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刻钟后，孔端操神色数变，拱手一揖：“诸位，操去去就回。”不待众人有所反应便匆匆离去。
十五岁的王楠见孔端操拿着册子离开，嘴巴张了张，想提醒对方，又觉唐突失礼，终究未说出口。待孔端操走远，他才嗫嚅着说道：“三兄，你那册子被……拿走了。”言语间多少有些气急败坏。
众人皆知那册子里的内容，在他们看来，是凝聚了王棣的心血的，若是此间主人执意拿走不还，那可真是投诉无门了。
王棣摆了摆手：“无妨，我让许东家印了数百册，准备上京谒见尊长承奉。”
众人得知此节，方放下心来，只是被主人晾着，难免有些不爽。
两刻钟后，孔端操折返，身后跟着一个儒裳青年，比孔端操稍稍年长些，二人眉目间依稀有几分相似。
孔端操先告了罪，为众人介绍那位儒裳青年：“此乃家兄。”
青年一揖：“孔端友见过诸位贤生。”
呃，这人便是当代朝圣公孔若蒙的嫡长子，也便是下一任衍圣公了，王旁等人更不敢有丝毫轻怠，纷纷起身见礼。
客套几声后，孔端友目光落在王棣身上，手上拿着那本小册子：“王三郎，此书为你所作？”
如此问话，其实已是突兀，与“衍圣公”继承人之身份不甚相符。可王旁等人却端坐不语，心中俱想，那小册子啊……绝对是常山赵子龙般的存在。嗯，三郎写的《三国演义》着实精彩，叫读者欲罢不能。
王棣只点头称是。
孔端友指着册子中某处念道：“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之，则亦非复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矣。’愚谓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诵罢，他合册拊掌，高声道：“善哉，深谙圣人之道也。”又摇头晃脑的说道：“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妙哉妙哉。”
他又念了两小段，显得极是亢奋，看王棣的目光像是……狼外婆。
这也难怪堂堂的孔氏嫡长子会如此失态，实在是王棣撰写的这本册子杀伤力太大，对孔氏后人莫若强磁。
是的，这本小册子名《论语集注》，乃是王棣用来叩开大宋文坛的敲门砖。
孔端友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有此一册，天下读书人何愁不解《论语》？此册……强于邢昺之《论语正义》也。”
《论语》注解历代有之，东汉有《论语郑氏注》，有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的《论语训解》，三国时有何晏的《论语集解》，南朝时有梁朝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唐代也有王勃、韩愈、张籍等人注解。到了宋代，影响较大的有邢昺的《论语正义》。
邢昺的《论语正义》为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疏。此书是《十三经》的标准旧疏，此书问世后，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的影响便降低了。
孔端友将王棣这册《论语集注》置于刑昺的《论语正义》之上，评价不可谓不高。而以他为孔子四十七世孙的身份说出了这番话，已是高度肯定，也算是官方认定。可以预见的是，有了这位下代衍圣公的背书，至少在《论语》经义这一块，王棣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孔端友好一番赞叹，不迭声的言称“后生可畏”。他熟读经史子集，夸起人来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之乎者也一套接一套的往外蹦，一大通赞誉之词说下来就不带重复的。书读的多，果然是可随时派上用场的。
王旁等人听了固然是与有荣焉，但也有些坐不住了——这孔大公子如此变着花样夸人，咳，有些过了。
反观当事人王棣却是端坐岿然，口中谦逊几声，表情却无丝毫“愧不敢当”。
他可是知道编撰完成的《四书章句集注》的威力的，可谓是上承经典，下启群学，金科玉律，代代传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巨大，乃是四书学之首。在原本的时空，《四书集注》还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南宋宁宗嘉定五年，把《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理宗于宝庆三年下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学
生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而《四书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是以，他当得起对方的赞不绝口。
而在孔端友看来，王棣撰写的这册《论语集注》并不是只作诠释文字和解释阐发原文义理的工作，他还把自己的观点巧妙地贯穿其中，有时甚至不惜增加原书内容或改变原书的顺序。当然，在作改动的地方他都加了说明。
这样的文字，可为万世师。
当然，孔端友难免有些嫉妒，很是遗憾自己写不出这样的东西，但也仅仅是瞬时间的不适，更多的是欣悦与钦服。
而后，他详细地询问了王棣的“创作”初衷、“创作”历程以及文章中的种种与以往不同之处等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王棣自是有问必答，言无不尽。
一番话下来，孔端友对王棣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心下竟是隐隐地将对方当作了明师，恍惚回到了早年随父亲求学的场景，不由得感慨万千。
尤其是王棣关于学读经书具体的阅读原则与方法的论点更是让他深以为然，王棣是这么说的：
“讲习孔孟书。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将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须自家说时，孔孟点头道是，方得。不可谓孔孟不会说话，一向任己见说将去。若如此说孟子时，不成说孟子，只是说‘王子’也！因此，阅读《四书》最重要的原则，便是要‘将心比心’。读者需要用自己的心去体贴孔、孟的心。古人古书不会说话，如若任凭自己的私见、偏见去读，最后所得，也只是自己的私见、偏见而已。所以阅读《四书》首贵虚心，如此才能看出古人下字的用意，才能领略其精神妙处……”
王三郎一共讲了五点，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座中人俱是凝神聆听并揣摩领会。
这其中，王棣多次提及“四书”，这是他的首创。
汉以后，《论语》的声誉日见高涨。魏晋时期《论语》注家很多，其地位已经和经相等。《隋书·经籍志》已把它列入经类。这一时期，《孟子》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特别是赵歧称孟子为“亚圣”，并对《孟子》一书进行注释和宣传。然而，也有人批评孟子，如唐人李景俭、北宋人司马光都对孟子指批过。因而，《孟子》仍然不能和《论语》并列。
《孟子》、《大学》、《中庸》直到韩愈、李翱、二程，才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韩愈和二程都竭力阐发和宣扬孟子的思想，因而使《孟子》一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不仅如此，韩愈和李翱对《中庸》和《大学》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如李翱的《复性书》将此二篇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发挥，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二程沿着这个方向，尊奉《中庸》，并把《大学》与《论语》、《孟子》并提。
而王棣干脆将这四部儒家著作合称为“四书”，在编排次序上，首列《大学》，次列《论语》和《孟子》，最后列《中庸》。
为此，他解释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处。”
“先读《大学》，立其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如是两个多时辰，王棣不疾不徐的让“四书”之说首次详尽地展现于世。至少，孔氏兄弟已经折服。
这一席话直说到日色将暗方止，孔端友意犹未尽，再三邀请王棣等人留宿，大有抵足而眠、秉烛夜谈之势。
王棣盛情难却，唯有应允。
衍圣公府之行，首战告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