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棣在衡量自己该怎么做，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慢慢睁开眼睛，明净清澈，如星辰大海。
让我选？行。地上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那便成了路。二选一，偏不选，我选第三条。
研墨，铺开答卷纸，蘸墨，落下，他开始奋笔疾书。
此时，阳光恰好照着他侧面，仿似给他笼上了一层光芒，从二楼望去，竟似金光普照一般，神圣不可侵凌。
舒亶嚯地起身，定神凝视，以往让他心生膜拜感的是范文正公、欧阳文忠公、王文公及司马温公，此刻的错觉让他恍惚失神，心情激荡。
刘安世也是眯起了双眼，心情复杂。
作为朔党中坚，他属于强硬派。
朔党不同于洛党之处，在于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所以较重经验。王安石与洛党都喜欢讲唐虞，讲三代，讲“王霸之辨”，而朔党不讲。不讲三代那样玄远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与洛党看不起的汉唐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的利弊，来进行逐步的改良。激进派对这样的“实际”主张不以为然，以为这样的主张行之于平稳治世，也许是得策，但用之于大变革时期未免缓不济急。就如程颢对司马光自比“人参、甘草”所说：“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及”（司马光在元佑时尽反熙丰，“人参甘草”成了“烈药”。）
在刘安世看来，党派之争倒也罢了，但禀持的政治观点应坚定不移否则便是首鼠两端的骑墙派，为其所不齿。
终究只是求心安，否则意难平。
当年随司马光学习，乃咨询尽心行己的要旨，老师教导须诚实，而且以从不乱说话开始。
开初调任洺州司法参军，洺州司户以贪污闻名，转运使吴守礼打算按察他，向刘安世垂问，刘安世说：“不要这样。”吴守礼因而停止。但刘安世内心常常不自安，说：“司户确实贪污而我不以诚实应对，我岂不是违背了司马公的教诲啊！”后来读扬雄《法言》“君子避碍则通诸理”，心意才解开。
当初被任命为谏官，他没有受君命，进屋禀告母亲说：“朝廷不因为安世不贤，让我在言路。倘若居其官职，必须明目张胆，以身任责，倘或有所触犯忤逆，祸患谴责立即到来。皇帝正以孝治理天下，如果以老母亲辞谢，应可以免任此职。”母亲说：“不行，我听说谏官是天子的诤臣，你父亲一生想做谏官而没有如愿，你幸运居此地位，应献身以报效国家的恩典。即使获罪被流放，不论远近，我当跟从你居住。”他便接受任命。
他素以君子谨身慎行，即便家居从来没有懈怠的样子，长久坐立身不倾斜，写字不写草书，不喜好声色财利。在朝则忠孝正直，立身行事均效法司马光。
至于党争，他也只对事不对人，与苏轼、苏辙兄弟是好友，经常以文相会，以诗唱和。
但政治主见不能丢，纵然触犯龙颜也需忠言直谏。他任起居舍人兼左司谏，进任左谏议大夫。当时有旨暂时罢免讲筵，民间喜传宫中求取奶妈，刘安世上疏进谏说：“陛下正当壮年，没有纳皇后而亲近女色。希望太皇太后保佑圣上的身体，为宗庙社稷大事计议，清闲之余，应多临御经帷，仍引用亲信大臣与论前古治乱的要旨，以增广圣学，不要溺于所爱却忘记其可以作为劝戒。”皇帝低头不说话。太皇太后说：“没有这种事，你误听而已。”
邓温伯被任命为翰林承旨，刘安世说他“出入王安石、吕惠卿党中，始终反反复复。进用，实在关系到君子小人力量削弱增长的关键。请将他罢免贬退。”没有得到答复。他便请求外任，改为中书舍人，辞谢不就任。
凡此种种，若唐之魏征也。只是，当今官家可是勇于纳谏的唐太宗吗？
值此微妙当口，皇帝的动向需有估算，这事就让自己来做吧。为了大宋河山的稳定，个人得失又算得了什么？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样的考题，正常的贡生都知道该怎么答卷。他便是要让官家看看，天下大势如此，切不可重走熙、丰之路。
至于王棣，才华惊人，可谓是后辈第一人，才情甚至胜过当世大儒，《论语集注》及《菜根谭》刘安世反复阅读，亦是惊叹不已。也好，不让王三郎过科举过，让他安心做学问去吧，朝堂这潭浊水莫趟进来。
但王棣会屈服么？当然不会，昨夜的诸般噩梦让他坚定了心志，好男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他刚开始答卷，那巡铺官又来了。看到策问题后，这位巡铺官心里格愣一下，要坏了，这让王棣如何回答？换位思考，他也觉得无从落笔，大有可能就交白卷了。是以，当王棣开始研墨，巡铺官便慢慢走了过来，且看他怎生破局。
“予以孱弱，结庐于江宁玩珠峰，於兹三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嗯，王三郎在江宁钟山玩珠峰结庐守孝三年余，年少而志坚，世人称奇。
序言过后写的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王棣写的极快，虽然仍是秀美小楷，其间却是隐隐有浩然大气。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笔墨流淌，一个个字跃然纸上，仿似一柄柄小刀，直欲透纸而出。
这是……五言古诗，王棣在干嘛？巡铺官愕然，这可是策问场，怎么写起诗来了？不过，这诗写的真好啊。
诗的开头即点出浩然正气存乎天地之间，至时穷之际，必然会显示出来。随后连用多个典故，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凛然显示出浩然正气的力量。
“养气”之说原于孟子。他所说的“气”，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性的正气。“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范畴。在宋代理学中，更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张载便以“气”作为宇宙的本体，主张“气一元论”。这首五言古诗中关于正气的铺写，与上述思想有一定关系。
这位巡铺官也是受理学“荼毒”了的，看的如痴如醉，沉迷其中。
此诗当然便是文天祥的《正气歌》，这位理宗宝祐四年的状元多有忠愤慷慨之文，诗风至德祐后一变，气势豪放，允称诗史。他可不止会写“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有弘扬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典范之作《正气歌》。后者影响更巨。
王棣自是将诗中后面几句作了删减修改，字里行间透露的慷慨激昂却是不减分毫。
你刘安世不是别出机杼藉以避免新党死灰复燃么，我偏不如你意。既然你可以出偏题，我也可以答偏题，阐述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总是不会有错的，就看你刘安世怎生判卷。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诗言到此，酣畅淋漓。
“哲人”者，既可是诗中所列之董狐祖逖张良诸葛亮、嵇绍管宁苏武张巡颜杲卿等人，又何尝不可是王安石？你品，你细品。避而不谈题中的“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及“祖宗不足法乎”，而是大谈忠君爱国及民族气节。其间有为王安石“洗冤”之用意，但却无可厚非。此般政治大环境下，为新党翻案绝无可能，但借说古之圣贤以彰王安石之为国为民，既未点名（明），那便无虞。这也算是“曲线救国”了。
有些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固然痛快了，但既于事无补又招惹祸非，为何要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待时机，时刻准备着，方是正道。
王棣隐隐觉得当下算是契机，在皇帝面前刷存在感的契机。有些事可以提前布置。
这个时空的历史走向多多少少有了不同，一些个历史事件或早或晚有了改变。他并不能准确预知接下来发生的事儿，那么只有早做准备。他相信，《正气歌》这样的诗无论放在何时都是其慷慨悲壮拨人心弦的，且当作是跻身大宋文坛的敲门砖吧。
那巡铺官胸口起伏，直欲放声长啸。这诗纵然不切试题又如何？真正的文化瑰宝啊，能第一时间见证天下奇文的诞生，何其幸也！
不管了，王棣若是因而被罢黜，自己一定会为之陈情喊冤。如此才华横溢之人就得为我大宋朝廷所用，即便是王安石之孙又如何？党争误国呀，科举之道为国抡才纳贤，怎可因党派之争而倒行逆施，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也。
王棣掷笔而起，只觉心情舒畅激荡，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感，人不轻狂枉少年，好儿郎，当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