才有味，才有泡沫；格瓦斯忌甜，你只要加点葡萄干就行，要是放糖，一桶只要一点点。酸奶子有各种做法：多瑙河口味、西班牙口味，还有高加索口味……”
我整天跟着她在花园和院子里转悠，跟着她到女邻居那里去，她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边喝茶，边聊着各种八卦；我好像长在她身上，这段时间，除了这位不安分的、不知疲倦的慈祥老太婆，我不记得还看见其他什么了。
有时，母亲不知从哪里来待一小会儿；她神态高傲而严厉，一双冷冷的灰色眼睛像冬天的太阳，看着周围的一切，然后又迅速消失了，没有留下可回忆的印象。
有次我问外婆：
“你会巫术吗？”
“呵，你还真想得出来！”她冷笑了一下，然后立刻沉思着补了一句，“我哪里行啊，巫术可是一门很难的学问啊。我可不识字，一个字母也不认识；瞧你外公多有学问，多神气，圣母可没让我变聪明。”
她给我讲了一段自己的生活经历：
“我其实从小也是孤儿，我母亲是个贫农，又是个残疾人；还在当闺女的时候，就被地主吓得够呛。有天半夜，她吓得从窗户上跳下去，半边身子骨摔折了，肩膀也伤到了。从那时起，她的右手，那只最管用的手，就萎缩了。本来那时她还是个有些名气的织花边的能手。这一下，地主老爷就不想要她了，让她走人，‘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可是少了一只手该怎么生活啊？于是她就四处流浪，祈求人们的怜悯，那时的人们比现在要有钱，也要仁慈一些，——可敬的巴拉罕木匠和花边女工，——都很棒！冬天和秋天，我就跟她一起在城里要饭，加百利大天使把宝剑一挥[52]，赶走了冬天，春天降临大地，——我们继续走，走向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到过木罗姆、尤列维茨，沿着伏尔加河往上走，沿着静静的奥卡河行走。春天和夏天，在大地上四处流浪真不错，大地是如此亲切，青草像天鹅绒一般；至高无上的圣母把鲜花撒向田野，你也获得了快乐。心儿感觉天地很广阔！有时候，母亲微闭起蓝色的双眼，引吭高歌起来，——她那小嗓子不算有力，但很响亮，——四周的一切似乎在打盹儿，纹丝不动，都在听她唱。讨饭的生活还不错！我刚过九岁，母亲就觉得带着我四处乞讨有点难为情，她感到害羞，就在巴拉罕住下来了；她沿着大街挨家挨户乞讨，每逢节日，就沿着教堂台阶收集施舍。我就坐在家里学织花边，急急忙忙地学，希望快点帮到母亲；有时学得不顺，就流泪。也就两年多的工夫，你看，我学会了，而且闻名全城：只要谁要好的手活儿，就会找我们——‘喂，阿库莉娅[53]，动动你的小织棒吧！’我也很乐意，就像过节一般！当然，不是我的技术好，而是母亲指导的好。虽然她只有一只手，自己无法干活儿，但是她会指导。一个好的导师比十个工人还宝贵。可我自满起来了：‘你啊，我说妈妈啊，你就别满世界要饭了，我一个人就能供养你！’可她却说：‘住嘴，要知道，这可是在为给你置办嫁妆攒钱啊！’不久，你外公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棒的小伙子，二十二岁，已经是驳船的工长了！他母亲把我细细打量了一番，她看出来了，我会做活儿，是乞丐的女儿，会很听话，行啊……她做面包圈卖，是个坏心眼的女人，还是别提了吧……哎，我们老是回忆坏人干吗？上帝会自己亲眼看到他们的，上帝看到他们，魔鬼喜欢他们。”
她发自内心地笑了，她的鼻子很滑稽地抖动着，一双眼睛若有所思地闪着光，让我感到很亲切，所表达的一切比言语还要明白。
记得是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我和外婆在外公的屋里喝茶；他身体不大好，坐在床上，没穿衬衣，肩上披着一条长毛巾，每分钟要擦一次，满头大汗，呼吸急促，声音沙哑。他那绿色的双眼变得浑浊，脸皮浮肿，变得通红，尤其那又小又尖的耳朵红得厉害。当他伸手去拿茶杯时，手可怜地颤抖，他温顺得不像他自己了。
“为什么不给我放糖啊？”他像个惯坏的孩子，撒娇似的问外婆。
她温柔而果决地回答：
“混着蜂蜜喝，这对你更好！”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很快吞下一口茶，说：
“你可要好好看着，我可不能死！”
“别怕，我会尽心看着的。”
“哦，哦！要是现在死掉，——就仿佛没活过似的，——一切都归于尘土！”
“你别说了，静静躺着吧！”
他闭上双眼，沉默了一会儿，咂着乌黑的嘴唇，忽然，就像被针扎到，他颤抖起来，大声问道：
“雅什卡和米什卡要尽快结婚；也许，老婆和新生儿会使他们收心，是不？”
于是，他就想城里谁家里有合适的新娘。外婆一声不吭，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茶；我坐在窗边，望着城市上空红透了的晚霞，窗玻璃都被映红了，——外公因为我犯了某个过失不让我到花园和院子里玩。
花园里，甲壳虫围着白桦树嗡嗡叫着、飞着。桶匠在隔壁院子里干着活，附近有人在磨刀霍霍；花园后面的山谷里，孩子们叽叽喳喳，在茂密的灌木丛里到处乱跑。我很想得到自由，傍晚的惆怅涌上心头。
忽然，外公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小巧的新书，用力往手掌上一拍，兴奋地招呼我：
“喂，小调皮，小鬼头，过来！坐下，你这个高颧骨。看这个字？这是аз。你念：аз！Буки！Веди！这是什么？”
“Буки。”
“对了！这个呢？”
“Веди。”
“乱说，是аз！看着：глаголь，добро，есть，这是什么？”
“Добро。”
“对了，那这个呢？”
“Глаголь。”
“对了，这个呢？”
“аз。”
“你安静躺一会儿吧，老爷子……”
“别管，闭嘴！这事对我正合适，要不我就会胡思乱想。快念，列克谢！”
他用热烘烘、湿漉漉的手搂住我的脖子，把书放在我的鼻子下面，越过我的肩膀，用手指戳着字母。他身上热烘烘地散发着醋酸味、汗味、烤葱味，弄得我差点透不过气，而他却火冒三丈，沙哑着声音对着我耳边吼：
“Земля（土地）！Люди（人们）！”[54]
单词是熟悉了，但斯拉夫字符和它的意思不相符：“Земля”像一条虫子，“Глаголь”像驼背的格里戈里，“Я”像外婆和我，而外公身上则有着字母表中所有字母的共性。他老是赶着我念字母表，有时按顺序问我，有时打乱问；他那狂热劲感染了我，我也浑身冒汗了，放开嗓子大喊起来。这把他逗笑了，他抓住胸脯，咳嗽着，揉搓着书，嘶哑着嗓子：
“孩子他妈，你瞧瞧，他嗓子升得多高，啊？你个阿斯特拉罕打摆子的，你叫喊什么呀，啊？”
“是您在叫喊啊……”
我愉快地看看他，又看看外婆——她胳膊肘靠着桌子，拳头支着腮帮子，看着我们，轻声笑着，说：
“你们就再喊高声点嘛！”
外公友好地向我解释：
“我喊叫是因为身体不好，你是为什么啊？”
他摇晃着湿漉漉的脑袋对外婆说：
“死去的纳塔莉娅说他记性不好，这没对；谢天谢地，他记性跟马似的！继续念，翘鼻子！”
最后，他玩笑似的把我从床上推下来。
“就这样！拿着书。你明天一字不差地给我念一遍字母表，要是这样的话，我会给你五戈比……”
我伸手去拿书，他一把把我拉过去，沉着脸，说：
“你母亲撇下你在这世上受罪，小兄弟……”
外婆猛地一个寒战：
“老爷子，你干吗提这个啊？”
“本来不想说的，心里憋得慌……唉，多好的一个闺女，迷了路……”
他把我猛地一推。
“去，去玩吧，别去街上，就在院子里和花园里……”
我正想去花园。我刚一进花园，在小山丘上，一些小孩就从山谷向我扔小石子，而我也乐意以同样的方式还击。
“‘贝尔’[55]来了！”他们喊叫着，一看到我就武装起来了，“剥他的皮！”
我不知道什么叫“贝尔”，但这外号并不惹我生气。一个人能打退许多人倒是一件愉快的事，看到你准确扔出的石子能迫使敌人跑到灌木丛里躲起来，也是很令人愉快的。这种战斗并没恶意，结束后也没觉得有什么委屈。
识字对我来说并不难，外公逐渐关注起我来，越来越少打我了，虽然，在我看来，应该比以前打得更勤才是：
我逐渐长大，胆子越来越大，更加频繁地破坏外公的规矩和指令，可他只是训斥我和扬手做出要打我的样子。
我暗想，或许，他过去打我是挺冤的。
有一次我跟他说起这个。他轻轻托起我的下巴，抬起我的头，拉长声音：
“什么……啊？”
他呵呵一笑，说：
“啊，你这个异教徒！你怎么能够算得清楚该打你多少下呢？除了我自己，谁能知道呢？走开，滚！”
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注视着我的眼睛，又问道：
“你是精还是缺心眼，啊？”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好，那我告诉你：要学着精明，这要好些，至于缺心眼，——那就是愚蠢，懂不懂？绵羊就缺心眼。记住！去吧，去玩吧……”
很快，我就能按音节念赞美诗了；一般是晚茶后进行，每次都由我来诵读赞美诗。
“Буки—люди—аз—ла—бла；живе—те—иже—же—блаже；наш—ербла—жен.”我一面用指字棍在页面上移动，一面念出声，感觉无聊，就问，“圣人，这是说雅科夫舅舅吧？”
“我要弄你后脑勺一下，让你明白，谁是圣人！”外公气哼哼地打着响鼻说。可我觉得他生气其实也是出于习惯，做个样子，显示威严。
我几乎从没弄错过：过了一会儿，看来，外公是把我忘掉了，嘟囔着说：
“啊，在游戏和唱歌上他是大卫王，在做事上，他是毒辣的押沙龙[56]！会编歌，会说话，会讲笑话……哎，你们这些人！‘用快活的双腿蹦跳着玩’，能跳得远吗？瞧，——能跳多远？”
我没再读下去，倾听他说话，看着他那张忧郁的、焦虑的脸；他的眼睛眯缝着越过我望向某处，眼中透着忧郁的、温暖的光芒，我已经明白，此时，外公平素的严酷正在他体内溶解。他用那细细的手指嗒嗒地敲着桌子，染过色的指甲闪着光，金色的眉毛动弹着。
“外公！”
“啊？”
“讲些什么吧。”
“那你念啊，小懒鬼！”他嘟囔着说道，就像刚醒来似的，用手指揉了揉眼睛，“你就喜欢听八卦，不喜欢念赞美诗……”
但是我怀疑，他其实自己也喜欢八卦多过赞美诗；他对赞美诗烂熟于心，发誓每晚睡前高声朗读赞美诗的一节，就像教堂执事念日课一样。
我执着地求他，这老头渐渐软下来，对我让了步。
“那好吧！赞美诗会永远留在你身边，而我快到上帝那里接受审判了……”
他往老圈椅的毛料刺绣靠背上一靠，一直紧紧地压着它，扬起头，看着天花板，平静而若有所思地讲起旧事，讲起自己的父亲：
“有一次，土匪来巴拉赫涅抢劫商人扎耶夫，我祖父的父亲跑到钟楼上敲钟报警，土匪追上他，用马刀砍死了他，然后扔到钟下面。”
“我那时还小，没看见这件事，也不记得了；我是从法国人那里开始记事的，那是1812年，那年我刚过十二岁。有三十来个法国俘虏被押到我们的巴拉赫涅，他们一个个都又瘦又小；衣衫不整，比要饭的穿得还差，浑身发抖，都冻坏了，站都站不稳。老百姓本想打死他们，可押送队不让，警备队来了，把老百姓赶回到各家院子；过后什么事没有，大家都混熟了；这些法国人都精明强干、足智多谋，也相当地快乐，时常哼唱起歌曲。贵族老爷们从尼日尼坐着三套车来看俘虏，他们来后，一些人骂法国人，举起拳头威胁法国人，另一些人用法语与他们亲切交谈，给他们钱和保暖的衣物家什。一个贵族老头用手蒙住脸，哭起来，他说拿破仑可把法国人害惨了！你看，俄国人多好，连贵族老爷都如此善良：对陌生人都能如此怜悯……”
他沉默了一会儿，闭上眼睛，用手掌理理头发，继续小心翼翼地唤起记忆。
“冬天，暴风雪掠过大街，严寒挤压着房屋，他们，那些法国人常常跑到我家窗户下找我母亲，他们敲着窗玻璃，喊叫着，跳着，要热面包，——她那时在烤白面包卖。母亲不让他们进到屋里，而是把白面包从窗户递出去，法国人把面包揣到怀里，面包才从火里出来，滚烫的，直接贴到身上，挨到心窝子，他们可真受得了——不可思议！很多人冻死了，他们这些人来自暖和的地方，不习惯严寒。我家菜园子有个浴室，里面住了两个法国人，一个军官和一个勤务兵米朗；军官又瘦又长，皮包骨，穿着件女式斗篷外套，这外套长及膝盖。他很平易近人，但是个酒鬼；我母亲悄悄酿啤酒卖，他买了就喝个痛快，还唱歌。他学会了说我们这里的话，常常唠叨：‘你们这里不是白的，是黑的，凶恶的！’说得不好，但能懂，还真是这样：我们这上游地区不那么亲切，伏尔加河下游一带，要暖和些，过了里海，那就完全见不到雪了。这可是真的：不论是《福音书》，还是《使徒行传》里，甚至《赞美诗集》里都没有提到雪、提到冬天。耶稣就住那边……《赞美诗集》读完了，我们接着读《福音书》。”
他又不说话了，像在打盹儿；他似乎在想着什么，斜着眼睛往窗外看，整个身子又小又尖。
“您讲啊。”我悄悄提醒他。
“啊，好的。”他颤抖了一下，开始讲，“我说这法国人！他们也是人，并不比我这些有罪的人差。他们时常喊我母亲‘玛达姆，玛达姆’，这是叫太太，太太，可这位太太能从粮站扛五普特[57]重的面粉袋子。她那蛮劲简直不像个女人，我二十岁前她能毫不费力地一把揪住我的头发，而我二十岁时还不错。那个勤务兵米朗很喜欢马：他常到各家院子串门，打着手势要求让他洗马！起初大家怕他这个敌人使坏，后来老百姓自己叫他：‘米朗，洗马！’他轻轻一笑，低着头，像头公牛一般走过去了。他头发棕红，大鼻子，厚嘴唇。他非常会遛马，还很会给马治病；后来，他到尼日尼做马医，再后来，他疯了，最后被救火队员打死了。军官在开春时生了病，在春天尼古拉节[58]那天静静地死去了：他一个人若有所思地静静地坐在浴室窗户下，头伸出去，断了气。我很可怜他，甚至还一个人悄悄为他哭了一场；他那么温柔，揪住我的耳朵亲切地说些法国话，没懂，但感觉挺好！人的亲切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他本想教我法国话，但母亲不准，她甚至还带我去找神父，神父吩咐揍我一顿，并控告了那个军官。那个时候，小弟，日子不好过，你是没有经历过这些，别人替你受了委屈，你要记住这个！比如我，我就受过这样的……”
天黑下来了。夜色中，外公奇怪地长大了；他的眼睛放着光，像猫眼。他谈天说地时总是压低声音，小心翼翼，若有所思，而一旦谈起自己，就热烈、语速快、顺带吹嘘。我不喜欢他谈他自己，不喜欢他常常发号施令：
“记住！这个你可要记住！”
他所讲的许多事我都不想记住，但这些事，即使没有外公的命令，也像令人疼痛的针一样，扎进记忆中。他从来不讲童话，只讲往事。我还发现他不喜欢别人提问，但我还是要不依不饶地问他：
“那谁更好些：法国人，还是俄国人？”
“这个怎么说呢，我又没看见过法国人在自家屋里怎么生活的。”他气愤地嘟囔着，又补充道，“在自己洞里连黄鼠狼都是好的……”
“俄国人好吗？”
“什么人都有，地主时期要好些，那时的人们都上了镣铐，现在大家都自由了，但却没有面包，也没盐！老爷们，当然不是慈善家，但他们足智多谋；这不是指所有的老爷，要是老爷人不错，你也会喜欢的！”
“也有老爷是傻瓜，像个口袋，人家往里装什么，他就兜着什么！我们有许多硬壳子，乍一看，是个人，一了解，一个壳子而已，没有内核，内核被吃掉了。我们应当好好汲取教训，好好打磨自己的智慧，但又没有好的磨刀石……”
“俄国人力气大吗？”
“俄国人有些是大力士，但关键不在力气，而在灵活敏捷；不管你力量多大，总大不过马。”
“那为什么法国人打我们？”
“啊，战争是沙皇的事情，我们没法搞懂这个！”
我问拿破仑是个什么样的人，外公的回答令人难忘：
“他是个勇猛彪悍的人，想要征服全世界，想让大家过一样的日子，没有贵族先生，也没有官老爷，很简单——没有等级制度！只是名字各种各样，但人人权利都是一样的。信仰只有一个。这当然是胡扯：只有龙虾才没法分清楚，鱼就有各式各样的，鲟鱼跟鲇鱼不能合伙，小体鲟鱼不能跟鲱鱼成为朋友。我们这里也有过拿破仑这样的人：拉辛·斯捷潘·季莫菲耶夫和布加奇·叶米里扬·伊万洛夫[59]，我以后再讲他们……”
有时他长时间默默不语地打量着我，眼睛睁得圆圆的，仿佛才发现我，这令人很不爽。
他从来没跟我谈到我的父亲和母亲。
谈话的时候，外婆不时走过来，长久地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仿佛不存在似的，她会忽然用柔和得要拥抱的语调问：
“老爷子，还记得不，我们到木罗姆朝圣，那是多美好的事啊？那是哪一年呢？……”
外公想了想，详细地回答道：
“说不准，是霍乱流行之前[60]，是在森林里抓奥洛涅茨人[61]那年。”
“那就对了，我们还怕他们呢……”
“就是。”
我问谁是奥洛涅茨人，他们干吗要跑到森林里去，外公不太情愿地解释道：
“奥洛涅茨人就是些庄稼汉，他们从官府、工厂、工作岗位逃跑了。”
“怎么抓他们？”
“怎么抓？就像小孩子捉迷藏：一些人跑，一些人抓、找。抓到就用树条打，鞭子抽；还要穿鼻孔，在额头烙印做标记，以示惩罚。”
“这是为什么？”
“为审讯。这个不是那么清楚，谁有罪，是逃跑的人，还是去抓的人，——我们弄不明白……”
“记得不，老爷子？”外婆又开始说，“大火刚过之后……”
外公凡事都认真，严厉地问道：
“哪一次大火？”
他们一回忆往事，就忘了我的存在。他们说话的声音不高，很平和，有时感觉像在唱歌，唱的是不快乐的歌，唱疾病、火灾、杀人、暴卒和巧取豪夺，歌唱疯癫乞丐和暴怒的贵族先生。
“经历了多少事，看到了多少事啊！”外公声音低沉地嘟囔。
“我们过得很差吗？”外婆说，“你想想，我生了瓦利娅后的那年春天多美啊！”
“那是在1848年，就是远征匈牙利那年[62]；教父吉洪在孩子洗礼后的第二天就被拉去打仗……”
“然后就没下落了。”外婆叹口气。
“是啊，后来就没下落了！从那年开始，上帝的恩泽就像水冲着木筏子，流到我们家来了。哎，瓦尔瓦拉……”
“你打住吧，老爷子……”
他生气了，阴沉着脸。
“干吗打住？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些孩子都是不成器的。我们的心血到哪里去了？我和你都在想，把他们放到筐子里，可上帝却递给我们一个坏筛子。”
他突然大叫一声，浑身像被火烧着了，在屋里乱跑，痛苦地哼哼呀呀，骂自己的孩子，伸出又瘦又小的拳头，吓唬外婆。
“都是你纵容的，惯出一帮强盗！你这个老巫婆！”
他悲愤交加，含泪哀号，钻到角落里的圣像前，挥起拳头捶着那干瘦空洞的胸脯。
“主啊，我是比别人罪孽深重吗？为什么呢？”
他全身发抖，湿润的眼睛含泪闪着委屈、凶恶的光芒。
外婆坐在黑暗处画着十字，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近他，劝他：
“哎，你干吗愁成这样？上帝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很多人家的孩子比我们家孩子好？到处都一样啊，老爷子，——吵架、打架，乱成一团。所有父母都在用眼泪洗清罪孽，不止你一个……”
有时候这些话语能让他宽慰，他一言不发，困倦地躺倒在床上，我和外婆悄悄地回到阁楼上。
但是，有一次，她又到他跟前说些宽心的话，他一翻身，挥拳照着她的脸就是啪一下。外婆踉跄着闪开，身子摇晃了几下，一只手捂住嘴唇，站稳了，低声而平静地说：
“唉，傻瓜……”
然后往他的脚跟吐了口血水，他举起双手，发出两声长长的号叫：
“走开，我要打死你！”
“傻瓜。”外婆又说了一次，一边离开房间；外公向她扑过去，外婆不慌不忙地跨过门槛，在外公面前关上了门。
“这个老不死的。”外公哼哼着，脸涨得通红，像炭火，手扶着门框，手指抓挠着。
我半死不活地坐在铁火炕上，不相信这亲眼所见：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打了外婆，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厌恶，这暴露了他身上的一种品行，一种没法容忍且让我崩溃的品行。他一直倚靠着门框站着，身上像是盖上了一层灰，变成了灰色，身子缩成一团。他忽然走到屋子中央，双膝跪下，没立稳，往前点了一下，一只手触到了地板，但马上又伸直了身子，捶着胸脯说：
“啊，主啊……”
我从火炕的热瓷砖上滑下来，就像滑冰似的，一下子就扑出去了；外婆在楼上房间走来走去，漱着口。
“你疼吗？”
她走到角落，往泔水桶里吐了口水，平静地说：
“没什么，牙齿完整，只是嘴唇打裂了。”
“他干吗要这样呢？”
她看了眼窗外的大街，说：
“生气呗，他啊，人老了，不容易，什么事都不顺……你就好好睡吧，别去想这些……”
我又问了些什么，但她不寻常地严厉地吼道：
“我跟谁说躺下睡了？这么不听话……”
她在窗前坐下，不时吸着嘴唇，然后不断往手帕上吐。我一边脱衣服，一边望着她，她黑色头顶上方的蓝色方格玻璃窗里闪烁着星光。街上静悄悄的，屋里黑黢黢的。
我躺下后，她走过来，静静地抚摸我的头，说：
“安静地睡吧，我下楼到他那里去……你别太可怜我，宝贝，也许，我自己也有过错……睡吧！”
她吻了我一下，就走了。我难过得受不了，我从宽大、柔软、暖和的床上下来，走到窗前，往下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在难耐的忧伤中发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