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王棣开始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王旁四人也是一般埋头苦读，不敢懈怠。
说来奇怪，原本王安石兄弟位高权重，王旁与王旉是可荫官的，但二人均是侍奉双亲左右不愿出仕。一拖再拖，反而造就一门叔侄五人同科中举的佳话。
但此时不是明清，中举便可选官，若是礼部会试落榜，仍需再度参加发解试，过关后方可应礼部试。
而明清时的科举更为严苛，即便考上秀才也不安生。
秀才就是生员，不但免除徭役，还有点小小地位，比如不归地方官管，出了事情只能交给学校处理。生员分三种，廪膳生员国家管吃管喝，增广生员没有粮食补贴，其它是附学生员。按照惯例刚入学的新生员都是附学生员，然后考试，成绩好的补充廪膳生员和增广生员。
生员平时小考不断，由学校教官进行月考和季考，大考是提学官主持的两种考试：岁考和科考。
岁考主要为了考察学业情况，然后以成绩补充廪膳生员和增广生员，成绩最差的一等会被剥夺生员资格。
科考主要为了选拔科举生员，以成绩决定是否参加乡试，所以不是所有生员都能参加乡试，当然，科考另一个作用和岁考一样，补充廪膳生员和增广生员。
此时的科举虽比明清时流程简单，但也真心不容易中试哪。
太祖皇帝在位时，科试十五次，录进士一百八十八人，平均每科十三人；太宗朝一千四百八十七人，平均每科一百八十六人……仁宗朝平均每科三百五十一人，此后每科录取进士皆为四、五百人。
再来看看唐朝，唐朝一共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开科取士二百六十八次，所招录的进士七千四百四十八人。
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平均每一次招录的进士，只有二十七名。录取人数最多的，是唐玄宗天宝十二年，这一年录取了五十六名进士。录取人数最少的，是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只招录了十二名进士。
诗人孟郊，一直考到了四十六岁，这才被选拔为进士，他激动之余，才有了那首道尽科举之路痛并快乐着的诗：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由此可见，唐朝的进士相当稀罕，能够考上进士的，都会像孟郊一样骑着马在长安城里到处嘚瑟。
而考不上进士的，就会像张继一样，乘着一艘小船，在姑苏寒山寺外独自难眠。像张继这样的落榜生数不胜数，像孟郊这样的幸运儿，却少得可怜。
如此纵向一比较，大宋朝的读书人似乎赶上了好时代了，何其幸运啊。
但，更难了，难上难。
自古以来，读书很花钱，寻常家庭根本无力供养完全脱产的读书子弟。
到了本朝，商业和贸易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各行各业非常的繁荣，并且由于宋朝的疆土相对来说小很多，因此各方面的支出这张对少了许多。
由于赵宋实行了重文轻武的政策，使得宋朝的官员比较多，这也为百姓提供许多机会，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也可以通过考取功名，获得职务，再加上发达的工商业，老百姓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之外，还可以进入商业领域，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老百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收入，生活相对来说要容易许多。
饱暖思淫……呃，百姓安居乐业，虽然朱门狗肉臭，却极少路有冻死骨了。手头趁了俩钱，温饱有了保障，自动会动歪心思……读书，绝对是不二选择。
国人历来有从众心，更爱攀比，一看别人家的孩子都读书识字了，咱家的孩子也不能落后呀，否则永远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如此一来，大宋读书人日多，文风愈盛。
读书人基数成几何倍增长，大宋二十三路、二百五十四州府、一千二百三十四县该有多少读书人？要想考中进士，又何止是万中取一？
就以科举成绩较好的福建泉州为例：童生考生员四百取一，生员考举人三十取一，举人考进士五取一。如此算来，六万个读书人中，只有一个人可能中进士。
放诸全国，则大抵在七万人取一。
OMG，后世高考被称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又哪及古时科举之难？
也就是说，进京应礼部试的举人近五千人之多，最终金榜题名的只有四百人左右。落榜者三年后再来吧。
人生漫漫，能有好多个三年……
当然，朝廷不会对屡次落榜生坐视不理的。
开宝三年，太祖特诏赐贡士、诸科连续十五次以上未录取的一百零六人，授予本科出身。
太宗时期，因为需要破格录取了一百八十四名落榜的举人，被称为“特奏名”之后，破格录取落榜举人的恩科制度才正式形成。但是这个政策也是有要求的，只会对省试多次落榜的举人才有资格。皇帝在这些人中选一部分，特别允许他们参加殿试，表现得好，就有机会被赐予相应官衔。这种情况就被称为“特奏名”。
至景祐元年，仁宗下诏：“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
神宗元丰年间，一位七十余岁的老儒在特奏名殿试策问试卷写道：“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便被“特给初品官，食俸终身”。
如真宗咸平三年录取进士四百零九人、诸科四百三十、“特奏名”九百余人，计一千八百余人。正是：“较艺之祥，推恩之广，近代所余未有也。”
但王旁叔侄会潦倒到跑去参加特奏名恩科么？显然不会，丢不起那人哪。
王氏家族，按王棣的辈份算，曾祖父辈王益、王贯之、祖父辈王安仁、王安石、王安仁、王安礼、王安上、父辈王雱皆过了礼部试，是为“一门八进士”，就问你牛不牛叉？
榜样在前，你们王氏子孙好意思混吃等死、偷奸耍滑？好意思恩荫补官？好意思沦落到特奏名赐官？堂堂正正的进士选官方是正途。
怎奈何，科举这种事，有时候还需命运垂青、老天眷顾，否则才华横溢如柳耆卿何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成了“奉旨填词柳三变”？临了临老方因恩科而暮年及第？
王氏叔侄有柳三变的才情么？自然没有。固然是参加经义科，但也是谁都没有把握中试，包括王棣。
王棣倒是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毕竟是受过高度文明教育的，且在社会大熔炉历练了二十年，也算是经历了风浪沉浮，最是学会了淡定。
在他看来，科举的最终目的是做官，好有一个更高更大的平台方便做一些事，譬如高瞻远瞩的在某个历史拐点到来时保护身边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若真有那能力，也不妨去改变改变历史进程。
既如此，恩荫补官也好，特奏名恩科也罢，为何要抗拒？名望有污？不存在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再者，经义经义，并非短时间的穷读烂记便成了的，还需要天赋。
儒家有经典传注发展为阐发经旨即义疏，再演变为经论，即所谓经义。
“经义”是一种文体，实质是论说文，即后世的议论文。
不过经义与一般的“论”又有所区别，“论”乃借他题目说自家道理，而经义则需严守经传注疏，不能自作别解。
作文，始终都需要兴趣与天赋。你若不爱阅读，词语储存量不够，即便脑子里有天马行空的东西，也是无法诉诸笔端，书到用时方恨少嘛。同样的，你读再多的书，只是死读书，机械的强读硬记，思维苍白呆板，写出来的东西也定然是一个个毫无生气的文字。
经义文章考量的绝不仅仅是背了多少书，毕竟考试内容皆出斤互《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五部大经及《论语》、《孟子》两部兼经，苦读数载，有几个不能背诵的？关键还是得活学活用，能吃透书中深意，并结合当下时代背景，以此表达自己的论点，这才勉强算是言之有物。
王棣在发解试中之所以一鸣惊人，便是在于他用了大招——八股文。
八股文这种科举试文简直让明清莘莘学子、芸芸考生们飘飘欲仙、痛不欲生，但也不乏个中好手。玄就玄在，正儿八经、中规中矩的八股文往往写的是云山雾罩、花团锦簇读之则空洞乏味如同嚼腊。
但王棣“首创”此种文体，却如同在大宋文坛亮出了惊艳一枪，叫一干文人士子如痴如醉、拍案称绝，这段时日已有不少人参照他的解试文章解析、模仿，只是绝无可能一蹴而就。
而王棣自是要乘胜追击的，要化优势为胜势啊，骚年。
也正因为心中有底，这段日子虽然闭关修炼，却也非闭门造车，读读书写写字，找聂、蔡二女探讨探讨音乐，劳逸结合嘛，享受生活才能创造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