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大事让政事堂诸相公愁眉紧锁，民间却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
王棣一如既往地冷眼旁观，所谓的“元祐之治”啊，呵呵，这大概是大宋王朝最后的一丝风光了。
“我朝之治，元祐为甚”，是宋朝治世文明的顶峰，是宋朝最进步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
仅是元祐之治中元祐党人的组成就已经光彩夺目，司马光是古今中外都有影响的圣贤；文彦博是著名政治家；苏轼和苏辙兄弟是著名政治文学家；程颐是思想家；黄庭坚和秦观是文学家；吕公著、韩维是和司马光、王安石亲密的嘉佑四友；刘挚、梁焘、李清臣、胡宗愈、王岩叟、孙固、刘奉世、范百禄、傅尧臣、范纯仁等都是杰出的执政；范祖禹、刘安世、朱光庭等直臣，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欧阳棐是欧阳修的儿子、陆佃是陆游的祖父、李格非是李清照的父亲，元佑党几乎就是宋朝辉煌文化的标志，也是最受人民和后世敬仰的宋朝圣贤君子，所以元祐之治才能成为宋朝治世最光彩的时期。
可也恰恰是元祐党人开启了恶性党争的大门，将摇摇欲坠的大宋彻底推向了覆灭。
高滔滔垂帘听政不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赋闲在家的旧党元祐党人首领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很快就上了两份奏章，一份叫做《乞开言路札子》，另一份就叫做《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将神宗朝实行的王安石新法批的是一塌糊涂，称新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这两道奏章很符合高滔滔的胃口，于是司马光被重新启用，出任门下侍郎，主持朝廷日常工作。
司马光复出以后，昔日保守党人全都被再度启用，来了个反攻倒算还乡团，在高滔滔的默许下，首先做的事就是大肆清洗朝中支持新法的新党熙宁党人，其中司马光前任蔡确因为在郊游时写过《游车盖亭》组诗，里面的诗句“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被元祐党人刻意解读为怀念新法实施的神宗朝，对本朝有所不满，故而掀起了一场风暴。很快蔡确，章惇和韩缜三大熙宁党人骨干被打成三奸，还被张榜公告，就连死去的王安石都上了榜，凡是和熙宁党人有关系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贬官到岭南，开启了北宋放逐官员到岭南的先河。
要知道王安石变法时为打击元祐党人而制造的乌台诗案，受牵连的仅苏轼一人而已，最后还由于曹丹姝求情，贬官也只是贬到湖北黄州。至于司马光本人，虽然在变法期间离开朝堂，但依旧可以安心著书《资治通鉴》流传后世。相反在打击熙宁党人的时候，株连之广早就超过了乌台诗案，就连元祐党人中的自己人吕大防都说，此风一旦形成，恐怕日后我们也会享受这种待遇，因此积极为蔡确求情。
作为旧党元祐党人的总后台，高滔滔完全支持司马光废除所有新法，不管是不是对国家有利，只要是新法就统统废除。这种不顾国家利益，只求路线正确与否的施政方针，彻底葬送了赵宋崛起的希望。
事实上，王安石实施变法以后，国防上的两大举措就是裁兵法和将兵法，凡是满五十岁的士兵必须退役，定期还举行体能测试，中央禁军不合格的士兵就调到地方厢军，若还不合格就予以辞退，同时重新整编全国军队，每支部队专门配置负责军事训练的将领，不影响换防，地方也不得干涉。
经过王安石的这一番改革，北宋军队战斗力达到建国以来顶峰，熙宁五年，大将王韶率领宋军出击熙河，即今天的甘肃临洮一带，收复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叠州和宕州共六州，对西夏形成包围趋势，证明了王安石变法在国防上的成功。
但是废除新法以后，赵宋军力再次陷入一蹶不振，而且还向西夏割让陕北安疆，葭芦，浮图和米脂四寨，妄图以割地求和平。结果呢，养虎为患罢了。
为了解决大宋财政困难的根本窘境，王安石通过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的改革方针，一边进行开源，另一边则限制大资本和豪强，并且精简地方官员，减少不必要人事开支，成果也是极显著的。毕仲游于元祐元年《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中说道：“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一归地官（指户部）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用。”
坦率地说，高滔滔本人廉洁，对家人要求很严，为自己家族修建宅院，用的都是自个积蓄，不用公家一分钱，对于侄子想借她影响力要更高待遇的想法，高滔滔也予以拒绝。所以女中尧舜虽然是司马光的吹捧，但就领导者个人品质和办事公道来说，高滔滔的确是够格的。
但是高滔滔毕竟代表旧势力和反改革派，将赵宋富强的最后一丝机会也活生生掐断。
可以这么说，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王朝就像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身上大小毛病一堆，基本上处于混吃等死的状态，通过王安石的治疗，病人身体变好了，和邻居打架也能打赢了，如果继续坚持治疗，病情可能会有所好转。可惜的是，病人和家属由于害怕副作用，中断了治疗。最后病人在和新邻居打架中，因为自身各种原因嗝屁了，家属就把原因归结到医生身上了，觉得是医生治疗的问题，这就有点乱弹琴了。
司马光呢，坚持全面废除新法，不管黑猫白猫，不管会不会抓老鼠，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把新法废了一大半。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免役法、青苗法也被废除了。气得苏轼在家中跺脚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在原时空，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攻破开封，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是为“靖康之耻”。千年以来，人们在审视这场国殇之时，有人认为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的元凶，也有人认为北宋之亡始于司马光。事实究竟如何？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谁更应该来背这个锅？
大儒朱熹就有“引用凶邪，排摈忠直，**嗣虐，流毒四海”之语。
但一代大儒王夫之重读宋史，留下了自己的愤怒：“北宋灭亡，始于司马光。”
明朝陈汝锜说：“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王安石），吾以为实始于君实（司马光）。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
关于靖康耻，王棣以为，绝非一人之祸。事实上，大抵是缘于党争引发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导致国家覆灭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军队经商。别的朝代都是希望强军，宋朝国策却是弱军，唯恐军队强大后，将领们重演自己“黄袍加身”的把戏及唐朝藩镇的跋扈。于是驻军上强干弱枝，劲兵荟萃中央，边疆不敢多驻精兵；练兵上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打仗时阵图遥控，文官监军；兵种上，招饥民入伍，将军队变成慈善机构，养兵百万，却委靡不振。最后，军队经商。宋朝人擅长赚钱的本事也向军队转移，不好好操练，忙着赚钱，贪腐成风，丧失战力。到后来，宋兵的竟然要脸上刺字，以防逃跑，军队的士气可想而知。
再者是九龙治水。为了预防大臣专权，统治者将权力一再分散，一个岗位设多名人手共同管理。如将相权一分为三，由中书、枢密、三司分别掌管政、军、财三大权力，三者不相上下，互不统摄；机构设置叠床架屋，三省六部多有更迭，相互牵制，避免专权；将官称和实职分离，分割各级长官事权，削其权力；“官”常是拿俸禄而无所事事的空名，“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一般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也非实职；只有担任的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实际差遣的工作才是实际职务。这样一来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皇权稳固。有效地防止了大臣的专权，避免了权臣控制朝政，影响皇帝地位；其次，行政效率低下。大臣相互争斗、相互扯皮，“龙越多越不下雨，人越多斗得越欢”，做事情的效率大大地下降，严重影响了决策的快捷高效。于是，宋朝常被人讥笑说“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经渡河”。最后，财政吃紧。政府机构空前庞大，给财政造成严重压力。
还有便是中央独裁。经过宋朝君主在政治制度上的一再操控，终于削弱了军队，搞乱了官场，将朝政大权集中在了皇帝的手中。可是，宋朝的皇帝虽然诸如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文化艺术修养奇高，在腐化堕落上也没有其它朝代严重；但是，他们在军事、外交上却极为白痴。
凡此种种，注定终将酿成悲剧。
作为“外来者”，王棣不立政治立场、不带感情色彩地分析过宋廷的衰败原因，知道症结所在，其疾也锢，不在腠理，不在肌肤，已在肠胃，将至骨髓，再不对症下药，无奈何也。
只是，药在何处？未为可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