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院里，王棣看了本经题，静静坐着，轻轻地注水研墨。
一天差不多四个时辰答两道题，总共不到两千字，倒是不用太急。
“生财有大道”后面还有几句，连贯起来大致的意思是：创造财富有正确的方法，就是使创造财富的人增多，消费的人减少，使生产的人加快速度，使用时做到细水长流，这样财富就可以得到正常的满足了。
但单独抽离出来可供发挥的空间便足够大了，答题者需要融会贯通句意，而后加入自己的理解，只要不太离谱，便算是一篇拿得出手的经义文。
此时的贡举经义题可不像明清时期那么变态，这道算是小题。
所谓“小题”，就是不用现成的句子或章节，把题目出得让你无法蹈袭现成的文章。小题有所谓：截上题、截下题、截上下题、承上题、冒下题……截，就是截掉。
而明清时的“截搭”题更让考生们生无可恋。
所谓“截搭”题，指的是明清八股文题例出《四书》之内，用一句、数句或一节或全章为题，其后为避免蹈袭，采用割裂经书文句，截断牵搭作为试题，故名。且分长搭、短搭、有情搭、无情搭、隔章搭诸体。
如题目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就是截搭题，它截掉了下面“敏以求之者也”那几个字，这是“短搭”；如果截搭题字句长的就叫“长搭”。如果试题的文句虽然是截搭的，但是前后意思能够联系起来的叫作“有情搭”，例如题目是“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就是将前面一章句子与后面一章搭起来，这是“隔章截搭题”，但是这里的意思还是有关联的，都像是孔子在说自己，所以可以称为“有情搭”。如果题目是“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于子路”，这就是“隔章无情搭题”，因为这两句话是互相没有关系的。
其实截搭题的这种命题形式并不是在明代突然出现的，而是有其渊源，在本朝时已有萌芽。
司马光在批评当时的考官时说：“窃惟国家本设诸科以求通经之士，有司专以上文下注为问，已为弊法。窃闻去岁贡院出义题官更以弊法之中曲为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述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虽有善记诵之人亦不能对，其于设科本意不亦远乎。”
当然，“生财有大道”算不上“曲为奇巧”、“离合句读”，许是刘安世想看看贡生们的思维方式和创新能力。大宋，亟需新鲜血液注入。
这样的题于王棣而言自是毫无压力的，不过他不准备自己花心思去答题，抄抄写写就得了。
要抄当然得抄名篇。这道题明朝散文大家归有光做过，大明首捕张居正当主考官时写过程文，以给考生做范文。王棣决定照抄后者的时文。
他提笔蘸墨，笔走龙蛇：“盖理财者，得其道而自裕盖焉……”
嗯，此乃破题，是对“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用恒足矣”这个题目的解释，这个题目虽然一大段话，但对于善于理财的人来说，只要得其“道”则财用自足。
此时距开考已过去半个时辰，绝大多数贡生早已提笔奋写，似王棣这般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的便显得很是异类。
王棣不知道的是，他已成了本科贡举夺“省元”呼声最高的贡生，已盖过了早前名声更大的马涓、朱谔、赵子栎、赵子棣等人。赵子栎乃是燕懿王赵德昭后五世孙，赵子棣则是太祖六世孙，二人在宗室子弟中才名最显。
王棣之所以名动京师，非止是因为他的词作和书法，更因《论语集注》及《菜根谭》之故。“染墨轩”在礼部省试前接连推出其著作，着实为他大造声势，使其风头一时无两。坊间甚至开出了盘口，王棣省试夺魁的赔率最低。
先前他如老僧入定迟迟未动，让某些人心下嘀咕，这一提笔，便有巡铺官慢慢走了过来，在他考舍前停下。
巡铺官都是各部门抽调的书吏，虽未中试，但也是饱读经书的读书人，鉴赏力还是有的。
这位仁兄看了一眼王棣的答卷便再也挪不开眼了。
首先是那一笔自成一派的“三郎体”，一个个圆润秀美的字自笔尖流淌而出，充满灵动感，似在与观者呢喃细语。
再看那文章，“且夫聚人曰财，国而无财，非其国矣；理财曰义，财而不义，非其财矣。是以君子之生财也有道。故不必损下以益上，而经制得宜，自有以裕于国也……”
首句破题，而后娓娓道来，解释何为“财”，何为“理财”，又下启论述，开始概括性的阐述财、国、义之间的关系，为下面的具体议论起头，说的头头是道，令人信服。关键是这样的行文方式既新颖又无懈可击，只让人的思路跟着流走。
去年李节将王棣解试文章公布于世后，王解元这种新颖的行文风格倍受称颂，继而形成一股风潮，但与始作俑者相比总是欠缺个中真味。可以预见的是，即便有诸多跟风者，也不敢用在今科贡举，许是五年许是十年甚至更久，方能形成固定风格。
这位巡铺官是拜读过王棣大作的，今次被点为贡举巡检，又恰好负责地字号考场，心下很是欣悦，暗自决定要第一时间欣赏王棣作文。此时可是得偿所愿了，看得如痴如醉，好在王棣写的极快，他不用催更……呃，正好细细品味，倒是赖着不走了。
二楼的主考官刘安世将这一切瞧在眼里，脸色有些不大好看，但也没说什么。巡铺官当场观看考生作文这样的事并不罕见，历科贡举都有，尤其是那些名声在外的考生少不得要被围观一番。
一旁的同考官舒亶慢悠悠的喝着茶，笑道：“这位贡生可是出了名的文章写的好，某都想下去看看。”
刘安世轻轻拨弄着茶盏盖，并不吭声。
他为人清直，对舒亶心存成见，不欲与之言语。
舒同考官也算是仕途坎坷，跌宕起伏，如坐过山车。
英宗治平二年，舒亶考中进士，仅二十四岁的他在礼部考试中获第一名，但在殿试中只列二甲。
在中进士后初任临海县尉，舒亶因擅杀不孝部属而辞官回乡，复起后调任审官院主簿。
而后他单骑匹马进入西夏，向对方宣示朝廷旨意。西夏将领将钢刀架在他颈上予以威胁，但舒亶神色自若，慷慨陈词。这些壮举感动了尚勇崇武的西夏君臣，使之接受宋朝划定疆界的意见。完命归朝的舒亶功升奉礼郎，后又参与更多的朝廷政务。
熙宁年间，舒亶是坚定的新党后辈，并非由王安石直擢超迁，而是为蜀人张商英所荐。他进入台谏以后，先是从严处理了郑侠、王安国案，有效扼止了保守派对熙宁新法的反攻。元丰初，已经在贬的苏轼因讥讽朝政而被捕，在时任御史中丞的李定主导下，开始对苏轼的羁押审问，是为“乌台诗案”。
元丰四年，舒亶被人利用，卷入了攻击王珪的政治阴谋。元丰末年，又主导了张商英案。
怪的是，舒亶虽是新党，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党人，也因此，在元丰末期，他舍弃党派利益而劾张商英。
到了元祐朝，旧党执政，舒亶被一贬再贬，从御史中丞高位跌至国子监丞。
如此断崖式贬官，仕途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意外的是，小皇帝居然点了他作本科同考官，又是几个意思？太皇太后因病不理政事，皇帝提前亲政？
皇家之事不敢多想，其中牵扯太大，绝对是个天坑。
但对疯狗似的舒亶，刘安世是颇为不齿的。纵观其在高位时，疯狂攻讦朝臣，数度为人利用，成了政治斗争的急先锋，政治立场左右摇摆，时常作出些不明之举，殊为不智。即便刘安世自己有“殿前虎”之称号，也是极瞧不惯此人的龌龊卑劣手段。
当然，政治立场不同，孰对孰错原无定论，关乎本心罢了。
至于王棣，刘安世的心情很是复杂。
对这个惊才绝艳的后进，他是真心欣赏其才华的，可问题是此子乃王安石之孙，这个身份容不得他不多虑。事实上，先前便有人吹过风，让他罢黜王棣，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若这样做才是违背了他的本心，打压后辈之事他不屑为之。
当初，他中进士后不选官，而是从学于司马光。在老师那里他不仅长了学问，更学到了为人处世之道。作为司马光的得意弟子，刘安世也悉数接收了老师的政治理念与主张，对新法深恶痛绝。
元祐以来，执政大臣多给与亲戚官职，刘安世说：“祖宗以来，大臣子弟不敢受内外华要之职。自王安石秉政，务快私意，累圣之制，扫地不存。今庙堂之上，犹习故态。”猛烈抨击王安石执政时的任人唯近，以为其时朝野之乱皆由王安石起。
但王安石是王安石，王棣是王棣，“祸不及妻儿”，该如何区分对待，他是真没想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