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表现人物的性格
语言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工具，因此，人物的语言描写，能披露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物语言克服一般化、雷同化的弊病。
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非常巧妙，他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就好像见到说话人似的。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写葛朗台逼死妻子后，为了不让女儿欧也妮继承妻子的遗产，在全家居丧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要他女儿签字放弃遗产继承权。作者在此描写了葛朗台与欧也妮一段精彩的对话：
他对欧也妮说：“好孩子，现在你承继了你母亲啦，咱们中间可有些小小的事得办一办。”……
“难道非赶在今天办不行吗，父亲？”
“是呀，是呀，小乖乖。我不能让事情搁在那儿牵肠挂肚。你总不至于要我受罪吧。”
“噢，父亲……”
“好吧，那么今天晚上一切都得办了。”
当不明底细的欧也妮表示同意在光保留虚有权的文书上签字时，葛朗台仍不满足，还要求欧也妮“无条件抛弃承继权”，并要她“决不翻悔”。当欧也妮刚作出肯定的表示时，他就欣喜若狂地说：“孩子，你给了我生路，咱们两讫了。这才叫做公平交易。”通过对话描写，作者将葛朗台这个金钱拜物教的狂热信徙的吝增、贪婪、冷酷、虚伪的个性特征，和盘托出。
鲁迅的《孔乙己》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几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辨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众人拿孔乙己的伤疤来取笑，拿他的痛苦来取乐。通过语言描写勾画着这些人麻木不仁穷极无聊的嘴脸，笑声里蕴蓄着一股悲凉的意味。孔乙己的一段话表明了想清白，但清白不了，又偏要争面子。可见孔乙己生活在矛盾之中而又成为取笑的对象。
《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写王熙凤：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抓住这句话，就能够分析好王熙凤。一语三雕，贾讨好了贾母，又恭维了“三春”，说得黛玉也是美滋滋。充分表明了她八面玲珑，狡诈逢迎的性格。
（2）能揭示人物的身份与社会地位
在《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一回中，描写了山神庙外三个人的对话。林冲在庙里从说话听出那三个人中一个是差拨，一个是陆谦，一个是富安。“端的亏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回到京师，禀过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这番张教头没得推故！”这是陆谦说的，特殊地位，不一般的身分，加上满口官腔，活现出他的特性。“林冲这番直吃我们对付了！高衙内这病必然好了！”“再看一看，拾得他一两块骨头回京，府里见太尉和衙内时，也道我们也能会干事。”从话语中的庆幸态度和带有夸功请赏的口气，可知这是高府地位低微的奴仆富安说的话。“小人直爬入墙里去，四下草堆上点了十来个火把，待走那里去！”又极力表现自己遵命效劳，显出一副奴才嘴脸。三个人的对话都是高度性格化的，真是闻其声如见其人。
鲁迅的《故乡》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
一声“老爷”，“我”与闰土少年时代的纯真友情，完全被封建的等级观念所代替了。
（3）反映作品的主题与时代特点等
在《我的叔叔于勒》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父亲总要说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唉！如果于勒竟在这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母亲也常常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它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用语言渲染对于勒的急切的盼望，意在反衬出见到于勒的失望。
毫无疑义，父亲是被这种高贵的吃法打动了，走到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身边问：“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故作优雅，其实这才是噩梦的开始，推动情节发展，使于勒逐步揭去了面纱。
我说：“我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
我母亲吓了一跳，直望着我说：“你简直是疯了！那十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流氓！”
前后鲜明的对比，都是金钱惹得祸，他没再往下说，因为父亲指着女婿对他使了个眼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