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位美食家哪里吃过“谷烧”这种六十多度的酒，不着道才怪哩。
酒类品种按现代分类法，可分为黄酒、果酒、配制酒和白酒四大种类。前三种在宋代以前已有生产，但到了宋代才获得较大的发展，特别是黄酒生产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粮食酒和果实酒，都是用发酵的方法制成的。当酒精成分达到百分之十几的时候，酵母菌受到抑制停止繁殖，发酵作用便变得缓慢。因此，它们的酒精含量都是不高的。
白酒亦称烧酒，是独有的蒸馏酒。
这个时代尚无蒸馏酒，虽然蒸馏器早已出现，但并不代表可以蒸馏取酒。如此时的花露水便是用蒸馏器制成，但蒸馏酒却是有着复杂的工艺技术的，尚未出现不足为奇。
在那个时空，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蒸令汽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
宋朝以前，采用中国发酵法所获取的酒，酒精浓度难以超过20度。元朝时期，蒙古人远征中亚、西亚和欧洲，使得西方的蒸馏酒法传入中土。而后，酿酒者发又把欧洲人本来是蒸葡萄酒的器物，变成了蒸谷物酒。获得蒸馏酒法的元人，利用酒液中不同物质具有不同挥发性的特点，把最易挥发的酒精蒸馏出来，获得了最高浓度约70%的蒸馏酒。元人蒸馏酿酒，先使用与黄酒类似的方法用酒曲发酵，继而蒸馏取酒。
在那世，王棣的祖父便是靠酿酒谋生的，酿造的是用稻谷蒸馏出的极烈的白酒，乃是其时江南地区极有名的“谷烧酒”，容易醉，但不伤身。
知道酿造工艺那便简单了，王棣画了图纸让王孝寻师傅打制了酿酒蒸馏器，而后按粉碎、发酵、蒸馏及陈酿四道工艺程序反复试验，终于酿制出了纯度在60%之上的白酒。
这可是杀手锏，也是酒楼兴衰成败的要素之一，从一开始就严格保密，只有寥寥数人知晓参与。而王孝几个数代在王家为仆从，忠心耿耿是不消说的，自是不会泄露外传。当然，待到谷烧酒面世推广，怕是会供不应求，王棣早有应算，让王孝寻些忠实可靠之人慢慢传授，核心技术不外传便可。而且，届时会打造几条生产流水线，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来可以提高效率，二来能有效地防范整套工艺流程外泄。
这是一门生财之道，但只是他打造新型商业会所的手段之一。
菜式是另一个手段。
因为铁锅的出现，大宋有了炒菜，经过百来年的发展变革，东京城的菜式种类渐渐丰富了起来，这也促使京中酒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但与后世相比，这时的菜式其实是极其贫乏的。
王棣通过一番明察暗访，大抵尝遍了各大酒楼正店的招牌菜，味道不错，但大致都是相同的菜式。要想让“谪仙居”独占鳌头成为东京名牌产业，关键得推陈出新。好在王棣吃过的美食不少，鲁菜、川菜、粤菜、苏菜、闽菜、浙菜、湘菜、徽菜等八大菜系吃了个遍，还时常看看电视烹饪节目，对炒菜颇有心得。
酒楼筹备之初，他在自家厨房抽了几个厨子，分别教授了八大菜系中的三两个名菜，几番品尝后定下了“谪仙居”三十六道招牌菜，其中就有那几位美食家点的六道。
美食家的单是免了的，一则这几位尽皆醉倒，二则放长线吊大鱼……金杯银杯不如顾客的口碑嘛，更何况是非一般的顾客？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这哥几位好意思挑三拣四、鸡蛋里挑骨头？这会儿的美食家可非后世的砖家那般毫无底限。
此其一，后续操作得跟上，如在“东京时报”上开辟美食专刊，邀请这几位投刊，润笔费是少不得了，当然得多为“谪仙居”宣传一二。
办报刊，盈利微薄，甚至是无利可图，但却势在必行，王棣太知道舆论的威力有多大了，这不仅仅是为了“水云间”造势宣传，在特定时候更是大杀器。
因为造纸术及印刷术初革命性进步，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报纸，也就是“邸报”。
邸报是历代政府用来向下发布命令、书诏、章表、辞见等方面内容的公开印刷品。它在朝廷的直接管理下统一发布。到了宋代，邸报已经具有中央政府公报的性质，因此又有“朝报”之称。
宋代邸报与唐代的邸报相比，读者要广泛得多。由于印刷术的应用，邸报能够大量复制，读到的人越来越多，在当时相当流行，是人们了解朝政信息的重要渠道。
许是因为历史有了偏差，原本已经有的“小报”却未出现。
朝廷对邸报的内容却是严格把关，防止那些于政府不利的消息在邸报上刊登。邸报流行愈广、影响愈大，政府对邸报内容的控制也就愈加严厉。如灾异、军情、朝廷机事、未经批准公布的臣僚章疏等皆限禁刊见邸报。
为了加强对邸报内容的控制，使有关的禁令得到贯彻，从真宗咸平二年起，对邸报实行“定本”制度，进奏院要将编好的邸报稿样呈送枢密院审查，然后按照审查通过后的“定本”向地方发布消息，不得超过“定本”所框定的范围。中兴以后，改由门下省定稿，再经宰执复审，方可报行。
邸报的内容由于多受限禁，许多为读者关心的新闻得不到报道，“定本”审查制度又造成出版时间上的稽延，使得邸报不能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有人抱怨说：“动辄年旬日，俟许报行，方敢传录，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删去紧要事目，止传常程文书，偏州下邑往往有经历时月不闻朝廷诏令。”特别是在时局紧张、社会动荡的时候，邸报受到的限制更多，更是不能满足读者了解形势的迫切需求。
而且，朝报由于出版前需要送检，出版后往往又是“逐旬”邮寄，因此效率低下，等报纸送达外官手里时，“新闻”早已成“旧闻”。
如殿试评卷之后，朝堂“唱第”，即在朝堂中宣布进士名次，然后，便可以布告天下了。布告的形式有三：在放榜日贴出榜文；在邸报上刊载及第的进士名单；给及第的考生送“金花帖子”，长五寸，宽二寸半，“书其姓名，花押其下，护以大帖，又书姓名于帖面”。但不管是哪种布告方式，时间都得比“唱第”之日延后若干天。
显然，朝报固然由进奏院编辑刊印，是宋政府的官办报纸，内容均抄录自政府公文，发布的是官方权威信息。但属于履行公事，无甚用心，效率低下，招致多方诟病。
朝廷当然知道此节，是以对民间办报的限制慢慢有了松动，身为礼部尚书的苏轼对此知之甚详。
王棣经过一番调研后，定下了“东京时报”的办报方针与宗旨：真实性是第一要素，绝不能胡编乱造、空穴来风；合法性，不能犯禁忌太过，打打擦边球是可以的；时效性，要在第一时间刊印京中时事要闻；多样性，不仅仅限于时事，可以说说风土人情，邀请各方面专家名士写写文章杂谈嘛。只要禀持这四点，不愁“东京时报”没人看。
他与苏轼如是说：“……报道的内容主要为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以及人事任免方面的传闻，如今日某人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又或意见之撰造等等……绝不会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务必做到反应快速，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若是依循而为，他日人必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本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
妹夫难得请托一回，且非违法乱纪、有悖原则之事，苏轼自是要开开方便之门的，此事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可供操作的空间很大。
他倒是未明确表态。
待隔了半月，王棣拿着样报再次登门，苏轼惊诧于其的办事效率，接过样报细细阅读。
这是一份后世标准的四开大报，刊头“东京时报”四个大字一看就是王棣手书——王棣中了状元后，“三郎体”在京中愈发受到追捧，其一幅寻常的字在市场上也可售出一百贯，而且有价无市。这“东京时报”虽是印刷品，但毕竟也算是王棣真迹，仅此一条便值得五十文钱。而且此报纸张上佳，相较于朝报无论是排版还是印制都更为精美，售价六十文似乎不算贵。当然，关键在于内容。
第一版是“时事要闻”，说了几条时事，譬如夏五月乙未，复置通礼科。丙申，诏恤刑。辛丑，诏大臣堂除差遣，非行能卓异者不可轻授。仍搜访遗材，以备擢任。夏人寇熙河兰岷、鄜延路。壬寅，太白昼见。壬子，赐南平王李乾德袍带、金帛、鞍马。等等。
第二版是“东京趣闻”，如遂宁郡王府的蹴鞠队赢了楚国大长公主府的蹴鞠队；京中花魁大会筹备事宜。诸如此类。
第三版则是“三味书屋”，刊印了大儒孔若虚的一篇论文、苏右丞的一则游记及新鲜出炉的《中庸章句》节选。
第四版则是“百家杂谈”，几篇文章俱是介绍京中的吃喝玩乐，其中有一篇便是醉倒在“谪仙居”的某位美食家诉写，着重介绍了“谪仙居”的美酒佳肴。
看到此处，苏轼指了指王棣：“你这小子……”
王棣眨了眨眼睛，表示不明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