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抑粮价，是有先例可循的。
如汴京、杭州这等大城市依赖商品粮的人很多，因此常有商人投机的情况发生。为此官府积极介入调整粮价的例子很多。例如，大中祥符二年，“戊申，诏司农寺，京师所粜常平仓粟，前诏虽已减价，可更斗减五钱。自是讫六月，凡粜九千余斛，京市物价以故稍平”。神宗熙宁七年，开封“时米价斗钱百五十，已诏司农寺，以常平米三十二万斛、三司米百九十万斛，平其价至斗百钱。至是又减十钱，并至官场出籴，民甚便之”。
地方亦有对付商人利用商品的季节性和地域性进行囤货居奇采取的措施的著名案例为，皇祐二年，“范蜀公记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饥，谷价方踊，斗钱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众不知所为，公仍命多出膀沿江，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于是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既辐凑，遂减价，还至百二十。包孝肃公守庐州，岁饥，亦不限米价，而商贾载至者遂多，不日米贱”。
熙宁八年，吴越地区逢旱灾，于是赵扦“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通过扩大供给之策，稳定了粮价。
元祐五年的杭州，与皇祐二年那次饥荒较为相似，正可借鉴。
平抑粮价一事，苏轼卧床统筹，由司户参军负责，李格非、王棣辅之。
操作这种实务于王棣而言，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好在这方面的操作流程大抵是依循先例，也无需他去殚精竭虑拍板定夺，只跟着打打酱油。这是苏轼在着力培养他，这样的历练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五月十七，城内外遍贴官府公示，粗粗地说了杭城的困局：
因涝害导致杭城粮价狂涨，已飙升到一千五百钱一石；灾民太多，官府常平仓难以为继，希望粮商能为国为民做做好事，如踊跃捐粮、配合官府平抑粮价；鼓励附近州县粮商运粮至杭城，共度时艰。等等。
这样的方略，于粮商而言，一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即便在王棣的建议下，多了一条“勒石记功”，不也是同样的套路？
某豪邸，恭恭敬敬的送走李格非与王棣，大腹便便的中年、本地最大的粮商嗤笑：“赈济使？一个迂腐书呆子，一个毛头小子，傻乎乎的上门忽悠某？真真好笑。捐粮？表表心意呗，献上个三五十石算是大方的了……不就范文正那套么，怕是没那么好使喽……”
同样的一幕在各大粮商宅邸重复上演：
“皇祐二年的粮价上涨是旱灾引发，范太守出奇招立奇功。此次可是不同，官道毁坏，水道淤塞，外埠粮食进不来，想借外力消弭粮荒？谈何容易……”
“勒石记功？倒是诱惑人哪。不过，为了那些微虚名而放弃唾手可得的丰厚利润，孰轻孰重？大概谁都知道该怎么选吧……”
李、王二人一次次失望而归，相视苦笑。
东汉将军窦宪率领汉军及南匈奴、东胡乌桓、西戎氐羌大破北匈奴之后，封燕然山，勒石记功。
本朝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刊碑勒石，以为颂扬美德，铭刻传承。
王棣抛出这一手，原想着或许能有奇效。
本朝是有史以来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本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本朝立国之初，太祖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
虽然如此，但商人的地位仍是不高，“士农工商”，商为末等，自古如是。
不过，商人既富，自然想提升社会地位，通过赠物施药、收恤孤独、安置病老、济婚助丧等方式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救助，是宋代商人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最基本的形式。
诸暨商人张绪，平居固救邻曲，多趋人急，或窭且病，遗之珍药，不以贵靳，尝大雨雪，寒泫积日，府君登楼凭眺，有至脯西无炊烟者，然发困分赡，所全活甚众。
成都以商致富的刘革，好施惠出天性，凡以冠昏贫病死徙叩门丐贷，无戚疏高人，皆实而归。
扬州高邮富商徐成甫，友人以贫不能葬其亲者……即为买田，出钱以办丧事，而友人之亲得葬者五丧。至于字亲族之孤，急交游之难，赖其施者甚众。
徙家京师，卖药自给的陈靖，或遗金帛，即散道士丐者，未尝有所蓄。
在灾荒之际，不乏商人本着向善乐施、积财能散的好义精神以粮食减价出粜或无偿赈济，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丰城人管迪尝载粟抵他郡，岁适大饥，谷价翔踊，众商皆意得，公独低价以粜，仅不至折阅。比辛卯岁大旱，有司劝督富室移粟赈济，人多贿吏求免，公独发廪辇运，不惮劳费，粜溢其数。
黄岩人黄原泰，性乐施予，岁歉，贸粟于闽浙，损半直以济邑人。
饶州人张潜，春夏之交，大发仓廪，率减市价十之一，小歉则散之，如是者三十年，环旋数百里闻，谷价不踊，细民赖之，虽甚饥无流徙者。
修水人谈资也曾因往岁民艰食，君置廪诸乡，贵籴贱粜，率以为常。
庐陵吉水人王公权善于经营，闾里资产至数万计。熙宁中岁大旱，民间谷皆前此费去，而君家廪庾相望所至，皆完实……于是，悉发所藏谷为平其直，不当价之十七八，远近赖以活者数万人。
凡此种种，说明“奸商”中亦有乐善好施之人。
可惜的是，杭城粮商并无管迪、张潜、王公权之流，便是许以刻碑勒石，也只募粮三百余石，杯水车薪罢了。
除却经营粮米的豪商，其他如布商、酒商等合计捐粮千余石。未牵涉到切身利益者，反倒更爽利些。
毕竟，米价不可能一直居高不下，最多也就二旬时日，水道一旦畅通，外面粮食即可抵达本埠。家里存粮富裕的大户，在保证自家食用的前提下捐献余粮，是对官府示好，有利于日后行商，且可获取积德行善的好名声，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现状是，户曹司统计官仓及募捐所得粮食共计六千石弱，需赈灾民仅城外便有近四万，以每人每日半升米计算，可维持一个月。问题是城内存在的不确定因素。
杭州城百万人口，受灾逾九成，家中素不存粮，米价狂涨，东城、南城的富贵人家尚好，吃得起高价米，西城、北城的中、下人家呢？三、五天还好说，时日稍久便会无法承受。这近八十万平民若是全靠官府救济，六千石粮食能维持几日？两天，最多三天，便再无一粒粮食用以赈灾。
冰冷的数字，残酷的事实。
李格非嘴唇起泡，实在想不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既着急又愧疚。作为苏轼的门人，不能为先生排忧解难，何以心安，何以心安呀。
“人在只喝水不进食的情况下可以坚持七天，体质强健之人更久。”见“合作伙伴”萎顿颓丧，王棣觉得应该给他点希望。
“真的？”果不其然，李格非闻言一震，见王棣点头确定，长长吐了口气：“外面的粮食半月后可到，再想想法子，或许可以不用……饿死人吧……”
悲天悯人的文人啊，遗憾的是，只适合专研学问，这等劳心费神的实务是力有未逮的，倒是高二精擅此道。
想不饿死人？难哪。
关键点在高俅。
城里的米价若无外力介入，短时间内非但不会下降，还会持续飙升。后果便是有钱人吃着高价米，贫民们望米生叹饿着，能忍饥挨饿几天？看造化吧。
赈灾指挥部几乎生搬硬套了范仲淹当年平抑米价的方法，可这种事显然是可一不可二。一则外面粮食进不来，二则本地粮商有前车之鉴，学乖了，也学精了，又怎会轻易入坑？只能多管齐下，尽人事听天命。
李、王二人负责募粮，两日里拿着豪商巨贾名单，逐家换户上门劝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的说了个口干舌燥，却被那些个明面上恭谨有加的粮商们搪塞了事。好一番太极云手啊，驾轻就熟，避重就轻，四两拨千斤，轻飘飘地择身事外。金钱重利面前，良心可不值几个钱。
重利忘义么，历朝历代都不缺这样的商人。
王棣倒没怎么气愤，只是有些失望。这些人，毕竟是目光短浅了。说到底，短时间的暴利总不如细水长流的好。有时候，名声的确是重于金钱的。
只希望，高俅那边顺利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