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人王棣算是久仰大名了，在杭州时，苏轼及李格非就明年春闱的形势作了分析，便将这三人引为王棣的“大敌”。
同王棣一般，马涓三人亦是名声在外、才气斐然，且都是太学生。
那个身材适中、样貌寻常、肤色略黑、年约三旬的青年便是马涓了，关于他的身份来历，苏、李二人皆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苏轼谓之“诗文俱佳性情耿介”，评价不可谓不高。
王棣倒是未有不服，心下却想：都是川蜀大地子弟，少不得是有地域保护思想的，提掖本乡后进不足为奇。
此次赴京，李格非又说了这马涓马巨济的轶闻。又称马涓、张庭坚等四人，时号四俊，在太学最负名望，名动东京。
总而言之，马涓此人，为人和善，才高不善妒，当得“君子”之称。
至于苏轼何以知马涓甚矣，盖因宋构之故。
宋构乃马涓之师，字承之，号二江先生，成都双流人，英宗治平三年其廿六岁中进士，先后在英宗、神宗、哲宗三朝中，担任梓州路转运判官、秘书丞、太常博士、密州知州、彭州知州等职。
其倾向于新党一派，与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曾布、陆师闵、蒲宗闵等人，都有很好的私交。与宋构关系最为亲密的，是来自川北的蒲宗闵，二人不仅经常走动，还结为了亲家。宋构的儿子宋京，娶了蒲宗闵的女儿为妻。
其时朝廷分裂为新旧两党，但宋构却不以政见影响私交。苏轼和弟弟苏辙，都被看作是保守派，但宋构与他们兄弟俩始终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元祐初年，保守派当权，宋构郁郁不得志，借故侍亲不便，回川出任彭州知州。苏轼兄弟二人皆赋诗为之送行，私交可见一斑。
而马涓与蒲宗闵一般，都是川北阆州南部人，正因这层关系，方入了宋构师门。
那位皮肤白晰、样貌儒雅的青年则是华亭人朱谔，初名绂，哲宗改名为谔，字圣与。此人与马涓性情迥异，颇善言辞，知晓王棣身份后，很是唏嘘惊叹了一番，言称王三郎惊才绝艳，不愧是王相公之孙、王元泽之子。
王棣阅人无数，心知此人颇善阿谀逢迎之能，却不可深交，自也不会显露分毫，假假的泛谈几句，不疏不近。
而张坚庭字才叔，广安军渠江人士，亦是四川人，不苟言笑，予人生人勿近感。
此三人乃是太学的风流人物，皆是内舍生，明春参加礼部试。
哦，对了，马涓与朱谔且是连襟，俱是娶了冯京孙女为妻。
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人。曾祖时南迁粤西之宜山龙水，仁宗皇祐元年己丑科状元，三元及第。历官翰林学士、扬州、江宁知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其中状元后，宰相富弼见其才华横溢，先后将两位女儿嫁给他为妻，留下了“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千古佳话。嗯，“冯京”便是“马凉”。
马、朱二人皆为冯京孙婿，自是树大好乘凉。
不过这二人政治主张却不尽相同，待王棣的态度不一。马涓虽为宋构弟子，老师亲近新党，与王安石交好，但其本人却是反对新政的。毕竟才二十几岁，城府不深，对待新党党魁之孙便稍有疏离。朱谔却是话里话外的透露了对王安石的尊崇景仰，待王棣也便爱屋及乌了。
王棣可有可无，这个时空牛叉的人物太多，不可能结交所有，择其善者而友之呗。
他反而更看重马涓多些，这是位真君子。朱谔则恰恰相反，笑脸待人的他反而令人觉得捉摸不透。再者，他自言父亲与蔡京蔡元长相交莫逆，乃以“叔父”待之。很显然，蔡京昔日是王安石手下得力干将，弟弟蔡卞又是王安石女婿，有这等关系在，他朱谔与王家也算是有渊源的了。
不过，在王棣看来，二姑父为官正直，蔡京嘛，那就呵呵了，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哪。
君子之交淡如水，王棣也没想过与这几人攀交情套近乎，但也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不过对宗泽可就不同了，临别前很是真诚的邀对方到枣家子巷一叙。
宗泽稍稍犹豫后应了下来。他心里藏着事呢，盖因宗沐而起。
宗姓二人虽相差了十多岁，但五官轮廓极为肖似，他真怀疑宗沐是否是自己失散在外的兄弟呢。
为此，他已寄了信回乌伤询问父亲族里可有本家亲戚流落江宁？怎能不怀疑呢，宗沐的父亲唤作宗禹卿，而自己的父亲则讳舜卿，要不要这么巧？
此事若真有个中隐情，年前便可知晓，在这之前多了解熟悉宗沐亦无不妥。至于宗沐的书童身份，那也算不得什么。
宗家贫苦，但有“耕读传家”的传统，父亲宗舜卿就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吾自幼随长兄宗沃参加劳动，农闲则在父、祖的教导下，读书识字，不可谓不艰辛。在自己十几岁时，宗家举家迁居交通比较便利，商贸、文化较为发达的廿三里镇。在那里，吾视野扩大了，耳闻目睹宋朝吏治腐败和外敌频仍，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抱负。不到二十岁吾便毅然辞家外出游学，历时十余年，就学之地多达数十处……
他反而觉得宗沐跟在王棣身边是幸运的，王三郎，要人脉有人脉，要才学有才学，绝非池中物也。至于说或许会受王安石新党党魁的身份牵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抱存此想的人并不少，对时局懵然不知的人委实不多，如苏过、马涓、朱谔这些与朝中重臣有关联的更是有着还算清楚的认知。
时下高太后扶植旧党把持朝政，尽废新政，新党中坚尽去，可三年后、五年后呢？高太后明年便甲子春秋了。当今官家与垂帘听政的皇祖母关系可不怎么和睦，一旦亲政还会萧规曹随？
所谓“元祐更化”，只是“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谈不上是政治改革，在经济政策上旧党也毫无积极的建树，只是一场情绪化的清算运动。如果说，熙丰变法还是旨在解决国家社会问题，但元祐更化反而使这些国家社会问题治丝而棼。
说穿了，这是一场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打压而打压的政治斗争，至于孰对孰错、如何才利国利民，怕是敌对双方都不曾细想深想，所有的精力与时间都拿来处心积虑打压政敌上了。党争，是国家最大的负累与内耗，有百害而无一益，奈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谁都知道这个理，可谁也没法让步。往前一步固然如履薄冰，退后一步定然粉身碎骨。为了跟随身边抱团的一伙人，即便取不了暖，也不能寒了心哪。
问题在于，官家虽还是少年，朝政虽让高太后掌控，可少年会长大，太后会老去，真到不忍言那一日，受了这些年窝囊气的官家会不会倒攻清算？会不会将气撒在高太后一手扶植的旧党身上？
朝堂之事固然讳莫如深，但总会流传开来，只不过不会在公开场合宣之于口罢了。
譬如，这几年高太后听政时，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官家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官家年幼，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朝堂上，官家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高太后奏事，背朝官家，也不转身向官家禀报，以致官家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
又譬如，去岁十二月，民间传出宫中寻找乳母之事。大臣刘安世得知后大惊，哲宗此时才十四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是否是皇帝沉溺声色？刘安世上奏章，告诫皇帝自重。另一大臣范祖禹直接上疏高太后，言辞极为激烈。高太后对外解释说，是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但私下却将皇帝身边的宫女一一唤去审问。皇帝与亲近的宦官说那些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他心里很害怕，后来才知道是刘、范暗中告了状，而自己却浑然不知……
再譬如，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氏也过于严苛。朱氏出身寒微，幼时遭遇极坎坷，入宫后，初为神宗侍女，后来生了赵煦、蔡王赵似和徐国长公主，直到元丰七年才被封为德妃。朱氏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毕恭毕敬。今上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氏却只被尊为太妃，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在如何对待朱氏问题上，朝中有人想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凸显垂帘的太皇太后；有人主张尊崇朱氏，以显示天子的孝道。但高太后想压制朱氏，直到元祐三年秋，才允许朱氏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
这一桩桩一件件，官家会如过眼云烟般忘却还是积怨心头留待来日爆发？你是少年你会怎么做？想想都背脊发寒。
正所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但有些时候，你无法顺着本意去做事，而是被生活推着往前走。
人生，原就不是事事顺心如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