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诉与聆听
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山村，村庄里发生的事就像一部部小说，甚至像今天报纸上的“连载”，张家、李家的事，包括偷情，一天一变，大都公开透明，连黄毛小儿都拥有知情权。而村民的吵架，仿佛电视剧的台词，只要你稍微竖起耳朵，不用天线就能收听或者观赏。这种高度透明，让我过早地知道为人的艰难，人情的险恶……星期天，我常扯着母亲的裤脚赶集。她一边走一边倾诉，把不敢示人的委曲和怨言一并倒出来。长长的山路上只有我一个听众，有时听着走着我竟然睡着了，稀里糊涂地走了十几步，在即将跌倒时一激灵醒来，发现母亲还在滔滔不绝，顿时觉得对不起她，于是，又张起耳朵听，争取不漏掉一个字。
这种倾诉与聆听的关系，深刻影响我对小说的理解。我以为小说就是释放自己的懊悔和积怨，倾吐自己的秘密，以博取别人的同情。我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就写了一个倾诉者曾广贤，他在没有听众的情况下，花钱请按摩女听他讲自己的“后悔”。他讲得投入动情，而按摩女的心思却在“计时收费”，好像曾广贤只是为了倾诉而倾诉，并不在乎听者的态度。后来，他又把自己的讲述转移到父亲床前，没想到他的“后悔”竟然让13年来没有知觉的父亲流出了眼泪。潜意识里，我把读者当成了按摩女和植物人，自信我的小说就是木头看了也会感动。早在写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时，我就开始处理倾诉与聆听的关系，瞎子父亲王老炳叫聋儿王家宽买长方形的、能在身上摩擦的肥皂，结果王家宽却买回了一块毛巾。看上去，这像是读者对小说的误读，也像是儿子挑战父亲，再追问下去，恐怕就是我在调侃母亲了，因为她当年的讲述也曾被我误解和歪曲。然而，再仔细一想，我又何止是在调侃母亲？今天有太多的讲述被误读和被忽略，比如成堆的小说有多少读者？会场里又有多少人在认真聆听领导的发言？有人说MP3的热卖和短信的狂增，原因就是我们说空话的会议太多，听者不得不用听音乐和发短信打发时间。尽管倾诉与聆听的关系如此紧张，但我还是怀抱幻想，就像哑巴蔡玉珍被人欺负之后用动作告诉聋子王家宽，王家宽再转告瞎子父亲那样，他们毕竟沟通了，尽管艰难。如果说聋、哑、瞎三人的沟通是对现实的隐喻，那我还不如说是隐喻写作与阅读。即使读者闭上了眼睛、关闭了耳朵，但作家却不能把自己变成哑巴，他要滔滔不绝地写，让读者的眼睛和耳朵重新打开。
现实比小说荒谬
钱钟书在一篇文章里说，最好不要让孩子看太多的童话，因为童话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但是，等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就会发现社会根本不是童话，恶意有时候会收获善良，而善心却难免会遭遇恶报。这种错位，仿佛电脑搭错了线，鸡蛋里长出了骨头，美女偏偏嫁了个丑男。现实是没有逻辑的。当童话的逻辑碰上了现实的没有逻辑，那我就会感到措手不及。
美国商家在“911”事件之后推出“钢板地下室”，只要装上这种钢制的地下室，如果再遇到恐怖袭击，购买者就可以躲在里面生活两到三天，等待救援。这则新闻让我想起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地洞》。80多年前，卡夫卡写了一只小动物，因为害怕更大动物的袭击挖了一个地洞，用尽心机在里面设置岔道和逃生之路，以为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挖好之后，这只小动物还是不敢住在里面，而是躲到洞口对面的草丛，偷偷观察什么样的动物会来袭击自己？那只小动物的恐惧，与今天遭遇了恐怖袭击之后人们的恐惧是何其相似！现实证明了作家的预言，也不断地超越作家的想象。与其说作家在现实中发现了荒谬，还不如说是越来越荒谬的现实让小说不得不荒谬起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早就发现了生活的荒谬性，他说：“人人都生活在可笑的状态中，可是人人都不知道这一事实。”
当报纸和电视大规模地展示全世界穷人们的痛苦时，我写了中篇小说《痛苦比赛》，说一美女征婚，希望嫁给有痛苦的人，于是几个小伙开始编造、合并痛苦，让其中一人去应征，仿佛谁拥有痛苦谁就拥有资本。在应征过程中，他们所编造的痛苦被生活一一验证，最终尝到了痛苦的滋味。古希腊的悲剧中，俄狄浦斯的女儿说：“我不愿忍受两次苦：经历了艰苦，又来叙述一次。”而传媒为了自己的收视率和销售量，每天都在上演假惺惺的同情，私毫不考虑痛者的感受。1999年，我发现了身份跟身体分离的荒谬，写了中篇小说《不要问我》。大学副教授卫国因酒后失态，被学校处分，提着皮箱南下。火车上，他的皮箱被盗，证件、金钱和物品全部丢失，于是他要在另一个城市不停地证明自己是谁，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他都说连同皮箱一起丢了，以至于他的皮箱根本装不下那么多东西。没有人相信他，他不得不背诵自己的简历，生怕自己把自己忘记。我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考，它至少描述了人类的“自我丢失”。但是小说发表后不久，有位读者给我寄来了一则新闻，我才惊讶地发现类似的事情早已在生活中发生。
这则新闻说1988年，一位流亡国外的伊朗人纳塞里打算途经法国到英国，再从英国去比利时。当他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时，发现能证明自己难民身份的文件和护照丢失了。他不得不滞留在候机厅，等待自己的身份被确认。比利时有关部门表示他们的文件足以证明纳塞里的难民身份，但必须要纳塞里亲自到比利时领取文件。而法国边检却因为纳塞里没有护照和身份证明无法让他入境。纳塞里出不来、回不去，不得不待在戴高乐机场，一待就是七年。想象的荒谬竟然被生活证实！可惜小说无力，不能制止荒谬的事件发生。难怪纳博科夫要说：“文学创作的目的只是自娱和娱人，是为了展示人类想象和创作的魔力，而并非是为了自以为是地改造社会。”
想象比道路还长
13年前，我在一家报社上班，只有主任的电话机可以打长途。编辑们都想占小便宜，可主任的电话机是锁着的，尽管我们用两个手指同时按免提键和“米”字键，能打长途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一天，有位编辑把她桌上的电话机拿过来，拔掉主任电话机的入线，直接插到她的电话机上打了起来。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只会在电话机的键盘上打主意，而一个有想象力的人竟然把锁住的电话整个换掉。这正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所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意思是偷钩子的人被杀了，而偷窃一个国家的人却得以封侯。好的作家必须有把整个电话换掉的想象力，而不仅仅是偷窃一个钩子。
美国“911”事件像一盆冷水迎面泼来，让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看到了恐怖分子的想象力，因为他们在没有炮弹的时候，竟然把飞机当成了炮弹。而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我们又看到了美军的想象力，他们把通缉犯印到扑克上，让士兵们的休闲娱乐也变成了工作。小说家们经常抱怨读者越来越少，但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当生活不断地超出想象，而小说却总是没有惊奇的时候，谁还愿意浪费时间阅读小说？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变形记》里有想象力把人变成甲虫；中国16世纪的小说家吴承恩在长篇小说《西游记》里，有想象力让孙悟空个一筋斗飞越十万八千里，他可以上天可以入地，还可以钻入妖魔的肠胃。我必须真实地承认，想象力曾经是小说吸引我的原因之一。
1951年法国作家让·萨特写出了戏剧《魔鬼与上帝》，主人公格茨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先做恶人，再做善人，最后发现“不再有天国，不再有地狱，只有人间。”格茨摒弃了世俗的善恶观念，转而加入到人的行列中来。这个戏剧公演之后的第二年，意大利作家卡尔唯诺发表了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小说写了一个叫梅达尔多的中尉在战场上被炮弹击中，分成了两半，先是恶的那半回到家乡，尽做恶事，乡亲们怨声载道。后来，善的那一半也回来了，尽做善事，却同样遭到了乡亲们的诅咒。一天，善与恶两半持剑决斗，鲜血把分开的两半重新黏合成一个完整的梅达尔多。这个在恶与善之间徘徊的主题，被两个作家在相差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描写，却丝毫没给我雷同、抄袭的感觉。原因就是后来者卡尔唯诺有巨大的想象才能，他用变异、夸张的手法完成了萨特完成的主题。
我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写了聋、哑、瞎三人，组成一个“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的家庭故事，能把这三个人放到一个家庭里，是需要想象力的。因此，这个小说在中国获得了好评。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传记，说他小时候为了跟瞎了的祖父共同读完一封信，要不停地在祖父手心写下认不得的字。我为这样的细节没出现在小说里而自责，终于明白想象比任何道路都长。乡村成长的背景，年少时对远方的强烈渴望，使我的想象力变得贪婪。我的中篇小说《目光愈拉愈长》写儿子失踪之后，母亲刘井的目光竟然可以穿越山梁、天空，到达城市，看见儿子穿着一件洁白的衬衣，坐在一张餐桌前吃着雪白的米饭。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在《雅克和他的主人》中写道，当雅克和主人不知走向何方时，雅克说朝前走。主人说朝前走是往何处走？雅克说前面就是任何地方！我以为，这就是小说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