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蜂窝，各式各样普通的、平凡的人们像蜜蜂一样把自己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思想送到蜂窝里，酿成蜂蜜，尽可能慷慨地丰富着我的心灵。这种蜂蜜常常是肮脏的、苦涩的，但只要是知识，那就是蜜。
“好事情”走后，我就跟彼得叔叔交上了朋友。他像外公：干瘦、一丝不苟、干净利落，但个子比外公矮，块头比外公小。他就像一个为了逗笑而打扮成老头的小孩子。他的脸就像筛子，全是用纤细的皱皮编成，皱皮之间，那双眼白微黄、灵活而滑稽的眼睛跳来跳去，就像笼子里的黄雀。他那斑白的头发卷曲着，胡子卷成了圈圈；他抽烟斗，喷出的烟跟他头发一个颜色，也是一个个圈圈。他说话也是绕弯弯，满嘴的俏皮话；他说话声音嗡嗡响，听上去似乎很亲切，但我总是觉得他在嘲笑大家。
“开头几年，亲爱的伯爵夫人塔季扬·列克谢芙娜吩咐我：‘你去做铁匠吧。’过段时间，她又吩咐：‘去帮帮园丁！’可以啊，只是把一个庄稼汉放到哪里都不合适！过些时候，她又说：‘彼得鲁什卡，去抓鱼！’对我来说，什么都一样，我就去抓鱼……可我刚刚迷上这行当，就和鱼分手了；这也罢了，后来她又吩咐我进城赶马车，缴租金[79]，好吧，那就赶马车吧，还能怎么样？伯爵夫人还没来得及叫我再改行，农奴就解放了，就剩下这匹马，现在就当它是我的伯爵夫人了。”
这匹马有点老了，好像它本来是白色的，但是一个喝醉酒的画匠用各种颜料给它涂得花里胡哨，可是只开了头，没完工。它的腿脱了臼，全身像披满了盔甲片；它的眼睛浑浊，悲伤地低垂着那瘦骨嶙峋的马头，暴出的青筋和磨破的老皮松松垮垮地贴着躯干。彼得叔叔对它毕恭毕敬，从不打它，而且叫它丹尼卡。
外公有次对他说：
“你干吗给个畜生取个基督徒的名字？”
“不是，瓦西里·瓦西里耶夫[80]，不是这样的，尊敬的先生！基督徒没有丹尼卡这样的名字，只有塔季扬娜！”
彼得叔叔也认得字，一本《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他老是与外公争论圣徒里谁更神圣；他们把那些古代的罪人一个比一个批得厉害，特别是对阿维萨龙。有时争论纯粹是语法方面的，外公说“согрешихом，беззаконноваха，неправдоваха”[81]，而彼得叔叔坚持一口咬定应该念成“согрешиша，беззаконноваша，неправдоваша”。
“我说我的，你说你的！”外公冒火了，脸涨得通红，打趣地学他说话，“Ваша，шиша！”
而彼得叔叔，被烟雾笼罩着，刻薄地问道：
“你那хомы又有哪点好？它对上帝一点也不好！说不定上帝一边听祷告，一边想：随你怎么祈祷，你就是一文不值！”
“你给我滚，列克谢！”外公发狂地吼道，闪着一双绿眼睛。
彼得很爱干净和整齐，他从院子走过的时候，总是把碎木片、碎瓦片、骨头踢到一旁，一边踢一边紧追着骂：
“多余的玩意儿，净碍事！”
他很爱说话，看上去善良而快乐，但是有时他的眼睛会充血，变浑浊，呆滞不动，像死人的眼睛。他时常坐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缩成一团，沉着脸，一声不吭，像他侄子。
“你怎么啦，彼得叔叔？”
“一边去。”他低沉而严厉地说道。
我们那条街上一幢房子里搬来一个老爷，他额头上有个疙瘩，习惯也出奇地古怪：每逢节日，他就坐在窗户前，用霰弹枪向狗、猫、鸡、乌鸦，甚至那些他不喜欢的路人射击。一次，他用小霰弹打中了“好事情”的腰部，没打穿皮夹克，但几个子弹不知怎么地竟落到了衣袋里。我还记得，那位食客是多么仔细地透过眼镜查看瓦蓝色的霰弹，外公劝他去告状，可他把霰弹往厨房角落里一扔，说：
“不值得。”
还有一次，这位射手把几颗霰弹打到了外公腿里。外公气坏了，向民事调解法官递了诉状，满街召集受害者和目击证人，但那个老爷忽然消失了，不知去哪里了。
每次一听到街上响起枪声，如果彼得叔叔在家里，那他一定会立刻给自己那个头发斑白的脑袋戴上那顶褪色的节日才戴的宽檐帽，然后匆匆跑出门外。他把双手藏到长衣下面，然后拱起来，像个公鸡尾巴似的，挺起肚子，趾高气扬地沿着人行道在射手面前走过；他走过去，转回来，又走过去。我们全屋子的人站在大门口，那个军人蓝色的脸从窗户伸出来往外看，他上方是他妻子浅色头发的脑袋；从贝特连克院子出来一些人，只有灰色的、死气沉沉的奥夫相尼科夫的屋子没出来任何人。
有时，彼得叔叔逛来逛去一无所获，——猎人不当他是一个值得射击的野禽，但有时双筒枪连发两次：
“砰—砰……”
彼得叔叔加快脚步，走到我们跟前，很满足地说：
“打到衣服下摆了！”
有一次，霰弹打中他的肩头和脖子，外婆一边用针取出霰弹，一边数落他：
“你干吗纵容这个野种？小心他打掉你眼睛！”
“不会的，不可能，阿库琳娜·伊万娜，”彼得轻蔑地拉着腔调，“他算什么射手啊……”
“那你为什么要惯着他啊？”
“我干吗要惯着他？我是想逗逗这位老爷……”
他仔细打量从手掌上取出来的霰弹，说：
“这算什么射手！伯爵夫人塔季扬·列克谢芙娜有个临时充当丈夫的人，——她换丈夫就像换仆人一样，他叫马蒙特·伊里奇，是个军人，哇，他才打得准！大娘，他用的那子弹，弹无虚发！他让傻子伊格纳什卡站得老远，大约四十步开外，往傻子腰间缠上一个瓶子，让它垂挂在两腿之间，伊格纳什卡叉开双腿，傻笑着。马蒙特·伊里奇举起手枪瞄准，啪！瓶子噼啪一声碎了。只有那么一次，好像是牛虻什么的，咬了伊格纳什卡一口，他一哆嗦，子弹进了膝盖，正中髌骨！大伙儿叫来医生，马上就把他的腿给砍了，搞定！把那条腿给埋葬了……”
“傻子呢？”
“他，没事。傻子脚手都不需要。他凭那副傻样就能吃饱饭！人人都爱傻瓜，愚蠢是不会得罪人的。俗话说：一个法院文书要顶个科长，一个傻子就不会欺人……”
外婆对这类故事并不惊讶，她自己就知道几十个这样的故事。我渐渐有点害怕，我问彼得：
“老爷会杀死人吗？”
“干吗不会？会的，他们互相杀来杀去。有一次，塔季扬·列克谢芙娜那里来了个枪骑兵，和马蒙特杠上了，立刻就各自带上手枪到公园里，就在池塘边上，小路上，枪骑兵啪的一枪——正中马蒙特的肝脏！马蒙特进了乡村墓地，枪骑兵去了高加索——这就算了结了！这是他们自作自受！可要是打死的是庄稼汉和其他人，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现在他们也许就特别不怜惜人，那些人已经不是他们的家奴了，以前还算怜惜，毕竟是自家的财产嘛！”
“哦，那时候也没特别怜惜。”外婆说道。
彼得叔叔表示赞同：
“这倒也是。自家的财产，是啊，便宜……”
他对我和蔼可亲，跟我说话也比跟大人要随和些，不避开目光，但他身上有点什么我不喜欢。他请大家吃心爱的果酱时，给我的面包片抹得要厚实些，他常常从城里给我带来麦芽糖、罂粟饼子，跟我说话时总是一本正经，声音很轻。
“将来做什么啊，乖娃？当兵还是当官啊？”
“当兵。”
“这个不错。现在当兵也不苦了。当神父也不错，对自己喊几声‘上帝宽恕吧！’——就算完事！牧师甚至也比当兵轻松些，还有更轻松的——当个渔夫，基本不需要什么科学知识，——就是个习惯而已！……”
他搞笑地描述鱼儿如何围着鱼饵转悠，鲈鱼、雅罗鱼、石斑鱼如何上钩，如何挣扎。
“外公揍你，你生气了吧。”他安慰地说道，“生气嘛，乖娃娃，完全没有必要啊，揍你是为了给你教训，这叫孩子式揍法！我那位塔季扬·列克谢芙娜太太，打人可是很有名的。她那里有个专门打人的人，叫‘赫里斯托夫尔’，他可是个熟手，邻近其他庄园来找伯爵夫人，要求派他去他们那里：让赫里斯托夫尔来吧，塔季扬·列克谢芙娜夫人，揍那些农奴！她就让他去了。”
他平心静气地详细地讲述：伯爵夫人身穿细纱白连衣裙，头戴轻盈的天蓝色头巾，坐在圆柱门廊里的红色圈椅中，赫里斯托夫尔就当着她的面鞭打那些农妇和农夫。
“乖娃，这个赫里斯托夫尔虽说是梁赞人，但是长得像茨冈人和乌克兰人，上唇小胡子一直到耳根，那张脸铁青，下巴胡子刮过。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因为怕别人找麻烦而装疯卖傻，他常常在厨房往茶杯里倒水，捉苍蝇，或是蟑螂、甲壳虫什么的，然后用树枝把它们按在水里淹，淹很久。要不就是从衣领子里掏出一只虱子，淹死它……”
我对这类故事已经非常熟悉了，多次从外婆和外公口中听到。它们都各式各样，但又总是奇怪地相似：每个故事里都是折磨人、欺负人、迫害人。我厌烦了这类故事，不想听了，于是就去问车夫彼得叔叔：
“讲点别的什么吧！”
他把全部皱纹集中到嘴角，然后又把它们抬到眼角，同意了：
“好吧，贪心，别的什么，我们那里有个厨子……”
“哪里啊？”
“塔季扬·列克谢芙娜伯爵夫人那里啊。”
“你为什么老叫她塔季扬[82]，难道她是男人吗？”
他尖声尖气地笑起来。
“她当然是小姐啦，只不过，她有黑色的小胡子。她的先祖是黑皮肤的德国人，这个民族像阿拉伯人。至于那个厨子，这个，乖乖，是个很好笑的故事……”
这个很好笑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个厨子弄坏了一个大馅饼，主人要他一口气全吃掉，他全吃下去了，然后就生病了。
我怄气了：
“这个根本不好笑！”
“那什么好笑？你说说！”
“我也不知道……”
“那就，闭嘴！”
于是他又编些无聊的东西。
有时，过节的时候，两个表哥来做客，一个是忧郁而懒惰的米哈伊尔的儿子萨沙，一个是严谨而无所不知的雅科夫的儿子萨沙。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在房顶上转悠，看见别特连格的院子里有一位穿绿色毛皮礼服的老爷。他坐在柴火堆里，在逗着几个小狗崽玩，他那又小又黄的秃头没有戴帽子。有个表哥建议去偷一只小狗，立刻就制订了一个机智的偷窃计划：两个表哥马上就上街到别特连格家的大门那里，我去吓唬那个老爷，等他被吓跑，他们就窜进院子抱走小狗。
“怎么吓唬呢？”
一个表哥建议道：
“你就往他秃顶上吐唾沫！”
往别人头上吐唾沫算得上是大罪过吗？我不止一次听说过和亲眼看到过那些比这个坏得多的事情，当然，我就老老实实完成了我承担的任务。
这下动静可就大了，别特连格家一大队男女到我们院子来了，领头的是一个年轻帅气的军官。因为在我犯罪的时候两个表哥还在街上若无其事地玩耍，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的恶作剧，所以外公只打我一个，极大地满足了别特连格全家男女老少的愿望。
挨过打，我躺在厨房里的高板床上，穿着节日盛装的彼得叔叔兴高采烈地爬上来找我。
“你可真会想，小乖乖！”他耳语道，“对他就该这样弄，这个老山羊，就这样，啐他！最好拿石头打他那腐烂的脑袋！”
我面前浮现出老爷那张圆脸，光滑没有胡须，像小孩子的脸。我记得他像小狗似的一边小声而凄厉地尖叫着，一边用小手擦着那黄色的秃头，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我恨两个表哥。但我马上就忘掉这一切了，因为我看到马车夫那满布皱纹的脸：那张令人恐惧的脸哆嗦着，就像外公揍我的时候脸上的表情。
“走开！”我叫起来，用手和脚推开彼得。
他嘻嘻笑着，眨着眼睛，从高板床爬下去了。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跟他说话的兴趣了。我开始躲着他，同时我开始怀疑地盯着马车夫，朦胧中期待着什么。
老爷秃头事件发生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奥夫相尼科夫家的屋子吸引着我，我觉得，这幢灰色的屋子里的生活是特别神秘的童话般的生活。
别特连格家的生活快乐而喧哗，有许多漂亮的太太，军官和大学生常来找她们，那里总是充满笑声、喊声、歌声和音乐声。房子的外观也是赏心悦目的，窗户玻璃闪着耀眼的光，窗户后面的花儿的绿叶也是各式各样的鲜亮。外公不喜欢这幢房子。
“异教徒，不信上帝的人。”这是他对这家人的评价，对女人则是用肮脏的字眼来称呼，有次彼得叔叔对我解释这个字眼的意思也是肮脏和幸灾乐祸的。
庄重而沉默的奥夫相尼科夫家房子令外公肃然起敬。
这幢只有一层的高大房屋伸进了院子，院子里铺着草皮，干净而空旷。院子中有口井，上面有个两根柱子搭起来的顶棚。这幢房子就像是从街上退回去，躲着街道似的。三个狭窄的拱形窗户离地面较高，窗玻璃是模糊不清的，阳光下放射出彩虹般的光。大门另一边是个货栈，正面跟房子完全一样，也有三个窗户，不过是假的：往灰色墙壁上钉上些窗框，然后用白涂料画上窗框格子。这些瞎眼的窗户令人不大愉快，整个货栈像在暗示这幢房子打算隐藏起来偷偷过日子。整个庄园及其空荡荡的马厩和有一扇大门的也是空荡荡的板棚都给人寂静而屈辱或者寂静而骄傲的感觉。
有时，有个老头在院子里走着，他有点跛脚，个子高高的，刮过脸，雪白的胡子像一根根针似的立着。有时，另一个留着络腮胡子、歪鼻子的老头从马厩牵出一匹长头马，这匹瘦胸细腿的马走到院子里，向周围所有的人鞠躬，就像一个温顺的修女。跛脚老头响亮地用手掌拍打着马儿，吹着口哨，大声喘气，然后又把马儿藏到黑暗的马厩里。我感觉这老头想离开这个房子，但是不行，他中了魔法。
差不多每天从中午到晚上那院子里都有三个小孩在玩耍，他们都穿着一样的灰色上衣和裤子，戴着一样的帽子，都是圆脸、灰色眼睛，彼此长得都很像，我只有凭身高才能分得清他们。
我透过板墙缝来观察他们，他们没发现我，而我希望他们发现我。我喜欢他们那么快乐而友好地玩我不熟悉的游戏，喜欢他们的衣服、相互之间的关照，特别是那两个哥哥对待那个小弟弟——一个滑稽而活泼的小矮个儿——的方式。如果他摔倒，他们通常也会像嘲笑一个人摔倒那样笑起来，但不是幸灾乐祸，会马上扶他起来；他要是弄脏了手或者膝盖，两个哥哥会用牛蒡叶子、手帕把他的手指和裤子擦干净，二哥好心地说：
“瞧你多笨！”
他们从来不吵架，不互相欺骗，三个人都很灵活、有力、不知疲倦。
有一次，我爬到树上，对他们吹起口哨，他们一听见口哨就原地站住，然后不慌不忙地聚拢，一边看着我，一边小声商量着什么。我想他们会捡石头来打我，于是滑到地面上，把所有衣袋和怀里都装满石子，又爬回到树上，但是他们已经在离我远远的院子角落玩耍了，显然，是把我忘掉了。这令人郁闷，我不愿意第一个开战，不一会儿，有人从窗户的通风口叫他们：
“孩子们，迈开步子回家！”
他们不紧不慢，听话地像鹅似的走了。
很多次，我坐在板墙旁的树上，就期待他们能叫我一起玩耍，但他们并没叫我。我心理上已经跟他们一起玩了，有时是那样入迷，大叫大笑起来，他们三个会一起看着我，悄悄说着什么，于是我就不好意思地滑到地面上。
有一次，他们开始玩捉迷藏，轮到二哥寻人，他跑到货栈后的角落里，老老实实站在那里，双手蒙上眼睛，没有偷看，他的兄弟们就跑去躲起来。老大迅速灵活地钻进货栈遮阳棚下面一个宽大的雪橇，小弟弟则惊慌失措，滑稽地围着那口井跑，没找到自己该去的地方。
“一，”老二叫喊起来，“二……”
小弟弟跳上井架，抓住绳子，把脚放进空桶，那吊桶砰砰地撞击着井架的墙壁，一下就掉下去了。
我吓蒙了，看着那个缠得很好的轱辘飞快而轻声地旋转，但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跳到他们院子里，大声喊：
“有人掉井里了！”
老二跟我同时跑到井架，他抓住绳子，拼命往上拉，他的手被摩擦伤了，但我及时截住了绳子，这时老大跑过来帮我把吊桶提出来。他说：
“轻轻拉，拜托！”
我们很快就把小弟弟拉了出来，他也被吓坏了。他的右手指滴着血，脸颊也擦伤了，直到腰间都是湿漉漉的，脸白得发青，但还在微笑，浑身发抖，眼睛睁得很大，笑着拉着长调：
“我……怎么……掉……下去了……”
“你发疯了，就这样了。”二哥说道，抱着他，用手帕给他擦掉脸上的血迹。大哥皱着眉头，说：
“我们回去吧，反正也瞒不住……”
“你们会挨揍吗？”我问道。
他点点头，向我伸出手来：
“你跑得真快！”
听到赞扬，我高兴坏了，还没来得及握住他的手，他又对老二说：
“我们走吧，他会受凉的！我们就说他摔倒了，至于那口井嘛，就别提了！”
“好的，不提，”小弟附和着说，浑身打着哆嗦，“就说我摔到水洼里，是吧？”
他们就走了。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我瞟了一眼那个我滑到院子里的树枝，发现它还在摇晃，抖落掉一枚黄色的叶子。
这三兄弟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没有到院子里来，后来出现了，动静比原来更大了。老大看到我坐在树上，就亲切地对我喊：
“到我们这边来玩！”
我们爬到货栈遮阳棚下的旧雪橇上，彼此端详着，谈了很久。
“你们挨打了吧？”我问道。
“挨了。”老大回答道。
难以置信，这些孩子也跟我一样要挨打，真为他们叫屈。
“你干吗要捉小鸟啊？”小弟问。
“它们叫得很好听。”
“不要啊，你不要捉它们，最好让它们飞去它们想去的地方……”
“那，好吧，我再不捉了！”
“只是你要先捉一只送给我。”
“给你，什么样的？”
“快活的，在笼子里的。”
“你是要黄雀。”
“猫会吃掉它的，”小弟说，“爸爸也不会同意的。”
老大附和道：
“他不会同意的……”
“你们有妈妈吗？”
“没有。”老大说。老二纠正道：
“有，不过是另一个，不是我们的亲妈。我们的妈妈已经不在了，她死了。”
“不是亲的就叫后妈。”我说道。老大点点头：
“嗯。”
三兄弟陷入了沉思，闭上了眼睛。
从外婆给我讲的童话里我明白了什么是后妈，因此这种沉思我能懂。他们互相偎依着坐在一起，像几只一模一样的小雏鸡；我想起了童话里的巫婆后妈，她用欺骗的手法霸占了亲妈的位置，于是我对他们许诺：
“亲妈还会回来的，你们等着吧！”
大哥耸耸肩：
“要是她死了呢？这就说不准了……”
“说不准？天啊，死人复活的事多了去了，甚至被剁成肉块的，只要洒上活水，就复活了。很多死亡不是真死，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妖怪和巫师的摆布！”
我于是激动地对他们讲起外婆讲过的故事，老大起初一直微笑着，轻声说：
“这个我们知道，这是童话……”
他的弟弟们都默默听着，小弟弟紧紧抿着嘴，绷起脸，老二手肘撑着膝盖，身子探过来，一只手勾着弟弟的脖子。
天色已经很晚了，红色的云朵挂在屋顶之上，这时，我们旁边出现了一位白胡子老头，穿一身类似神父穿的棕色长袍，戴一顶毛茸茸的皮帽子。
“这是谁啊？”他用一根手指指着我问道。
老大站起来，向我外公房子的方向摆了摆头。
“他是那儿来的……”
“谁叫他来的？”
孩子们一瞬间就悄悄从雪橇里爬出去，回家了，再次让我想起一群听话的小鹅。
老头一把牢牢抓住我的肩膀，带着我穿过院子往大门走去；我害怕得想在他面前哭出来，但他迈着大步走得飞快，弄得我还没来得及哭出来就已经到了街上。他在围墙门那里站住，用一根指头吓唬我，说道：
“不要到我这里来！”
我气坏了：
“我根本不是来找你的，老鬼！”
他又用他那长长的手一把抓住我，带着我沿着人行道走，边走边问，就像用锤子敲打着我的脑袋：
“你外公在家吗？”
算我倒霉，外公刚好在家；他站在这个凶恶的老头面前，把头一仰，胡子往前一伸，瞪着那呆滞的两戈比铜钱似的圆眼，急忙说道：
“他妈妈出门了，我又忙得很，没人照看他，请您原谅，上校！”
上校“嘎”的一声震响整幢房子，他像一个木桩子似的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我就被扔到院子里彼得叔叔的马车里了。
“又闯祸了，小乖乖？”他一边问，一边卸下马套，“为什么挨打？”
当我告诉他事情原委后，他一下子火了，恶狠狠地低声说：
“你干吗跟他们交朋友？他们是小少爷，是毒蛇啊。瞧你为他们被打成这样！你就该去狠揍他们一顿才是，有什么好怕的！”
他骂了很久。我因为挨打满腔怒火，起先怀着同情听他说话，但他那布满皱纹的脸越来越令人不快地抽搐着，让我想起那几个小孩一样挨打，而他们也没什么对不住我的地方。
“打他们倒未必，他们是好人，你净胡说。”我说道。
他看了我一眼，忽然叫起来：
“给我从马车上滚开！”
“你个傻瓜！”我跳到地上，吼了一声。于是他满院子追我，可就是抓不到我，他一边跑，一边声音不自然地喊道：
“我是傻瓜吗？我胡说？看我收拾你……”
外婆走到厨房台阶上，我一下扑到她身上，他立马诉起苦来：
“这孩子弄得我没法活了！我比他大五倍，可他竟敢骂我，骂我母亲，什么都骂……骂我是骗子……”
一遇到有人当面撒谎，我就会不知所措，惊呆在那里；这个瞬间我完全惊慌失措了，但外婆坚决地说：
“你，彼得，简直胡扯，他不会骂你骂得那么难听的！”
要是外公，就会信这个车夫的话。
从那天开始，我们之间就出现了沉默的恶毒的战争。他极力装成无意地推我一下，给我套上缰绳，放走我的鸟儿，有一次还拿我的鸟儿喂猫，找各种理由添油加醋地向外公告状。我越来越觉得他跟我一样，就是个孩子，只不过打扮成老头罢了。我拆开他的草鞋，悄悄松开并扯破一点鞋带，彼得一穿上就会断掉；有一次我撒了他一帽子胡椒，弄得他打了一个小时的喷嚏，总之，我想尽各种招数来报复他。每到节日，他都把我盯得很紧，不止一次抓到我犯禁。我与少爷们交往，他一抓住我就去外公那里告密。
我仍然继续同少爷们交往，而且越来越让我感到愉快。在外公的屋子墙壁和奥夫相尼科夫家的篱笆墙之间有个僻静的小巷子，生长着榆树、椴树和茂密的接骨木灌木丛；我在灌木丛下的篱笆墙上剪了个半圆的小洞，三兄弟可以轮流或者两人一组走近小洞，我们蹲着或者跪着悄悄地交谈。三兄弟中始终有一个在望风，以防上校忽然撞见我们。
他们讲述自己苦闷无聊的生活，连我听到都觉得分外伤感；他们谈到被我捉来的鸟儿如何生活，讲许多童年的事，但从来没有一句话提到过后妈和父亲，至少，我不记得有这样的话。他们常常要我讲童话，我就好心地把外婆讲过的故事重新讲一遍。如果忘记什么了，就叫他们等等，我跑去外婆那里问忘记的地方。这总是令她感到愉快。
我跟他们也讲了很多外婆的事。老大有次深深叹口气，说：
“外婆们，或许，都是很好的人啊，我们也有过一个很好的……”
他常常这样忧郁地说起：过去、曾经、从前，好像他在地球上已经活了一百年，而不是十一年。我记得，他有一双狭窄的手掌和细细的手指，他整个人都瘦弱，眼睛却很明亮而温和，就像教堂里长明灯的光芒。他的两个弟弟也很可爱，一样能唤起人们极大的信任。我总是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愉快的事，但我更喜欢老大一些。
谈得兴起的时候，我常常没发现彼得已经出现，他用拖长了的声音驱散我们：
“又——来——啦？”
我发现他的忧郁痴呆症越来越常发作了，我甚至学会了预先断定他下班后回来的精神状态：平时他不慌不忙地推开门，门枢纽发出悠长而慵懒的吱——嘎声；如果车夫心情不好，门枢纽就短促地嘎一声，就好像痛得叫了一声。
他的哑巴侄子到乡下结婚去了。彼得一个人住在马厩上面有个小窗户的低矮狗窝里，里面充斥着腐烂皮子、焦油、汗和烟草味。因为这味道，我一次也没去过他住的地方。他现在睡觉也不灭灯，这让外公很不爽。
“当心，你这样会烧死我的，彼得！”
“不会的，放心吧！我会把灯放到有水的碗里过夜的。”他一边回答，一边望着另一个方向。
他现在不知为什么总是往边上看，很久不来参加外婆的晚会了，也不请人吃果酱了。他的脸庞已经干瘪了，皱纹更深了，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划着两只脚，像个病人。
有一次，一个工作日，一大早，我和外公在院子里清扫夜里下的一场大雪。忽然，院门的门闩很特别地咔嚓一声，一个警察走进院子里，他用背把门关上，用肥大的灰色手指向外公勾了勾，示意外公过去。外公走过去，警察俯身靠近他那大鼻子脸，就像在啄外公的额头，开始嘀咕着什么，而外公马上回答道：
“在这里！什么时候？但愿记得……”
他忽然跳起来，大叫：
“上帝保佑，这是真的吗？”
“别嚷嚷。”那个警察严厉地说道。
外公一回头看到了我。
“拿上铁锹回家去！”
我躲到角落里，他们去了车夫的狗窝，警察脱下右手上的手套，在左手掌上拍打着，说道：
“他——懂了；把马扔下，自己躲起来了……”
我跑到厨房告诉了外婆我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她正摇晃着满是面粉的头在发面盆里和着面团准备做面包。听我说完后，她平静地说道：
“看来，他偷了什么了……去玩吧，这事少掺和！”
当我又跳到院子里时，外公站在院门旁边，脱下了帽子，望着天空，画着十字。他一脸怒色，怒发冲冠，一只脚在哆嗦。
“我不是说过了吗，滚回家去！”他一跺脚，冲我大吼。
他也紧跟着我，一进厨房就吼起来：
“孩子他妈，过来！”
他们两个到隔壁房间里耳语了好半天，当外婆回到厨房来的时候，我开始明白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你怕什么啊？”
“闭嘴，听话。”她悄悄答道。
一整天家里都不爽、可怕；外公和外婆互相惊恐地打量着，悄声说着些搞不懂的只言片语，这更加重了惊恐的氛围。
“孩子他妈，你把周围都点上长明灯！”外公一边咳嗽，一边吩咐。
大家也没心思吃午饭，只是急急忙忙地吃，像在等待某个人。外公疲倦地鼓着腮帮子，嘎嘎叫着，嘟囔着：
“魔鬼比人强啊！教徒该是虔诚的吧，可是你看，啊？”
外婆不住地叹气。
这朦胧的银色冬日在难熬地消失，家里变得越来越不安、沉重。
傍晚前来了个警察，换成另一个了，红头发，胖墩墩的。他坐在厨房里的长凳子上打盹儿，低声打着鼾，点着头。外婆问他：“你们是怎么查到这事的？”他慢条斯理粗声粗气地回答：
“我们什么都能查得出来，放心吧！”
我记得我坐在窗户前，把一枚古铜币放在口里哈热气，极力想把战胜毒蛇的胜者格奥尔基[83]的头像印在窗玻璃的冰花上。
过道里忽然一阵喧哗，房门大开，彼得罗芙娜在门口震耳欲聋地大喊：
“快去看看你们后院吧！”
看到警察后，她又往过道跑，警察一把抓住她的裙子，也惊慌地叫起来：
“站住，这是谁？要看什么？”
她在门槛上绊了一下，跪倒在地，叫喊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哭着说道：
“我去挤牛奶，看见卡西林花园里有个像靴子样的东西！”
外公跺着脚发起火来：
“胡说，蠢货！你不可能看到花园里任何东西，围墙那么高，墙上又没有缝，胡说八道！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
“哎呀，老天爷啊！”她哀号着，一只手抓住头，一只手向他伸过去，“说得对，老天爷，我确实在胡说！我正走路，看见有一些脚印通向你们围墙，有一片雪地被人踩过了，我往围墙里一看，看见他躺在那里……”
“谁——啊？”
这个叫喊声长得可怕，完全不明白说的什么；但，忽然，大伙儿像发了疯似的，互相推搡着，从厨房一拥而出，跑向花园。一个铺着一层软绵绵白雪的坑里，躺着彼得叔叔，他背靠烧焦了的原木，头低垂在胸前。他的右耳下方有一道很深的裂口，红红的，像一张嘴；从这张嘴向外翻出几块发青的东西，像牙齿似的。我吓得闭上了眼睛，透过睫毛看到彼得的膝盖上有一把我熟悉的皮革刀，刀附近是彼得那弯曲的黑黑的右手指，左手耷拉着，直接插入雪中。车夫身下的雪已经完全融化了，他那小小的身躯陷进了那软软的明亮的绒毛中，显得更像小孩子了。他右边的雪地上有个奇怪的红色图案，像一只鸟儿，左边的雪完全没被动过，平滑而耀眼地闪着光。他的头顺从地垂下，下巴抵住了胸脯，压住了浓密的卷曲的胡须，裸露的胸脯上，几道凝结的血迹中是那个大的铜质十字架。闹哄哄的人声让人头晕得厉害，彼得罗芙娜不停喊叫着，警察喊叫着派瓦列伊去某个地方，外公吼叫着：
“别踩了痕迹！”
但他忽然眉头紧锁，看着自己的脚，大声而威严地对警察说：
“你在这里瞎叫喊什么啊，老总！这里是上帝的事情，上帝的法庭，而你净自顾自说些废话，——哎，你们这些人啊！”
瞬间大家都安静下来了，都注视着死者，一边叹息，一边画着十字。一些不知来由的人从院子往花园跑，翻过彼得罗芙娜的院墙，掉下来，发出咕噜声，但仍然是安静的，可当外公往四周一看，一声绝望的吼叫后，这安静就被打破了：
“街坊邻居们，你们干吗要糟蹋马林果树啊，你们可真不害臊啊！”
外婆拉着我的手，抽泣着，回到家里……
“他干了什么事啊？”我问道，她回答：
“你不是看到了……”
整个傍晚一直到深夜，房间里都挤满了生人，他们叫喊着，警察吩咐着，一个像教堂助祭的人在写着什么，像鸭子一般嘎嘎叫着问道：“嘎克，嘎克！”[84]
外婆在厨房里请大家喝茶，桌子旁坐着一个圆滚滚的人，麻脸，小胡子，吱呀呀地说着话：
“他的真实姓名和绰号都不知道，只查到他是叶拉吉马人。至于哑巴嘛，一点儿不哑，他都招了。还有一个卷进这案子的人也招了。他们老早就开始抢劫教堂了，这是他们主要的本事……”
“啊，上帝。”彼得罗芙娜叹着气，通红的脸上满是泪水。
我躺在高板床上往下看，觉得所有的人都那么短小、肥实、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