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仁宗朝始，殿试释谒后，部分新进士由直接授官改成“守选”，通常要守“五选”，即登第释褐后再等待一年三个月才能赴吏部铨选注官。
今科却是有所不同。到得九月份，在京中“守选”的进士已是百不存一。仅半年时间，便为绝大多数新科进士选了官，可见吏部是下了大功夫的。当然，皇帝的态度才是决定性因素。
原本，授官选官是吏部职责所在。僧多粥少，数百名新科进士想要全部安排妥当的确不易，这也是为何会守“五选”的客观原因所在。但像王棣这样的初选、再选分别之大也是实无先例的。正七品的实授职官哪，起点之高令人咋舌，显然是要大用的。
附郭之县便附郭之县呗，又有甚底打紧的。让王棣振奋的是，宗泽“恰好”也被授了元城县尉，想想有个候补民族英雄成为属官，够刺激的。
《宋史》：“建隆元年，令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掌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平决狱讼，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凡户口、赋役、钱谷、振济、给纳之事皆掌之，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
宋朝初期的县级主官叫做“判县事”，后来才改为“知县”或者“县令”，这两者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像是比较重要的县，或者是辖区比较大，人口比较多的县，一般都由京朝官、幕职官来担任，也称为“知县事”，而比较偏远或者比较小，人口也少的县，则由品阶比较低的文官来担任，这种叫做“县令”。
《宋史》：掌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平决狱讼，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凡户口、赋役、钱谷、振济、给纳之事皆掌之，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若京、朝、幕官则为知县事，有戍兵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
通常，一县衙署除了主官知县外，还有县丞、主簿、县尉、教谕等属官。
《宋史》：“开宝三年，诏诸县千户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户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户以下置簿、尉，以主簿兼知县事。”
这里说的比较清楚，千户以上的县，县令，主簿，县尉都具备，四百户以上的只有县令和县尉，主簿的事情由县令兼任；而四百户以下的小县索性就连知县都不设置了，反而是由主簿来兼任。
元城是府治所在地，辖下民所数千户，元城县衙自是属官皆具。
这其中，县尉有所不同，除了此职的几个官职基本都是文官来担任，这也是宋朝官制的一大特点——重文抑武，文官担当武将，但是这个县尉一般就是武人来担任了。
《宋史》：“建隆三年，每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奉赐并同。至和二年符两县各增置一员，掌阅习弓手，稽奸禁暴。凡县不置簿，则尉兼之。”
县尉的工作比较好理解，就是负责一个县的治安和防护工作，类似于如今一个县的警察系统的主官，嗯，相当于后世的“公安局长”及“人武部长”，而且还负责士兵的训练。
另外，唐时县尉员额品秩各因县之级别而异，少至一人，多者六人，阶从八品下至从九品下不等。通常为进士入仕者初任之官，京畿县尉尤为显重，入朝可授郎官、御史等职。宋朝自太祖建隆三年始置，统辖弓手，维持治安。元丰改制，定为从九品。
宗泽以文官领了武将之职，这也是破了惯例。
王棣却晓得，这是大、小苏从中使了力之故。
他在苏轼、苏辙面前提了两次宗泽，后又领着后者去拜会过二苏，提携器重之意尽在其中。二苏当面言语考较过宗泽，皆是认同王棣眼光之犀利，自也愿意让这么个堪用之才辅佐妹夫。
县尉算是最末等的官员，再往下便是不入流的吏员了，以二苏的能量运作此事自无难度。
另外，关于王棣的授官也是一波三折。据苏轼言，初选时，官家尝言“贵为天子门生便该好生磨砺方可成才”。这“磨砺”一词用的很是微妙，实乃内有玄机，恐怕皇帝是不满的。也对，贵为状元，却授了“签书雄武军节度判官”这么一个云山雾罩的差遣官，这不明摆着打皇帝的脸么？
苏轼虽然语焉不详、点到即止，王棣却大致想得出此间奥要，说句大逆不道的话，无非是朝中大臣明里暗里要和皇帝争权呗。
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宋代的政体，应该就是“共治”或“共理”了。“共治”（共理）并不是新词，最早见于《尚书》，是舜帝开创的范式：“通贤共治，示不独专”。在宋人的政治言说中，“共治”、“共理”之说也不鲜见，如文彦博对宋神宗说：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又有御史说：“夫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作为一种政体的“共治”，涵义很明确，意即天下非君主一家私有，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国家。
汉唐皇帝所说的“共治”（共理），只是将士大夫当成辅政之工具。到了宋代，当士大夫向君主提出“共治”的诉求时，已经当仁不让地将自己当成治理天下的主体，而不是辅政的帝王工具。
按宋人的政治观念，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才是治理天下的执政主体。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象征、最高的仲裁人，地位尊贵，但最好统而不治，垂拱而治。所以，程颐才会告诉哲宗皇帝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天下治乱系宰相”，而不是“系君主”。
士大夫甚至认为，宰相非君主之附庸，宰相治理天下的权力也非君主所赐，而是来自士大夫对道统的继承。王安石就对神宗说：“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欲自尽臣道，非相为赐也。”
因而，宋人认为，君臣只是分工不同，“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熙宁二年，由于神宗露出专断的苗头，富弼直接批评皇帝：“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君主揽权，被视为是“致乱之道”。
当宋朝君主表现出揽权的倾向，侵犯政府（臣）的权职时，立即就会引发群臣的强烈反对。因为君主揽权的行为，显然是跟宋人的共治理念，跟宋代的共治政体是格格不入的。
进入元祐六年以来，政治敏感度超强的朝工大臣们越来越感受到当今官家的“异常”。
这个时间段很微妙啊。高太后迟迟无法听政，政事堂诸位相公压力山大。皇帝大婚，按例是要亲政的，可在这节骨眼上，且官家年龄放在那，满朝文武都没法安心放权给皇帝。好吧，天大地大皇帝最大，但那也不行。更何况，若非高太后染恙，皇帝也不可能会在今年大婚，“冲喜”之说，大家伙心知肚明，看破不说破而已。
这么说吧，现而今身居要位的诸位臣工尽是高太后一手简拔的，不管朔党洛党还是蜀党，皆已废除新政、打压新党为己任，执政者与施政者立场一致，方有了君臣共治的大好局面。
高太后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她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氏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布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她只吃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高氏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味菜肴。高太后得知后，大为不悦：“羔羊尚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高氏当即命令将菜撤去，并下旨以后不得宰羊羔为膳。
高太后临朝期间乃是大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期，堪称“元祐之治”。
时人乃赞曰：“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虽有阿谀之嫌，但亦不远也。
在不少人看来，太皇太后便是大宋的定海神针，不可或缺。时下这形势相当不好，令人心生乱世将至的不祥之兆。
问题就出在官家身上啊。
高太后常告诫小皇帝言：可循仁宗法度，万万不可重蹈神宗覆辙。
但当今官家正值年少气盛之龄，怕是并未听进心里去的，一旦亲政无有掣肘，实难预料其后之事哪。
今次科举选官，皇帝便开始展露他的姿态了。省试、殿试时，皇帝的影子越来越清晰，在其后的选官一事上也数度表示关注，对新科进士的选用多有置喙，尤其是在王棣的任命使用上颇有不满。
官家重爱王棣之才这事不是秘密，要说过问选官一事也不算胡乱干预，问题的核心之处在于，皇帝这是在试探朝工大臣对他表现出的亲政态度的反应啊。
该如何反应？最好是不置可否、静观其变，待高太后康安后再议皇帝亲政一事。
矛盾之处便在于高太后短时间内怕是难以康复，另一方面又不好让官家太难堪。再者，王棣确是有才能的，在大宋文坛俨然已是万人尊崇的旗帜性人物，又有苏学士等人为之站台。得，莫若送个顺水人情，他王三郎也翻不起大风大浪来。
王棣所猜度的算是八九不离十了，对那个比自己还小的皇帝倒是又多了几分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