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的，不要太紧张嘛，随便说一说，就当聊聊天。“
”嗯，我，我之前失恋了，好难过啊，一直哭，吃不下饭，不知道怎么办感觉自己快要死掉了。”
“每天都在不停地复习，不停地写卷子，根本就没有尽头啊，我不想考大学了，我什么都不想做了。”
“我知道他们在背后说我，我知道，我也不爱他、跟他们交朋友，要朋友干什么，我一个人就挺好。”
“寄住到他家里以后，有一天晚上他就进我的房间，摸我，开始脱我衣服....我那么小就脏了，一辈子都是脏的。”
人对唯一的一次生命，是将它作为不得已不是这个样子而接受的，把它作为必然的，不允许有其他替代物而接受的，是以“人的生活是自己的责任”而接受的，这是埃里克森的话。
你我皆知一生中存在诸多不可抗力的因素，人事如同天灾，流年往复，我们无法逆转，只能勉强招架，但这不意味着要就此放任灵魂流浪，世界上本没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相信的人多了，世界也变得美好，这是我的话。
14年年初，我在重庆一家心理咨询室当辅导员，这里的主人是我的朋友，一个二十多岁年轻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的活无非是做做记录，打打下手这些都很轻松，没事就跟着刘姐一起接触接触患者，现在这个年代是很奇怪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普通人少有什么大灾大难，原来是都病在心里去了。
我从小对心理学就很感兴趣，孜孜不倦地拜读了很多有关此类的作品，以前还老爱给身边的朋友做心理辅导和感情治疗，我那时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后来我发现著名的心理学家大都是因为自身有不可治愈的心理疾病，自己整天琢磨怎么医好自己，时间长了，琢磨出来一套理论，就变成响当当的学者了，于是我放弃了这个打算。
来的病人很多，我没事翻翻手里的本子，综合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心理障碍中的抑郁症，考试综合症以及恋爱综合症，都是难以短期调解的顽疾，还容易留下或浅或深的后遗症。
记得高中时交好的班长，身边的朋友都喊他班长，并不是因为他现在是班长，而是他从小就一直当班长，他是个品学兼优热爱运动的温和大男孩，长相也很标志，直到初中时因为一件小小的错误，班主任把他一顿臭骂过后拎着他的脑袋去撞墙，其实并没有那么夸张，只是轻轻磕了一下，生理上的疼痛也很有限，但是从那以后他就患上了抑郁，其中不得已还休学了半年，在那以后班主任再也没敢对他稍稍说上一句狠话，但他就此留下了不可逆的后遗症，不重，可我们偶尔能感觉到他情绪发生的剧烈变化让人难以捉摸，这是一种无法磨灭的印记，会伴随他的一生不能根除。说起来只让人感到惋惜，明明是那么小的一件事，怎么就这样了呢，是啊，怎么就这样了呢，人往往总是忽视，忽视本就脆弱的他人，和本就脆弱的自己。
我的二表哥生长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父母亲都是知识文化分子，工作待遇也算优裕，他学习成绩向来很好，在我们这些个兄弟姐妹中也是名列前茅，我就不好意思说了，我一直是拿来垫底用的。从小到大每逢家庭聚会他总是较难到场，一问肯定是在家学习要么上辅导班去了，只有避无可避的重要场合才能相见。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其实也爱笑一笑，和我们闹一闹，只是总像是在压抑。记不得是后来的哪一天母亲悄悄告诉我，二表哥患上了抑郁症和自闭症，现在已经辍学在家，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连爸妈也很难说上一两句话，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准备带他去北京的大医院接受治疗，我叹了口气，也只能摇摇头表示惋惜。很多时候人犯下的错会转化为两份，一份回馈自己，一份伤害他人。
叶子是个土生土长的重庆妹子，脸蛋和身材看起来一样消瘦，有着很好看的柳叶眉，头发长长地垂下来，既没有染色也没有烫卷，她是一个人来的，但说的话很少，只能初步判断是情感障碍。有一天晚上八点钟我正躺在沙发上看书，刘姐先回去了，一般我来锁门。叶子突然来了，她有一段时间没来了，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诉她医生不在，不过我也可以充当个临时的陪聊，其实这句话完全出于客套和善意，但她好像欣然接受了，即使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我带着她拎着两把小椅子爬上天台，借着微微的晚风说了很久的话。
叶子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远去深圳打工了，十岁那年她被寄养在一个舅舅家中，这个舅舅有妻子，但婚姻不合导致两个人长期分居，在一个和往常一样的夜里，舅舅按耐不住心中扭曲的欲望猥亵了她，她没有反抗也没有痛哭，她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样的记忆伴随了女孩的一生，她从此拒绝和男性的接触，把自己的心深深埋藏起来。十九岁那年她已经是个懂事的成年人，那个曾经给她带来巨大伤痛的男人出了车祸便撒手归西，连带着犯下的过错一并烟消云散，只有她留在这个世界上，作为此等罪恶的唯一留存。
叶子说她从来没有对人讲过这个故事，对父母没有，对朋友没有，对医生也没有。
我一边啃着指甲一边焦灼万分，最后放弃了思考，我觉得世界上应该不存在有能安慰这个女孩子的话了，其实我比她要小上好几岁，但我只能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
我能感觉到她整个人突然紧紧地绷住，然后舒缓开来，然后她说。
”你刚才啃的就是这只手。“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临走她送给我一根蓝色水滴形的胸针，对我笑了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笑起来的样子，像是能把黑夜都照亮。
我想我总不至于束手无策，我还能给她一点温暖。
小林是个相貌平平无奇的高中男生，如果不是每次来咨询室都在脖子上挂一副很显眼的红色头戴耳机，我大概都很难记住他的长相，所以大概也就无怪于他总是追不到女生了。一开始父亲会陪同他一起来，后来渐渐就能一个人上门了，对于学生党我们都是以引导为主，他们大都只能察觉到自身心理的异常但不知其所以，刘姐给出的结论是交流障碍和自闭症。
小林的确是个有明显交流障碍的人，但并非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有时候看到我，他也会笑着点点头，刘姐问他的问题，也会一五一十地老实作答，但他从来不知道该怎么主动开口，也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小林的父亲看起来文化程度不高，很多时候满口只是在说孩子读书读傻了，我又只能轻轻摇头，不是的，他被孤独困住太久，找不到自己的出路。
童年时缺乏一定的关爱，缺少朋友，平平的相貌自然也引不起女生的追捧，这样的人是会丧失与人交往的兴趣的，毕竟还没谁比自己和自己更合得来呢。
那次小林坐在大厅的沙发上，还是戴着那副红色的耳机，安静地坐在那里，他已经提前预约过了，只是前面有一个产后抑郁的女患者还没结束，他就坐在那里等。我不紧不慢地走到他身边坐下，他略带有点诧异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默默低下头去。
“这种头戴式比入耳式好用吗，我没买过这种。”
他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我是在和他说话，赶紧摘下耳机，有点尴尬地看着我。
我会意地笑笑，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哦，我也不知道，网上买的一直在用”，小林的回答还显得很生涩。
就这样我们对话了四十多分钟，大男孩偶尔也会开始展露笑颜。
“平时也打游戏呢，打啥，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还是主机游戏？”
“嗯，这女孩长得还真挺好看，你眼光不错，别怕呀，我跟你说，有时候给人家买个早餐，节日送个小礼物的，多好。”
“出去走走啊，外面人有趣的很。我？我可无聊了，比我有意思的多了去了。”
我快乐起来，因为我感觉到他也快乐起来。
一年以后我由于个人原因离开了重庆，我又遇到了很多新的朋友，发生了很多事，但是在那本厚厚的记事簿上写下的很多个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都沉入心里的某处，在有一天被记起时发出透彻的光亮。我们在咨询室遇见，那里是个治病的地方，而我，很希望能帮到他们。
世界上的痛苦其实是一个定量，我很多时候选择一人承担，但总有朋友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笑着问一句，怎么了，跟我说说。从这当中我是能获得一定慰藉的，谁都可以。
我会毫不犹豫地开口，因为我知道自己也曾这样拥抱过他的痛楚，在这样的互相分担中会产生一种释怀的力量，即便我习惯了独自承受悲伤，这种释怀也会让我明白，我永远不是一个人。
有些放纵的人其实并不如他们自己口中那样脆弱，却总是喜欢和习惯于宣泄脆弱，就好像是一个薄薄的纸片人，被风吹过也痛苦的不得了，他们属实不明白，这样的情绪是会感染他人的，用自己不那么痛苦的痛苦，去加深旁人相当痛苦的更痛苦。
其实想到这里我几乎忍不住愤怒起来，如果活着真的那么艰难，那你不如换一种方式好了，世界上还有多少你不曾听闻的痛苦，被和你一般的人默默承受，那也不是他们应得的，何必让自己做一个不三不四的人，既没有勇气去死，又在这么惘然地苟活。每个人踏入一生的起点，都是背负使命的，我们只是在共同对抗这个世界上的悲伤和难过，更何况在有些时候，只需要一捧小小的温柔，就可以告诉别人，我也在战斗。
不要怕遇见悲伤，见的越多，你就会发现，我们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