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佳人也好，争风吃醋也罢，四海承平时可为谈资，津津乐道。
但朝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却是无这等闲情逸致的，各怀心思，蠢蠢欲动。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高太后凤体抱恙！
原本，太后已年近六旬，身子骨不大好也属正常。人生七十古来稀，花甲老人有些病痛在所难免，但这时机不对。
是的，高太后病的不是时候。
宫中长者生病这种事极为秘辛，概不外传。太后老人家却已是染恙旬月、卧榻不起，此事便再难保密，朝堂之上难免人心惶惶。
无它，朝政施行皆在太后一人耳。朝堂诸多大佬尽由太后提拔擢升，熙宁新政尾大不掉，司马相公仙逝后，旧党分崩离析，洛、蜀、朔三党争斗犹胜新旧之争。在这当口，若无高太后坐镇调度，恐怕这大宋朝的天又要变上一变了。
高太后这四十余年来可谓是经历大风大浪，巾帼不让须眉。
其本亳州蒙城人，小字滔滔。庆历七年三月，高滔滔嫁给了赵宗实，封京兆郡君，随即在次年四月就生下长子。嘉祐七年八月初四，赵宗实被仁宗立为皇子，初九，赵宗实赐名赵曙，次年三月二十九，仁宗驾崩，四月初一，赵曙继位，是为英宗。四月二十九，京兆郡君高滔滔被立为皇后。
英宗的四子四女俱为高滔滔所生，继位后后宫中除高滔滔以外也没有任何妃嫔。曹太后曾让心腹人悄悄给儿媳兼外甥女高皇后带话：“官家即位已久，今圣躬又痊平，岂得左右无一侍御者耶？”高皇后听了婆婆兼姨妈的话，很不高兴，回答说：“奏知娘娘，新妇始得嫁‘十三团练’耳，即不曾嫁他官家。”在治平三年底，赵曙生病，大概是为了冲喜，高滔滔听从了曹太后的建议，方给丈夫选了三位妃嫔。
就问你新不新奇？
治平四年正月初八，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正月初十，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高滔滔为皇太后。元丰八年二月，赵顼病重，宰相王珪请求立太子，又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赵顼同意。三月初一，高滔滔垂帘于福宁殿，确立六皇子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三月初五，神宗驾崩，太子继位，初六大赦天下，初七尊高太后为太皇太后。三月二十二日，高太皇太后正式开始听政。
高太后拥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十分繁荣。因而，哲宗时期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国势强盛，这与高太后的贤德是分不开的，时人誉为女中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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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年间，高太后和曹太后，利用自己是皇帝母亲和祖母的身份，不断向神宗皇帝施加压力。神宗本来就是孝顺之人，最终也产生了动摇。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很多，但高太后绝对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她为什么会如此厌恶变法，自始至终反对变法呢？
在王棣看来，首先作为国家功勋之后的皇亲国戚，本身就有庞大的家族支系，而变法的很多内容过于急功近利，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损害了各阶层的利益，首当其冲感受到变化的就是统治阶层中的贵族，变法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而高太后的反对有其本身的倾向以及家族的影响。
革新比守旧更需要勇气和魄力，作为受传统教育的女子接触的更多的或许是旧时的守成方式，却不会受很多关于治国理政的教导，而且相比于革新，守成更加的稳定。庞大家族众人的利益要求，神宗在位时，反对也就是反对派多了一份力量而已，但是当她真正的执掌政权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付诸实施承担责任时，满足统治的需要，众人的意见会推着她前行。
其次是王安石的变法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过于超前的变法措施，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来支撑，也没有够的势力支持。单纯的为了应对国家的财政危机，以损害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方式来充盈国家财政，在当时社会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只会雪上加霜。在变法求新的过程中急于求成是大忌，不能适应现实需要的只能被搁置，正是由于危机沉重，矛盾激化，更加需要稳步前行。
再次是获得统治阶级内部的认同，减少反对力量很重要。
其实，归根到底是因为新政损害到了诸多集团、门阀的根本利益，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都说屁股决定脑袋，高太后所处的位置使得她只有反对变法，再无二话。
当然，这是个狠角色。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立即废除了神宗皇帝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如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
司马光使用“以母改子”的政治手段，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说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评判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
与此同时，旧党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贬至岭南。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这一切皆在高太后或主导或默许之下进行，是为“元祐更化”，又称“元祐党争”。
而她本人却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
她的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补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只用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的菜肴，献给高太后。高太后得知后，说：“羔羊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即命将菜撤去并下旨不得宰羊羔为膳。还常到御房，视食器刷洗是否干净，并戒以节俭以不可奢侈浪费。
就问你神不神奇？
废新政，用旧法，稳定民心，发展经济，带来稳步前进的清明吏治，这一切固然离不开以司马君实为首的朝党大佬的努力，但领军人物是高太后，定海神针是高一人后。没有她的“拨乱反正”，就没有时下的河清海晏——嗯，至于党争之祸那便选择性忽略了吧。
然而，这面精神旗帜眼看着就要倒了。这怎么得了？这怎生是好？
高太后的病情不轻，击倒她的是寒冷的天气、党争的加剧以及西夏扰边。
元丰八年十月，刚升任左谏议大夫的范纯仁首先向朝廷建言，趁西夏使者来祭奠之际，优待夏使，希望能早日与西夏停战。此论一出，得到了侍读韩维和门下侍郎司马光的赞同，“俱劝上以弃地和戎为利”。韩维立即上言附和，指出“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弃者有五”，而其核心思想则是弃地与夏，结好夏人，从而与西夏停战。
真正使弃地问题受到朝廷高度关注的是宰臣司马光所上奏章。在这篇奏章里，司马光认为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皆孤僻单外，难以应援，土地贫瘠，难以守御。宋得之无利，而西夏失之为害，因为此数寨深入西夏境地，控扼西夏腹心，故西夏必然会全力争夺。为了避免与西夏的战争，主张自神宗用兵以来所得西夏旧地，归还西夏，而兰州和定西城因原非西夏旧地，可暂时保留。并提出对西夏的上下两策，上策返其旧疆，下策禁其私市。司马光所以如此汲汲于早日归还西夏旧地者，其目的则在于结好西夏，与之停战，认为“不和西戎，中国终不得高枕”。在朝廷没有对弃地达成决议前暂时采取了司马光的下策，元祐元年正月正式下诏，在河东和陕西两路严禁边民私市。
彼时，司马光、范纯粹主张废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等寨，归还西夏旧土；苏辙主张弃兰州和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五寨；范纯仁主张以西夏旧土交还永乐城失陷人口，且每人加绢帛十匹；安焘、吕公著等不主张弃兰州……
最后熙河、兰州等得以保留，所弃的是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
今年春二月，夏人来归永乐所获将士百四十九人，诏以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寨与之。六月，夏人来画绥州外十里为界。八月和十一月，西夏两次遣使议疆界事。但由于双方犬牙交错的侵耕问题，导致双方在划界时矛盾重重，而焦点则集中在兰州城附属的质孤、胜如二堡上。因兰州附近本为西夏肥美土地，夏人有“御庄”之称。自李宪城兰州筑堡其地后，此地属宋，划界之时，质孤、胜如两堡也算在兰州属城中。西夏不愿失去这一地区，先是多次要求宋废弃质孤、胜如二堡。在被宋拒绝后，执政的梁乙逋多次兴兵犯堡，遂将二堡毁弃，但当夏军撤出后，宋方又不断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