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与防作弊，历来是考场之重。犹如猫鼠游戏，敌我态势反复不定。
彼时对怀挟的管理极为严格，有举子改写了当时市井之间一首非常流行的《侍香金童》词，描写怀挟的士子们的紧张模样：“喜叶叶地，手把怀儿摸。甚恰恨出题厮撞着。内臣过得不住脚，忙里只是、看得班驳。骇这一身冷汗，都如云雾薄。比似年时头势恶。待检又还猛想度，只恐根底、有人寻着。”可谓十分形象。
除了怀挟，考试中还有一种作弊行为称为“传义”，即在考场上遥相传递文字。朝廷对传义行为的惩罚基本上与对“怀挟”行为一样严厉，一经发现，立刻将犯规考生清出考场，永远取消考试资格。
怀挟、传义之外，终宋之世，在诸多作弊手段中，公认害处最大的是代笔行为。
代笔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考生与替考者同时入场，替考者可能用“已死姓名”投递家状应试，或者用“弟兄亲戚同乡姓名”，答卷完毕之后，设法交换试卷，操作类似上面提到的“传义”。有些考生甚至全程让替考者代为答卷，“身不入场，榜出高中”。还有考生是在考场上通过传递，获得代笔者所作的文章，“至有门外假手，递稿入院”，或者“内外通同”，“将见成卷子传入填纳”，或者是通过小吏记住考生名号，在考卷的糊名、誊抄阶段借机涂改、调换。士子在试卷开头需要抄写自己的家状，所以有些代笔者是通过小吏改换卷首达到目的的。
凡此种种，皆监考官严防死守之所在，但终究是防不胜防，法网恢恢必有所漏。
对此，王棣表示理解，“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因为有市场所以有存在，世间万物皆是如此，有因方有果，有果是有因。
科举制度在宋朝有了很大发展，也在不断的变化中逐渐走向成熟，选拔出了无数人才，使士子们“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即使是始终没有通过省试的举人，只要积累到一定的举数和年龄，也可以通过“特奏名”制度，由礼部特予奏名，参加殿试，获得出身，因此举人们不至于彻底绝望，成为造反的黄巢、王仙芝。故而，许多人淹滞场屋，“英雄豪杰皆汩没其中而不自觉”。在这样的氛围中，若是难以克服早日蟾宫折桂、金榜题名的诱惑，行险作弊，乃至于无孔不入，也是人性弱点所必然导致的吧。而考官们与小吏们无论是出于情分，还是畏惧权势，或者为了金钱，以各种方式开方便之门，就更加不难想象了。因此，虽然自宋以降，科举制度逐渐趋于完备，朝廷也无法完全革除科场中的作弊行为，不论场中还是场外，各种作弊手段仍然层出不穷。
这般胡乱想着，很快轮到了他搜检。
他将浮票交给监考官，注意到对方微不可察的点了点头，似乎在传递某种善意。呃，许是这监考官认识自己吧，大小也算是江宁名人哩。
为防止“枪替”，也就是枪手，宋代开始施行浮票制，相当于后世的准考证。浮票上写有考生的详细信息：姓名、年龄、体貌特征，包括身上的痣，都要写明。
当然，在没有摄影技术的宋代，浮票上所谓的“详细信息”究竟怎样详细便可想而知了。
搜检的官差也只草草了事的搜查一二，便让他提着考篮通过。
这其间的信息量倒是不小，需知当场主考官乃是本府通判李节。且不说李通判是铁杆旧党，早前很是“不畏权贵”的与新党打擂台，会对王安石后辈以礼相待？再者，李通判之子李之问与王棣不对付，为了聂胜琼很是有些矛盾冲突，整个江宁圈子都知晓此事，李节就没想过为爱子出出恶气？又或者，李通判本就是个高风亮节、公私分明之人，不屑如此。
想不通就不想，他沿着甬道向前走去，忽听隔壁上元县检录处传来嘈杂声。
“哼哼，藏在谷道就以为搜不出来了……将这败类叉将出去，枷起来……”
接着，二名差役叉着一名三旬上下的考生出了甬道，将考生往广场一掼，又将枷锁往这倒霉蛋脖子上一套，啐了一口：“读书人呢……”
待检的考生不由得心中戚戚，科场作弊被枷号示众的便是被列入了黑名单，再无下场科试的资格，十数年苦读，到头来如此收场，着实可怜。
其中更有数个考生当即变了脸色，犹豫片刻，从身上极为隐秘处掏出小册子丢开，而后尴尬的对身边的考生笑笑，尽在不言中。
对于考生的这些小动作，监考官悉数看在眼中，只当未觉，心里却是在回想当年自己的科试场景，何其相似的一幕啊，这也算是传承啊。
王棣倒是没注意这些，经历过前世监控最严厉的高考，哪还会想作弊这种事？再者言，若要靠作弊方能过关，那也太low了。
前世的他，四书五经固然读的不深，只是粗读而已，但灵魂穿越过来已有十六个年头，在此期间可谓是苦读不辍，大部分时间都在读读写写。有着一个成年人的理解思维，又有着年轻人的记忆力，若这样还通不过科举，那才是真正的愚不可及。这份自信还是有的，至于能考到什么时候名次，那就不得而知的，需要些运气。
拿着考座号，他不紧不慢的找到了玄字三号房，稍稍松了口气。
因是新建之故，考舍还算整洁，只是实在逼仄了些，七、八平米的样子，刚好能摆下一张床。说“床”并不准确，用砖垒了七、八十分高作为床脚，上面搁了一大一小两块木板。王棣这位科场初哥得到提点，晓得上面那块木板支起来便是考桌，想想后世的考场环境，实在是天壤之别。不过，一人一舍倒是更益于规避考场作弊。
想到今后三天便要蜗居于此，不由得摇头苦笑。这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呀。也罢，唯苦中作乐尔。
将考篮放在床头，支起考桌，笔墨一一摆好，看看离考试还有一段时间，他干脆坐下闭目养神。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听得有人在说话，这才把他从半梦半醒之间拉了回来。
一个国字脸、相貌堂堂绯衣鱼袋的中年官员正立于二楼环顾四下，说了一番勉励之词，又告诫考场一应规矩，盏茶工夫后宣布本科江宁乡试开始。
王棣认得这官员便是本届乡试的主考官、江宁府通判李节。
嗯，听说李通判之子、李之问也参加了本次乡试，不过考的是“别头试”。
所谓别头试，就是主考官及其相关官员的子弟、亲戚、门生，一般是另立考场，别派考官，即“别头试”。可以说这属于是一种回避制度。
太宗赵光义在雍熙二年有诏：“凡（考官）亲属就举者，籍名别试”。从此以后别头试成为一种制度延续下去。
稍顷，有差役逐个发放稿纸，又有差役高举木牌从各个考舍前慢慢走过，不时提醒考生看清木牌上写的字。
王棣走到考舍门口，看那木牌上写了数列字，便是经义题目了，心中默念了两遍，记了下来。
那题目只有寥寥数字，差役步子缓慢，若有考生没记住题目，那也怪不得人了。
嗯，考场严禁喧哗，也不允许向主考官或监考官提问，若是没看清考试题目，那真是活该。
元祐朝进士科又分经义和诗赋二科取士，二者皆考策、论，不同之处是首场一考经义一考诗赋。
王棣选的是经义科，也就是摘取经书中的一句话试论之，议论文嘛，字数不得超过五百。
神宗朝时，王安石变法关于科举作了大幅度的变动，规定参加进士考试的，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一种，谓之“本经“或“大经“，并兼论《论语》、《孟子》，谓之“兼经“；考试共有四场：第一场试本经，第二场试兼经，外兼大义十道。这两场考试，只要通晓主旨大义即可，不必局限于注疏讲说。
元祐朝初，司马光尽废新法，《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去岁，又将进士分为诗赋进士与经义进士两种。经义科只考一场，本经与兼经在同一日完成。
不过，关于“本经”与“兼经”，这些年似乎有模糊甚至颠倒的趋势。《论语》与《孟子》愈来愈被文人士子重视，这也正好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如此大环境下，科举的题目也相应有了变化。此次江宁府乡试，李通判出的经义题中，八道备选题中，《论语》与《孟子》赫然占了三道。
看清了考题，王棣无可无不可的抿了抿嘴。
他可是要“写”《四书章句集注》的，三道兼经题自不消说，五道本经题中有两道摘选于《中庸》与《大学》。
感觉有点欺负人哦。
他笑了笑，呃，还是有些犯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