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叙一个你熟悉而又喜欢的人是很困难的。
我把她们吓跑了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故事开始的时间与地方——那是一个初夏，五月份刚刚出头，天气还不是很热；我居住的小城市——蚌埠，刚刚经过梅雨季节的洗礼。马路上还残留着斑斑水迹，空气中还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公交车的车窗上也还挂着雨珠，这些水珠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芒，远远看去，宛若美人的眼眸，水汪汪的。整座城市就那么生机勃勃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像是一个刚刚沐浴过的小婴孩，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大街上的人们也都纷纷换上了夏装，到处可以看见像花儿一样绽放的姑娘，空气中发酵着蛋白质的香味，这是一个适合恋爱的季节，欲望和激情都已在心中沸腾，只待一个缺口就能够喷薄而出。
我那时正上初一。初中的生活是简单的：男孩子总有打不完的架与电子游戏；女孩子总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和小饰品。当时，我有个“好基友”，我们早上一起去学校，放学后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综合了男生和女生的社交要素——不打架，只是聊天，但是玩电子游戏，而且从不在意穿着打扮。那会儿，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真的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孩子。我喜欢摆弄电脑，喜欢摆弄诸如Word、AutoCAD等类似的应用软件；我也喜欢打游戏，特别喜欢玩当时颇为流行的《红色警戒》；我只是不去和同学们一起做早操，因为那些动作我真的不会做，也学不会，好在老师对我不去做广播操的事情，也是从不提起，既没有说我可以不去，也没有勒令我一定要下去做操。
我们就读的这所中学坐落在城市的西部，靠近城市边缘的位置。太阳每天都从这儿变成红彤彤的夕阳，沉入地平线以下。我们的校园不大，整体看去是个长方形，仅有一座五层高的教学楼坐落在校园的最北边。教学楼的前面是一条水泥路，路面是灰色的，路的两侧密密地种着几行梧桐，梧桐树长得繁茂，颇有些遮天蔽日的味道，它们的枝丫经常调皮地探头进入教学楼四楼的窗口。小路的另一边便是我们的操场，就像大多数操场的标准配置一样，我们的操场有一个足球场和一条四百米标准跑道，只不过那跑道上面铺着的不是塑胶，而是黑色的煤渣。对于我来说，操场的唯一吸引力，就是我可以站在教学楼五楼的窗口，望着在那上面跑步的蚂蚁们，在脑海中建立起一个虚拟的坐标系，之后计算他们拐弯时的角速度方程，我会添加各种变量，使得那条曲线尽可能地可以模拟真实的运动情况，然后计算某个区间内的积分——尽管我不知道那个积分所代表的物理意义。
我初一的时候就会做一些微积分，但是当我出现在大学高等数学考场上的时候，却连“曲率”这个概念的含义都忘了。因为在大学里，我的脑海里面所活跃的概念就只有“同工同酬”“惯性歧视”以及“残障伴随的身份识别障碍”等类似的东西。
我和好基友的亲密关系很快在同学中引起了非议，那会儿“同性恋”还是一个新鲜的字眼，至于“Gay”这个词，我们还都没有听说过呢。学校里的人都说我们俩是“同性恋”，是“变态”。我那时对别人的话还是不在意的，所以放学的时候依然和好基友一起走路回家，遇到班主任不在学校的时候，还会和他一起通过学校院墙上的缺口溜到街对面的游戏厅里，玩一会儿《滑板小子》。
但是，有一天，好基友终于沉不住气了，在放学的路上，他对我说：“嘿，咱哥俩，是不是也该找两个女生一起吃东西、聊聊天？”他故意显示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这个主意不错。”我应和道。
“择日不如撞日，那就今天吧。”他憨憨地一笑，“你去我们经常去的那家大排档，点盘龙虾，要点小菜和啤酒，我去找妹子，你带钱了没？”
“带了！”我轻快地答道，略带些激动。虽然我和好基友一起看过很多女孩子身体的图片（那会儿A片还很稀有），但是，我还是渴望自己去触摸、去探索、去感受她们的身体，了解她们的思想。想到过会儿有妹子来一起玩，我的心就怦怦直跳。
好基友说的那家大排档，就在我们学校北面的那条小吃街里面。等我到小吃街的时候，那里已经灯火通亮、人声鼎沸了。我走到我要去的那家排档，里面刚好还有一张桌子，虽然老板认识我，但是在招呼我坐下之后，还是很不放心地看着我问道：“今天，就你一个吗？”
“朋友一会儿就过来。”我说。
老板“哦”了一声，但依旧没有放下心来，在记下我要点的菜之后，他又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才转过身去准备餐食。
只一会儿工夫，龙虾、小菜和啤酒就端了上来，但老板上完菜后并没有立即离去，而是站在我的桌子边上，我抬起头看他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说道：“你还是先把钱付了吧。”这对我早已不足为怪。因为每当我一个人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经常会被要求先付款，再用餐。
蚌埠人酷爱吃龙虾，本地关于龙虾的烹饪方法有很多，最流行的是红烧：用调制好的咸辣适中的酱料大火焖至虾皮鲜红，辣味和咸味透过虾壳沁入虾肉之中，正好和虾肉本身的鲜美混合在一起。吃虾的时候，先拧去虾子的头部，剥开虾衣，抽出虾肠，将留下的虾肉蘸上少许由姜末和醋拌好的汁液，放入口中。但我不会那么精细地吃龙虾，因为我的手指无法完成那么精细的动作，所以我一般是用牙齿咬掉虾头，用嘴抿住虾肉，用手捏住尾巴，勉强地拽出虾肉，连着虾肠一起吞掉。
正在我望着龙虾咽口水的时候，那家伙真的带来了两个漂亮的姑娘。
“我经常和她们说起你，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好基友指着那两个姑娘对我说，然后又转向她们，指着我说，“这就是我经常对你们说起的‘天才小子’。”
这时，那两个姑娘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我，但是我从她们的眼神里并没有读出想要了解的渴望，而是一种距离与恐惧，这种眼神让我既紧张又羞愧，就像是有人拿刀子在你心里的痂上又划出一道口子。我被她们的目光弄得紧张起来，于是四肢显得越发僵硬，动作也变得更加难看。
那两个女孩儿勉强从嘴巴里挤出了一句“对不起”，就转身跳出了排档。
“我把她们吓跑了？”我问好基友。
“应该是。”
“可是，为什么？”
嘿，你们真没良心
在那次排档事件之后，我们成了整个年级的一个笑话，男生当面对着我们指指点点，女生见到我们便绕道而行，避之唯恐不及，仿佛我们身上有什么致命的病毒一样，好像多看一眼都会被传染。
好基友不断对我说：别管他们，快暑假了。可是，有时候你不招惹别人，并不能保证人家不来找你麻烦。有一天，也就是期末考的第二天，当我做完数学考题，交了卷，下楼去上厕所的时候，遇到了正聚在楼梯转角处吸烟的大姐大那一伙人。
大姐大是我们年级的一个传奇人物，她理着一头板寸，戴着天蓝色的头带，穿着男款T恤，常常带着一群男生打架、吸烟，也曾经一个人把一个欺负女生的男孩打得跪地求饶。可是在此之前，大姐大却从没找过我的麻烦，我甚至都怀疑她是否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存在。
她见到我，二话不说，“噗”的一声吐掉嘴巴里的烟蒂，用脚拧灭，来到我的跟前，冲我冷冷一笑。那笑容就像是一只提线木偶的嘴唇被线这么一拉，向上打了个褶，又被放下来。接着，我的左腿就感受到了一阵剧烈的疼痛，与此同时，我听到从大姐大背后传来的刺耳的大笑声，笑声中间还夹杂着口哨和隐约的“打啊，还手啊”的喊声。
真正让我感到疼痛的并不是来自身体上的，而是内心深处的痛，那种疼痛里还隐藏着一丝恨意，你痛恨自己不够健康，不够强壮，无法反抗——因为你认为，这种身体状况根本不可能打过他们。
我的脸涨红了，拳头也握紧了，可是整个身体却依然呆呆地立在那里，一动也没有动；大姐大又过来推了我一把，我稍稍趔趄，但是依然没有反抗；她甚至扇了我一个耳光，可是我还是站在原地。我害怕我一旦还手，我那奇怪的样子会招致更多的嘲笑。
他们的吵闹声停止了，就像是尴尬的指挥家找不到使乐章继续下去的音符，指挥棒停了下来，整个演奏也因此戛然而止。我和大姐大尴尬地对视着，我满脸羞恼，大姐大也不知所措，谁也不知道该怎样收场。
这样的对视大概持续了有十秒钟的样子，然后他们呼的一声便散去了，大姐大也转身逃走了，她转身前对着我比出了右手的中指，留给了我一个轻视的表情。
这时我的背后忽然传来了教导主任的声音：“同学，怎么了？”他看到了大姐大的背影，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于是他冲着他们大喊道：“你们真的好没良心啊，连他你们也欺负！”
他们真的好没良心，因为他们连我也欺负。这是一般人普遍的看法吧？事实上，渐渐地，我们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我们是弱势群体，我们与别人有一些本质上的不同。
现在想想，也许那时的我，错过了一个机会，一个与他们结识的机会。如果真的像我之后读到的一篇文献上所说的，打架是孩子们寻求认同感的一个方式，也许他们找我打架是为了跟我玩，可是我却误解了他们的意思；即使就是在欺负我，我也应该撸起袖子，结结实实地和她打上一架，哪怕被打成重伤。
如果我当时勇敢地打上一架，也许我的整个青春都会不同，可我却选择了逃避。
从谷仓出走
我觉得出走是逃避的终极形式——去新的地方寻找另外一种可能，很难说这是好是坏，但出去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是我那时候唯一的选择。
在期末考的最后一天，我草草地完成了试卷，交了卷，一个人跑出学校。我没有等待好基友出来，然后和他一起去街对面的游戏厅。要知道那可是暑假的第一天，我们本可以买上几罐雪碧，躲在游戏厅里杀个昏天黑地。可是，我已经没有了玩游戏的兴致。
横在我们学校门口的是一条两车道的公路，蚌埠本身就不大，这里又是郊区，所以这条路上平时几乎没什么车子经过。我一个人在路上无所事事地沿着公路走着，不知道要去哪儿。路两旁的梧桐叶绿得像是泼洒在树梢上还未干透的颜料，一阵风吹来，它们簌簌地响，就像是专门在为我演奏进行曲，我却不开心。
我想，那种感觉一定谁都经历过，就是你心中一下子多出了很多愁绪，你却描述不出这些愁绪都是些什么。我试图为那些事情找到一种解释，找到它们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首先涌入我脑海中的是鲁迅在《孔乙己》中描述的人们对于孔乙己的奚落，那是一种实用主义，一种对于人的固有价值的漠视。好像你只有对他人有用，对社会有用，你才是有价值的。人们看待我，是否就像看待孔乙己那样，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废物”？
当然，这种解释是很伤自尊心的，所以心里又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嘿，你可不能这样活着，你得活出点价值。
正在我这样想的时候，来了一辆4路汽车，就好像它在召唤我似的，我不由自主地就登上了那汽车。那时候的4路汽车很破很旧，车顶和车门上都布满了锈迹，车子一开起来，车上的地板就开始吱吱作响，好像晃着晃着就会散架，让人好不担心。
此时正值初夏时节，还不是很强烈的阳光透过咔咔作响的车窗流进车里，那斑驳的光影，就像是家里面厨房中锅灶上飘散出的香味，让人好生温暖。我若有所失地望着那斑驳的光影，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它一无所有，但是它却慰藉着我。
车子一直向前开，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市中心，当时蚌埠只有那一个商业中心，虽说是商业中心，其实也就是以蚌埠市百货大楼为中心，方圆不到一公里的一片区域。小时候，爸爸经常带我去那里的金山商厦买蟹黄包吃。他说他小时候，爷爷也经常过来给他买包子吃。那里的包子馅料很足，味道纯正。但是，再好的东西也会腻，所以我对蟹黄包的热爱也只持续了一阵，爸爸看我不再感兴趣，也就很少再专程为我去买包子了。
可是，后来我去了上海，吃了王家沙点心店的蟹黄包后才知道，原来金山商厦的包子是最好吃的。
过了金山商厦，便是蚌埠火车站，那时的火车站就像一个大大的谷仓——一个立方体的底层上面盖着一个三角形的房顶，里面只有一个摆满一排又一排长椅的大大的候车厅，售票处在火车站广场对面的商场里，因为站房的空间实在太小，光接待旅客已经吃紧，实在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售票处。
在我小时候，我们一家是火车站的常客，因为父母亲经常带着我去北京、石家庄或者上海看医生。那会儿还没有京沪高铁，连动车都没有，那种在今天看起来特别稀奇的绿皮车，还是铁路上的主力军。
我们经常乘坐从合肥开往北京的64次列车前往北京，那会儿的64次不像现在，晚上6点就从合肥出发，而是8点40从合肥站开出，到达蚌埠站起码得到11点了。一直守在候车室的我，到了那个点，肚子总会饿得咕咕直叫。好在候车室入口外的小吃摊总会开到很晚。爸爸和我特别钟情于一家卖煎饺的铺位，每一次等车的时候，他总会买来一大袋煎饺，让我先吃；如果我吃不完，他便把我吃剩下的几个饺子吞进肚子里。那时我还太小，而他总是说不饿，我也便当了真。
我的家庭并不算富裕，父母亲也都是老实巴交的工程师。幸而父亲的专业知识很过硬，平时在工作之余，还能够跑到外面的技工学校去给人家带几节课挣些外快。当然，父亲的本事并不止于此，他还会写诗，我看见过他封装在家里书架最底层的诗集，里面像蝴蝶般耀眼的诗句，着实让人惊叹。也许是因为生活压力的缘故，又或许只是因为我，他把这一切都荒废了。
4路车的终点站在淮河岸边，而在终点站站牌那里有一排宽宽的阶梯，可以从那儿爬到坝子（河流的两岸都建有宏伟的堤坝）上面去。阶梯的尽头是一座纪念碑，纪念碑上的铭文记述着这座坝子的历史，其中最为醒目的是毛泽东的那句题词：“一定要把淮河治理好！”
石碑的背面，便是淮河。蚌埠段的淮河是一条很安静的河流，即使在汛期，它也一样地安静，只不过会比平时高一些宽一些。淮河与蚌埠的关系是密切的，这座城市之所以会成为现在的样子，都是因为它。早先，蚌埠只是一座小渔村，经济水平相当低下。但因为这儿处在淮河的中央地带，所以很多过往的船只，都喜欢在这儿停靠休息，补充物资。于是，这儿就渐渐地繁荣起来。再后来，津浦铁路全线贯通，蚌埠恰巧处在铁路与河流的交汇处，连接了南北和东西的主要货运通道，很自然地，这儿迅速发展成了一个交通枢纽，变成了一座城。
堤坝顶端的路面并不宽敞，两边都砌有凹凸相间的防护墙，就像长城上的栈道。刚刚涨上来的河水淹没了坝子下面的护坡林，那些树木半身藏在水下，只露出尖尖的树顶和枝丫，看上去就像是蓬莱的仙境。坝顶的风不小，夹杂着从河面上带来的湿气，凉凉的，沁人心脾。
那天，在堤坝的顶端，我想了很多，最后有一个念头牢牢地抓住了我——我要去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可能。
于是，我便跑下坝子，坐着4路车，回到了火车站，连车票也没买，就跟着人群混上了一列去南京的火车，开始了第一次的出走，这一走便一发不可收拾。
突如其来的拥抱
我总是怀念那时候的铁路系统，它躺在国有经济的摇篮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就像一位慈祥的外祖母，总是笑容满面地拥抱着投奔到它的怀抱里的每一位孩子；不像现在这么铁面无私，虽然实名制、电子闸机、高铁动车，让它变得高效便捷，但是它也因此失去了它的韵味。现在的它就像是一位不苟言笑的铁娘子，让人失去了亲近的欲望。
那时逃票还是很容易的，所以我经常蹭火车到处游荡。记得我第一次买票乘车是在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在那趟列车上我遇到了橘子。
那次去成都没有别的目的，那是单单为了出去走走而进行的旅行。在你小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没有那么多明确目标的事情，不带着任何目的与杂念做的事情，反倒是收获最多的事情。那些年少的行走中所遇到的每一刻美好，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我记得那是春末的一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心里很兴奋，虽然我只穿了薄薄的衬衣，但是依然冒出了一身汗；我的胳膊不停地颤抖着，手心一直黏黏的。
那时的车站，不太重视车票的查验工作，于是我很轻松地就跟着前一趟列车的旅客进了站。因为我要坐的那班车是首发站列车，所以它早就停在了站台边上。很意外，当我一个人背着包在站台上来回乱转的时候，列车员竟然打开了车厢门，升出了踏板，招呼我提前上车，并操着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哎哟，了不得，一个人去成都。
列车开动的一瞬间，天突然放晴了，太阳的光芒宛如牛奶一般从云层的缝隙中倾泻下来，甜甜的，当时，耳机中恰巧播放着周杰伦的《七里香》，和着阳光，我听见心里面有个东西正在发芽。
然而，快到徐州的时候，天空又阴了下去。眼看就要下大雨，车窗外，目力所及的一切都变成暗暗的灰色，毫无生机，整个世界就像沉浸在了一幅被江南烟雨打湿的水墨画中。不多久，外面就下起了雨。
到达徐州车站的时候，雨停了，可是天气依旧阴得怕人，再加上临近傍晚，整个车站黑黑的，显得毫无生气。我靠在玻璃上，漠然地看着车外的人来人往。忽然，一个大大的橘子跳入我的视线，定睛一看，那是一个穿着橘红色卫衣的女孩子，她把衣服的帽子直接扣在头上，又穿着一条融入背景的黑色裤子，因此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大的橘子。她蹦蹦跳跳地从我眼前划过，消失在车厢的另一头。
“嗨！”这声音就像是从山上流下的泉水。
我从书里抬起头，看见橘子正站在我对面冲着我笑。我也冲她笑了笑，那时候我还小，即使现在，我对陌生人也不会有太多的戒备。
“毛姆的书。”我指了指我的书，说。
那天，我们没有聊很多，只是各自看各自的书，她看书的速度特别快，一本接着一本，只是那些印在封面上的作者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只知道她要前往成都，关于她的其余事情我一无所知。不过，我喜欢她的衣服，而且我最爱的水果就是橘子。
到了晚上，列车将要熄灯的时候，我起身去了趟厕所，等我回到铺位的时候，橘子做了件令我非常吃惊的事情。她从铺位上站起来，抱了抱我，拍了拍我的后背，跟我说了声晚安，便跳回去，脱了鞋，盖上被子，自顾自地睡觉。
第二天，我们之间依然没有什么交流。快下车的时候，橘子拍了拍我的头，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以后和我们一起玩吧。”
橘子是个弃儿，当她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她的父母便把她丢在了路边，幸好被偶然路过的好心人送去了福利院，后来，她又被现在的哥哥的父母——也就是他的养父母所收养。可是，当她七岁的时候，她的养父母双双去世，于是，她便和奶奶还有哥哥相依为命。她的哥哥比她大十岁，17岁便一个人外出打工，边打工边学习，参加自学考试，然后又自己供自己读完了硕士。更加难得的是，她的哥哥从来不干涉她的事情，只是叮嘱橘子如果缺钱或者遇到什么事情了就给他打电话。橘子说，在她的理解里这就是最好的爱：关心一个人却不给他压力，让他自己选择，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所以，她比我还要自由，不用老是待在教室里听那些呆板的老师讲课，不用每天对着做不完的试卷发呆，她只用带着她喜欢的书，坐着火车去她喜欢的地方逛街、吃小吃、看风景。当然，她这样的自由也是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撑的，好在她那时候在为一些自称是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人工作，为他们去各地做一些调查，撰写一些调查报告，他们会给她一些研究经费作为这一切的报酬。她有一个自己的团队，除了她之外，还有两个男生，一个叫MIX，一个叫行哥，后来都成了我的好哥们儿。
那时候我也需要钱，而且我想要有一些伙伴儿陪我玩，于是很自然地我就加入橘子的团队，成了他们团队中的一员，我主要负责最后资料的整理与文字的撰写。
记叙一个你熟悉而又喜欢的人是很困难的，因为无论你怎样努力回忆，她在你脑海中的印象永远都是一个个断点，无法连成线形成面，我对橘子的记忆也是这样。
我记得，橘子会在看过被老鼠咬伤的城中村的孩子的时候，把我紧紧抱住，跟我说：“他们会好起来的，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记得，橘子会在我为一个医疗事故受害者争取法律援助，但是被那个不了解中国国情的项目总监驳回的时候，爽爽快快地对我说：“没事，幸好，上头拨给我们的经费还足够，我们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捐助她啊，她会好起来的，一定！”橘子能够听懂我说的每一句话，甚至能够听懂我在争吵的时候的发音，并且在开会的时候，因为不同意我的观点，而跟我争论得面红耳赤近乎大吵，鼻子里喘着粗气，就像一只生气了的小牛一般，然后在散会之后，又跑过来吻我，说那不是针对我，只是针对我的观点……
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而真正爱上橘子是因为一句话。那天，我们从一户低收入家庭做完访谈出来，橘子见我闷闷不乐，就凑过来用手指戳戳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分层理论中的机会均等模型，你没有试图去解算方程组，因为你不太懂那些数学，我也不懂，但是你在考虑如何利用理论建立可以帮到他们的策略。”
我点点头，说是。然后，我吻了她。那只是一个浅浅的吻——我只在她冰凉的嘴唇上轻轻地啄了一下——但是却让我浑身为之一颤，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感觉，让我第一次感到，我真的真真切切地活着。头脑中的思绪瞬间变得鲜活起来，眼前城中村灰灰的低矮的建筑，也瞬间有了色彩，墙壁上孩子们随意的涂鸦也像被施了魔法似的，成了美丽的油画。
当我回过神来，我看见橘子在微笑，她耳语道：“你终于吻了我。”
从我加入橘子的团队之后，他们的BOSS就开始给我们安排一些与残障者有关的项目，这其实在无形之中给了我很大压力，因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我都是一个残障者，而且，我们看到的都是最糟糕的数据，最差劲的环境，所以你很容易地就会因此而质疑自己，你会怀疑自己的生活是否也会变得那么糟糕。
可是，橘子总是笑呵呵的，即使看到再不好的事情，她也是笑呵呵的，她对此的解释是：“我们除了相信事情会变好之外，我们还能够相信什么呢？而且事情总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吗？”是啊，我们要想克服残障带来的影响，只有一条路——探索出它的影响，找出克服这些影响的办法。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我才去了那么多地方，才有了自序中提到的那些“理论”。
有时候，上帝会突然为你的生活打开一扇天窗，让一些意外的光芒流进你的世界，你会遇到一些人和事，那些东西美丽得就像是天使手指下的和弦，像是夏天荷叶上的蜻蜓。有那么几个瞬间，让我确定，之于我，橘子就是那道光芒。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兰州，我们几个住在酒店的套房里，我晚上起来上厕所时，隐约地听见客厅里传来几声轻微的咳嗽。我拉开门，看见橘子蜷在沙发上飞快地折着纸，她面前的茶几上散落着一堆五颜六色的小东西，我眨了眨眼，才看清楚她面前放着的小东西是一只又一只的千纸鹤。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你这是干吗？还不去睡觉。”
“我要折完这些啊，七千多了，还有一千多。”
“那我和你一起折吧。你这是要给谁啊？”我看着她的眼睛，问，那眼睛里装满了幸福。
“白天我们在那个社区遇到的小女孩。”
“那个被她继父虐待的小女孩？”
她停下手中的活，看着我说：“是啊，我想让她知道还有人爱着她。其实我们每个人最开始都在自发地爱着别人，自发地付出。可如果没有人来爱我们，或者我们的爱得不到回报，我们渐渐地就会放弃对别人的爱，就会不再关心别人，就会变得冷漠，那不好，你知道，之前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其实，我也一样，如果不是知道你爱我，我也不会坚持到现在。”她顿了顿，又继续说道，“我真的想为她做点事。”
那一瞬间，她眼睛里的波光就像是划破夏夜天空的流星，那是我永远也忘不掉的风景。
我原想，橘子会和我一起长大，等我们一起把残障问题研究清楚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做点别的好玩的事情。我们会结婚，会有快乐的宝宝。我的父母也会喜欢她，她的哥哥也会成为我的兄弟，我们会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可是，后来橘子自杀了，在她最后的日记里她这样写道：“如果想让一个群体彻彻底底地理解另一个群体（她指的是所谓的正常人去理解所谓的残障群体），简直就和要求人类全面和解一样困难。如果把残障群体单独划分出来，很多问题都是无解的。即使我们争取到了平等的经济权利、生存权利，甚至是政治权利，离真正的自由依然遥遥无期。而且，有些人根本不会考虑其他人，他们不会考虑‘公平’‘平等’‘自由’，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我不想再欺骗自己了，我累了。”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读懂橘子，读懂她的“乐观”，以及在她的乐观之下她所承受的内心的痛苦和绝望。当然，我们确实经历过一些让人沮丧和绝望的事情，它们是生命中的黑暗，是我们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我们的灵魂也因此沉入黑暗中无法自拔。但又是什么原因让她选择了死亡呢？
这是我在橘子离开之后，时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她最终选择了死亡？我总是忍不住这样想，如果那时候的我，可以对着BOSS说：“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我有勇气去面对我所要面对的一切。”然后，和橘子一起离开那里，去做些有趣的事，或者回到学校去读书。那么，橘子至少不会绝望地死去吧？
因此我也常常责问自己：被人嘲笑了又怎样，何必要铭记在心，直接送那些家伙们一个白眼不就行了；被人打了又能怎么样，努力反抗，打回去不就完了……同样的，患有脑瘫又怎么了，打败它不就可以了。我应该与黑暗作战，而不是被它吓倒。橘子的离开恐怕跟我面对那些事情的时候所表现出的软弱也有关系吧？
这就是故事的开端。我向那黑暗宣战，发誓要打败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