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离了母系社会，女子的地位每况日下，直至沦为玩物、附庸。
三从四德，无才便是德，女子的标签便是“从”，服从男子，服从礼教，服从社会。一个“从”字，道尽了古代女子的辛酸与艰辛。
当然，千古以降，总会出现几个离经叛道的奇女子。
博学多才蔡文姬，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文姬才欲压文君，《悲愤》长篇洵大文。老杜固宗曹七步，办香可也及钗裙。《胡笳十八拍更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激烈人怀抱；
捕花舞女卫夫人，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若树，穆若清风，高逸清婉，流畅瘦洁，书法卓绝，便连“书圣”王羲之亦曾从其学书；
家学渊源班惠班，东观续史，赋颂并娴。为兄续修《汉书》，作《东征赋》，一部《女诫》也就两千来字，虽字字写满女性的自卑和对女性的“自我歧视”，但却“表率”之下，“垂范”百世；
当泸卖酒卓文君，姿色娇美，精通音律，却因一曲“凤求凰”而月夜私奔，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司马相如的文采，卓文君之美艳，当垆卖酒，白头兴怨，长门灵赋；封禅遗书传为千古佳话；
咏絮之才谢道韫，文才精绝，所著诗、赋、诔、讼，传于世，气度非凡，不让须眉，风韵高迈、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
嗯，自然还有“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好吧，度娘尚小，不在此列。
悲催的是，古来才女皆寂寞，亦可说没一个是幸福的。
郎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些个才女莫不是嫁错郎的，婚姻不幸，是对女子的最大打击，尤其是才女。
在王棣想来，才女可以美，但当与漂亮无关——如果你想有才，那么就要把你相貌变的丑陋点，如果你想漂亮，那么就要把你的才气给消掉。才貌兼备的才女毕竟少，才女长的不漂亮，嫁的丈夫又不知道怜香惜玉，或者又碰上乱世。所以才女们的命运大多是可悲的。
又或许是自古才女多悲情，而是多悲情方能成就才女。
毕竟，悲惨的人生，悲伤的文字，总是叫人感怀难忘。纵观古今中外之传世名著，大抵都是悲剧，才女亦如是。
若依着原本的历史轨迹，一桩极其登对的政治婚姻，从开初的琴瑟和鸣到后来的貌合神离，李清照用自己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世人：爱情，只是装点日子的镜子。最后化作甄嬛的那句哭喊：“这些年的情爱与时光，终究是错付了”。
纵观李清照一生和她的诗文、词句，可知她真正的快乐的婚姻生活，不过一年光景。权势更迭之下夫妻二人决不对等的付出，注定了她婚姻的不幸。至于张汝舟，不谈也罢——数月而殁的婚姻，会有幸福可言？
念及于此，王棣感觉有些闹心。
小小度娘啊，那对清澈明朗的眸子，若两泓透亮澄静的山泉，天真无邪，只是偶尔的灵动，方显露出了不拘一格的古灵精怪。
而且，“酒鬼”的潜质已是初见端倪。想着小萝莉偷喝葡萄酒那“喝了这一杯、还有三杯”的娇憨模样，王棣不由拊额长叹：一代酒徒原来是这样练成的，想来才华与酒量是成正比的呢。
幸好，才女尚未长成，尚未发表那两首《如梦令》，尚未“洛阳纸贵”，“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尚未问世，尚未吸引太学生赵明诚的“以文思人”。王棣对赵明诚那厮观感极差，十足是翻版“君子剑”，自私自利的伪君子，就差没有“挥剑自宫”去练那绝世神功“葵花宝典”了……呃，太主观了，这样不好。
或许，这个世界因为自己的到来会有所不同吧，毕竟自己是挥着翅膀的蝴蝶啊。王棣如是宽慰自己，才子常有而才女不常有呢，或许可以让才女活得舒爽些。只不过，若真如此，却不知还会不会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伤脑筋的问题。
但仅这短短数日的接触，李度娘“三哥哥”长“三哥哥”短的唤着，言行举止都透着亲近，让王棣好生享用。
嗯，当年苏静嘉同学莫名的“敌视”很叫人闹心，李小妮子就不会嘛，这让王三郎很欣慰，顿觉人格魅力猛涨。
都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来而不往非礼也，该出手时就出手……总之，能帮则忙吧。
也是天空不作美，自金陵启程一路过来连日降雨不说，到了杭州仍是不见晴。
世间万物，过犹不及。雨水一旦多了，道路泥泞，春寒犹在，踏不了春，赏不了景，滴滴答答欲去还留的，闹不闹人，扎不扎心？什么“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什么“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什么“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什么“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都是骗人的。
“琼节草堂”叙谈后，苏轼这些天都未返凤凰山。
王棣倒是随着苏太守冒雨去城里走了几遭，逛了逛与金陵城一般规模的坊市，盖因雨天，并不如何繁荣喧闹；至于西湖，完全没有后世的瑰美清丽，湖面临岸处一大片枯败的莲叶飘忽不定，雨水不绝坠落，湖底的淤泥泛升导致湖水浑浊不堪……难怪太守大人急于治湖，这景象，实在是不堪入目呀。
不过，亲眼所见，苏轼的勤于政务让王棣很是佩服。偌大名声的大文豪是真心实意想为国为民做些事情呀，纵然算不得能官干吏，但也确是肯担当的，总比一干尸位素餐的空谈官僚要强上许多。
当然，因为雨水过于充沛，西湖水几已泛滥成灾，眼下是不适合谈清淤治湖的，只是将各项条陈一一列举，尽量做到事无巨细，真要开启工程当可事半功倍。
而当务之急却是“抗洪”。
江南被誉为“鱼米之乡”，乃为天下粮仓。不美之处在于，江浙临海，年年都有飓风光临，少则数次，多则廿余次。狂风起，暴雨降，河湖泛滥，洪涝成灾，但多在夏秋二季，春日里是不常见的。
但元祐五年清明后江南的这场降雨委实诡异，时急时缓，忽大忽小，连续十余日不肯停歇。
事出无常必有妖，就如去岁的久旱成灾，这场豪雨亦非好征兆。
首当其冲的是春耕。江南的田地极为肥沃，一年两季水稻一季小麦（油菜），清明节后正是头稻栽种秧苗的时节，可田地里水满为患，排也没处排，绿油油的秧苗让水浸泡着，再继续下去，怕是要霉烂了。问题是，纵算将秧苗抓紧分栽开来，也是会因这无处排放的水给祸害的无法成活。更何况，连稻田都还未耕耘呢。
如此下去，错过春耕播种，可以预见的是，稻谷收成至少是减了一半，且莫说赋税是否减免，不涌现大规模灾民便阿弥陀佛了。义仓、常平仓得作好应对之策，未雨绸缪吧。
而常平仓又向来是烂账、糊涂账的“集中营”，蛀虫一大批，还真难以清算干净……
兜兜转转又回到治湖这条路上，若是河道畅通、水流无阻，也不至于一到雨季便满城尽成泽国吧？
这些都是苏太守头痛的事情，王棣纵有意相帮亦是有心无力，长治久安，不治难安，一座城乃至一个国家，最要紧的是在其位谋其政，就算是为了政绩，也该尽些心力做些好事吧。杭州的漕运不畅并非一朝一夕所致，再来治理又怎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
苏轼认定王棣日后是可大用之才，正好领着他见识见识为官处政之道，除机密紧要的政务外鲜有避讳隐匿，这便算是倾力提携培养后辈了。
对于苏轼的厚爱垂青，王棣自是心怀感激。需知苏轼及李格非都是旧党中坚，能对新党党魁王安石的孙子如此抬爱，着实是摒弃了门户之见、一心要为国家举荐人才。这方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值得敬重。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王棣想了想，还是没忍住，杭州城有大隐患哪，若出了差池，作为主官的苏轼是难逃其责的，有些事做在前面总是好的，防患于未然嘛。
于是，他说了“社仓”之事。
社仓，即用于备荒、救济之粮仓。多设于乡社。与义仓既相似又有别。隋代长孙平倡设义仓时即立仓于乡社，并由社司管理的义仓就是后代的社仓。时社仓、义仓无别。唐贞观二年，戴胄奏请仿隋制，并正式以“社仓”命名，但实际上大多设于郡、县。至本朝已名存实亡。
王棣提出设“社仓法”，具体为：准富民能捐谷五石者，免本身一年杂项差徭。有多捐一倍、二倍者，照数按年递免。超过四十石者，分别由州县奖给匾额，捐至二百五十石者，咨吏部给予“义民”顶戴，照未入流冠带荣身。凡给匾额之民家，永免差役。仓米于春季支借，秋成还仓。遇灾荒则赈恤本地贫民。设正、副社长司其出纳，地方吏胥不得干预，但地方官有权稽查、监督。
他提的是后世清康熙年间的“社仓法”，不同于宋、明，乃是以奖励的方式鼓励富民捐粮，有“无本买卖”之嫌。然，这等奖励却正是平民最为眼热的，有钱人要面子哪。
他的这番建言让苏轼顿时眼前一亮，太有可操作性了，都晓得“常平仓”、“义仓”的猫腻，这改良版“社仓”却是最大限度地趋避了可能存有的弊端，算是官方鼓励的民间行为，但官府却是有“最终解释权”的，此策大善也。
老苏同志是个雷厉风行之人，当即令高俅等一干幕僚尽快列出条陈，时不我待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