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刘邦的家世
楚考烈王七年（前256）冬月二十四日，刘邦降生在楚国丰邑中阳里（江苏丰县赵庄金刘寨）一个富裕农民家里。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方向的大事：秦军攻破洛邑（河南洛阳），杀周赧王，东周灭亡，天下正式步入没有“共主”的时代。这也意味着传统礼法的黯然退场和“丛林法则”的大行其道。生在这样一个乱世，注定了刘邦不可能安安稳稳度过他的一生。
在刘邦出生的同一天，中阳里卢家也生了一个男孩，名卢绾。当时人口是“稀缺资源”，中国总人口只有三千万（一说二千万），为了增加人口，各国不约而同地推行奖励生育的政策，中阳里不过是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社区，一天降生两个男孩，自然是一件特别吉庆的事，乡亲们都喜气洋洋，牵着羊，捧着酒，来向刘、卢两家道贺（里中持羊酒贺两家）。
大家开怀畅饮时，听说了一桩异事：刘家孩子的左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
有清楚刘家底细的人，神神秘秘地议论说：这孩子生具异相，只怕来历不凡，将来莫不要接他太爷爷的班？
刘邦的太爷爷，本名刘清，原籍魏都大梁（河南开封），官任魏国大夫——战国时“大夫”是个说不清大小的职衔，类似于今天的“参谋长”，级别跟着主官走，军参谋长跟师参谋长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大夫也不限于文、武，文可治理一方，武可带兵打仗。刘清是魏大夫，级别与楚大夫屈原相当。
刘清和屈原是同时代的人，处境也相似：国家遭受侵凌，日益走向衰败，现实的困境非常折磨心灵，却拯救无方，也只能发些“长太息以掩泪兮”的感慨了。
相对来说，魏国的境况比楚国更糟，在魏昭王（前369-前319年在位）时代，魏国连招“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里，南辱于楚”的厄运，从一等大国沦落为二三流国家。魏昭王（前295—277年在位）当政时，襄城、伊阙二战，惨败于秦军，魏军精锐尽失，从此失去了独力抵御秦国的力量。而秦国对魏国领土的蚕食，更是变本加厉！
刘清雅好道学，不像屈原那么执著，也没那么深的爱国情感。因为屈氏是楚国的世袭贵族，屈原的根在楚国，爱国爱得真挚深沉。而刘氏的祖籍原在晋国，春秋时从晋国迁居秦国，战国时因家乡被魏军攻占，又从秦人变成了魏人（自秦获于魏）。刘氏到底算哪国人，该爱哪一国，不太好概定，刘清也就没有率家族与魏偕亡的心情。他一瞅魏国的状况，内忧外患，主昏臣庸，败势无可挽回，于是弃官而去，举家迁居楚国丰邑。
楚国的情况也不妙，在秦军攻逼下，屡屡丧师失地，刘清为了保全家族，为什么选择楚国而不投奔强大的秦国呢？这涉及“三观”正不正的问题。按当时的主流观念，国君待你如国士，你就应该以死相报，丢命都不能丢节操。魏国并没有对不起刘家的地方，不能效死就算了，至少不要投靠敌国。
丰邑不是世外桃源，按秦国的扩张势头，迟早要被吞没。为了保全子孙，刘清决定更名易姓，深潜于民间。他拆“劉”字卯、金、刀，取其“金”字，易姓名为金流，暗示金本刘姓。刘清去世后，子孙们对于姓氏发生了分歧，有的认为易姓是为了避祸，但现在根本看不到半分灾祸的苗头，隐藏真姓毫无意义，就恢复了原姓；有的认为易姓既是金流公所定，理当遵循。这样，刘姓就分成了金、刘二姓，中阳里后来也改称“金刘庄”。
刘清迁徙时，没有带来多少钱财，却带来了几车书。在那个视教育为特权的时代，几车书是比财富更宝贵的财富，可以成就一个有别于一般农家的耕读之家，可以保证后代子孙不被特权社会彻底抛弃。刘邦的文治武功，从刘家的几车藏书中可以找到线索。
刘清的事迹多已失传，留给后人的记忆主要是四个字：乐善好施。作为刘氏在丰邑的第一代始祖，为后人所共仰，也是刘邦心目中的标杆人物。刘邦登基后，为刘清建造了高大的“祖陵”，派专人守护祭祀。时至今日，“祖陵”仍是香火旺盛，是刘氏后人前来寻根问祖的圣地。历史上享祭二千余年的人物不多，刘清称得上厚福之人了！
屈原以文章名世，刘清以子孙名世，我在这里将屈原和刘清相提并论，不是想借屈原抬高刘清——谁比谁高还不一定呢！为子孙积德积福，更契合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正道。
刘邦的祖父刘荣，《汉书》称之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不知是什么来头。一般来说，食于丰，才可称丰公。而据刘氏族谱记载，刘荣是个“富有百万，好善乐施”的大商人，有一年去江西宁都收账，不幸病亡，就葬在当地。
刘清“好施”，刘荣“乐施”，而史书对刘邦的评价是“喜施”，一门几代人不改善风，难得！从另一个角度看，刘氏的家底还不错，如果只有好心没有钱，好心就不容易兑现为“好施”、“乐施”、“喜施”。反之，只有钱而没有好心，钱只会带来灾祸与罪孽！
刘邦的父亲刘煓（tuān），史称“刘太公”，是个思想开明、勤恳务实的小地主。刘荣死前散尽家财，没有留给儿孙，刘煓的家业门风都承自祖父刘清。
在祖父的熏陶下，刘煓只想安静地做个普通人，享受平凡的快乐——做人追求轻松随适，闲时斗鸡踢球、喝酒吹牛，跟乡邻亲友融洽相处；办事讲求实效，肯下功夫，不喜欢空言虚语。这两方面，刘邦都像刘太公，玩的时候疯玩，干的时候真干，平生交往百无禁忌，高低贵贱，无不倾心结交。奇怪的是，这么个“没正形”的人，凡事都能做到高水准。刘邦最后事业有成，首先得益于办事的高智商，其次得益于做人的高情商。
刘邦的母亲姓王（一说姓温），人很漂亮，心地善良，热情大方——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从孩子身上可以看到母亲的影子，从母亲身上可以看到孩子的未来。伟大人物通常有一个仁慈善良、严谨自律的母亲。
周代礼俗，孩子满三个月，由父亲起名，俗称“小名”。迷信的说法是，小名越贱越好养活。刘邦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按“伯仲叔季”的排序，他行四，所以取名刘季。这个名字跟没有名字一样，贱得好像还不太够，比郑庄公的“寤生”、晋成公的“黑臀”差远了！
到了二十岁，成年了，举行成人礼（冠礼）时，再起一个正式的字（女孩十五岁“结发加筓”时起字），俗称“大名”。刘邦的大名是二十岁时起的。也有一种说法，是成为沛公后起的，但这种说法基本靠猜，没有事实依据。二十岁起大名，才合乎当时的礼数。
刘邦的姐姐刘叔，未成年就夭折了，后来又有了弟弟刘交，家里只有兄弟，没有姐妹，阳盛阴衰，成长环境不太有利。创造世界靠男人，培养文明精神靠女人，没有女人的声息相感，再好的教育也很难将男性从动物变成斯文人。刘邦从小轻文尚武、爱爆粗口，跟家里的阴阳失和不无关系。
“千古龙飞地”
战国时地广人稀，大国人口不过数百万，小国只有几十万。对政府来说，有人就有钱粮、有兵员、有综合竞争力。怎样增加人口？奖励生育是慢法子，多快好省的办法是将“外国人”忽悠过来。为此，各国纷纷推出奖励移民的政策，一般标准是：每个成年男丁赏上田一百亩，或中田二百亩，或下田三百亩，此外还有免除若干年兵役、徭役、赋税的优惠待遇。
官员移民另有优待，例如额外赏田七百亩，赏房屋、奴仆，聘为地方长官，等等。
丰邑、沛县（江苏沛县）一带，原属宋国，前286年，楚、齐、魏联手灭宋，瓜分宋地，从此丰沛成了楚国的边地。楚王为了开发新区，诚招天下移民。刘清正好不想做官了，就抓住这个机会，全家迁徙到丰邑当地主。
丰沛处于泗水、睢水之间的平原地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五谷桑麻六畜”（《史记·货殖列传》），自古及今都是人口大县、农业大县。“丰沛收，养九州；丰沛不收，还养亳州”，当地的粮食自给有余，可以大量出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享受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富裕程度较高。
从人文环境看，丰沛处于楚、魏、齐、鲁四国交界地区，交通便利加上经济发达，人口流动量较大，文化交流活跃，道、儒、阴阳、辞赋诸学盛兴于境内，文明程度较高，人们的思想也较为开放自由。
独特的区位优势使丰沛变成一个“风水宝地”，先后出过68位南面称孤的帝王，故有“千古龙飞地，历代帝王乡”的美誉。
当时徙居丰邑的魏人比原住民还多，因迁徙时间不长，乡音未改，习俗依旧，心怀对故国的感情，到了该讲“爱国主义”的时候，心情难免纠结——当楚魏交战时，偏向楚国叫“数典忘祖”，偏向魏国叫“里通外国”，不是“楚奸”就是“魏奸”。楚魏的边境线长达数百里，你想从我身上拔根毛，我想从你身上割块肉，争战在所难免。对移民来说，最无道德压力的选择是置身事外、两不相帮。刘邦年轻时长年在外，跟逃避兵役不无关系。
到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时，各国豪强纷纷打出“复国”旗号，但刘邦没有。他奉行“天下主义”。从刘清时代起，刘家人就不清楚自己的根在哪儿，后来更不清楚了。所以，刘邦称帝后，立家祠祭祖，同时设置秦、晋、魏、楚四地的巫祝（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等于承认这些地方都是自己的“祖籍”。他没法将自己看作哪国人，只能自定义为“天下人”。天下人办天下事，这使他比竞争对手多了几分天下情怀、少了几分狭隘主义。
送子脱盲
刘氏耕读传家，有教育投资意识。当刘邦疯玩到八岁，父母认为他已经玩够了，该收心上辔头了，就将他送进马氏书院“脱盲”。
“刘老四”像古往今来的同龄小孩一样，学习兴趣不大，对学校也无好感——以前随心所欲的日子变成老师的耳提面命，莫名其妙的课业负担压在肩上，哪受得了！反抗是必须的，但反抗照例是徒劳的，几番挣扎后，他终于认命了，背着书包上学堂，渐渐成了他的习惯。这真是个好习惯！偶尔他还会问：“一家人吃饭，凭什么要我一个人读书？”在大人们的哈哈大笑中，他意识到这是一句傻话，只好一脸愧色地低下头，不做声了！
当时的“小学”教育，除识字、算术外，还要学习礼仪和“六甲”、“五方”之类的应用知识。“六甲”、“五方”就是掰着指头计算时日，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算法复杂，需要专门学习。礼仪是儒门的头等功课，见了亲友、尊长，该如何称呼？家逢喜丧，该如何操办？诸如此类，都是必须掌握的生活常识。至于为官朝廷、出使外国，怎样保持高人派头，怎样说话得体、办事到位，这属于高级学问，不在“小学”的课程表中。
作为农村学生，劳动也是必修课，放学后帮大人做些家务，放假后在地里干些农活，在劳动过程中，不仅可以学到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还能强健身体、磨炼意志。所以，农村的优等生，四肢发达，头脑也不简单，比城里娇生惯养的官二代、富二代强多了！
从孔子时代起，一直到唐朝，读书人并不轻视农业和农民，孔子的弟子曾参、孙子子思等，都是半个学者、半个农民。自宋代“重文轻武”的习气形成，文人渐渐腐朽，从此，在他们眼里，“小农思想”是落后的代名词，农民是“落后阶级”的总代表。
但真实情况是，中国各时代的杰出领导人，绝大多数有农村背景。为什么？因为农民最有实事求是精神，最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自主意识最强，只要稍加学习培训，就可能成为优秀分子。一切社会变革，如果顺应农民的呼声，将出奇的顺利。可悲的是，由腐朽文人设计的治道，总是在变着法子伤害农民，农民如果不“落后”，那才真是傻瓜蛋呢！将农民当傻瓜的变革，最后没有一项不是虎头蛇尾。
西方以工商立国，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不过，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却充分肯定了农民的智慧，他认为农民比市民更聪明、更有领导力，并分析了原因。我懒得在这里背书，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读《国富论》。
史上最牛的老师
学校生活没有给刘邦留下多少愉快记忆，教室、课本、老师是他每天最讨厌又不得面对的三大心障。凭他的智商，课堂上那点知识难不住他，最头疼的是马先生定下的各种规矩，以及罚站、打手板的惩罚。上课“开小差”是他的老毛病，为此没少挨打。
马先生是个儒生，深信“严师出高徒”的教条，严明、严谨、严格、严肃是他的校训堂规，体罚是他情有独钟的教管方式，理由是：板子南山竹，不打书不熟。真心的想法是：对付这帮小家伙，让戒尺说话，胜过千言万语！一板子下去，最调皮的学生都会变成乖孩子，至少表面上变得像小狗一样乖。
一般学生挨了打，流几滴眼泪，被同学耻笑一番，嘻嘻哈哈就过去了。刘邦挨了打，表面上嘻嘻哈哈，心里却有疙瘩：一个左股有七十二痣的人，难道也要像普通人一样受罚吗？
刘邦从小在“生具异相”的议论中成长，那给了他一个强烈暗示——“我就是这样与众不同”！在输入正能量的同时也养成了自命不凡的个性。加之他的智力、体力都优于一般孩子，很自然地成了“孩子王”，自命不凡的感觉就更强烈了！
但马先生的戒尺，将他的优越感打得一地碎片，让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师道尊严面前，他跟同学们一样，没啥了不起，不犯错则已，犯了错就是个挨打的货。
一板板挨下来，刘邦都快堵成心理障碍了。
后来，他成了大人物，对各派学者都礼遇有加，唯独不喜欢儒生，逮到机会就折辱一番。也许，他的潜意识中还残留着小时挨打的记忆，不知不觉做出了抗拒动作。
在儒生眼里，儒学是天下头等学问，但刘家的各类藏书为刘邦打开了一扇扇窗户，让他看到了另一片天地，掌握了不少异乎先生所教的知识。他虽然从儒学启蒙，却不曾被儒学“洗脑”——“事君”是儒生的事业，“忠君”是儒门的美德，他却满脑子“老大”意识，他那几本儒书算是白读了！
后来，帝王家鼓励别人勤修儒学，自家却对儒学持若即若离的态度，绝不允许子弟专攻儒学，这是一个被掩盖的、并非人人知晓的历史事实。
但痛恨学校和老师的刘邦，不知不觉地从学校和老师那里得到了许多书本内外的教益，他尤其应该感谢马先生那把一视同仁的戒尺，那使他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平等观念。假设他心里只有自命不凡，没有平等观念，他的人生将是另一番风景。
日后，当他管理军队时，他也在自己的天性中嫁接了马先生的风格：严明开放，严肃活泼。不犯纪律，大家都是好兄弟；对犯纪律的人，他会毫不客气地砍下一排排脑袋。“连坐法”是世间最严酷的法律，他用的就是承自战国、秦朝的“连坐法”，因为他深信严明纪律的重要性，他也因此带出了一支作风顽强、战无不胜的“铁军”。
但他也许不会承认，他早就认同并接受了马先生的某些理念和教管方式。毕竟，板子打在别人身上，总是对的；板子落到自己身上，再有道理好像也不对了！
马氏书院是一所出过一位皇帝、多位国王、多员大将的私立名校，至今存有遗址；马先生作为一个打过皇帝、骂过国王、揪过大将耳朵的老师，堪称“史上最牛的老师”，被后人纪念了很多年。
总的来说，“小学”阶段的刘邦，虽然挨过不少打，仍称得上一个优等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受到老师的欣赏和邻里的称道。刘卢两家的亲善关系和刘邦、卢绾的真挚友谊，甚至被树为中阳里的楷模（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
十五岁那年，刘邦“小学”毕业了（“小学”七年，约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初中连读），在美丽富饶的自然中，在淳朴浓厚的乡情中，在父母宽容随和的笑容中，在老师严肃期待的目光中，他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他的个性已成型，价值观已塑定，从此，他将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自己的标准分辨是非善恶，按自己的喜好设计人生道路。在父母眼里，他还是个孩子；但他自信地认为：我长大了！
一个“初中生”的梦想
十五岁，到了“造反”的年龄，“听话”貌似一件很丢脸的事，鼓着眼睛跟父母唱对台戏，才叫“有个性”。有的孩子只是小小的反叛一下，有的孩子干脆摆出“占山为王”的架势，一切自作主张，企图完全脱离父母的控制。
刘邦属于后者。从此他变得有点“坏”，成了一个让父母挠头、邻里摇头的人物。
“小学”毕业后，刘邦面临人生选择。眼前有两条最看得清的路：
一、进入“大学”，学做大人物；
二、辍学务农，当个小地主。
当年刘清以官员移民，得到的土地较多，虽经一次次分家析产，刘邦家里的田地仍多得种不过来，因此养了不少“家人”（长工），承担了大部分田间工作。这样刘家子弟择业时有较大自由，不是非得拴在土地上不可。刘太公为人随和，并不强求儿子走哪条路，刘伯、刘仲安心务农，他很喜欢；刘交求学上进，拜在浮丘伯大师（荀子嫡传弟子）门下，学到年近三十，快学成书呆子了，他也很喜欢。
不料，刘邦对求学、务农毫无兴趣，他的梦想是成为名扬天下的歌舞明星。
那是一个诞生《诗经》的时代，原生态艺术盛行于民间。楚国东部地区的风气尤为开放自由，每逢节庆祭日，乡里间都要举行盛大的歌舞会。平日里男女对歌、农夫放歌、少年飙歌，都是常有的节目，多情男女唱进草丛唱出绯闻的事也不鲜见。刘邦打小喜爱音乐歌舞，靠自学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常在乡村歌舞会上大出风头，这也让他对音乐歌舞越发着迷。
刘邦迷上音乐、歌舞，像今天的孩子迷恋网游一样，刚开始只是玩的心态，不料玩着玩着，成瘾成癖了。好在音乐歌舞基本属于无公害绿色娱乐，偶尔夹带点黄色反政府的内容，只要不太露骨，含蓄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水准，就无伤大雅。
就这样，刘邦的童年玩过去了，少年玩过去了，转眼变成一个小青年，不能一天到晚贪玩，该干点正事了！干什么好呢？他盘点各业，竟找不出一件真心想干的事——当官不好玩，种田不好玩，做工不好玩，经商不好玩，教书不好玩，读书更不好玩。放眼天下，除了音乐歌舞，就没有好玩的工作。所以他只有一条路可走：从艺。他也知道，吃“开口饭”与乞丐无异，被人瞧不起。但是，想到每天可以跟一班“热爱艺术”的漂亮人儿打交道，就非常值得期待。至于名声，大可不必神经过敏，走自己的路，让那些傻瓜们去说三道四好了！
想入非非的刘邦还没有失去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演艺功力尚浅，要想在圈子里混出头脸，必须求学深造。丰邑没有可以指导他的老师，他决定走出去，向专业艺人学习。
在刘邦时代，从艺是一条窄路，学有所成的明星大腕，分为天差地别的两个群体：
一类是名流贵族，如大诗人屈原、大辞赋家宋玉，不仅文采出众，也精通音乐歌舞，在天下享有盛名。他们凭才艺成名，却不靠才艺吃饭，不过是拿来当敲门砖，敲开王者之门，权力、食邑、俸禄都随之而来。在普通人眼里，他们是云端里的人物，俨若神明，高不可攀。屈原很意外地从云端一头扎进水底，让粉丝们猜想了两千多年、心疼了两千多年。
一类是职业艺人，如“声振林木，响遏行云”的男高音歌唱家秦青；“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女抒情歌唱家韩娥，都是一时无二的人物。职业艺人最体面的出路是供职于朝廷，领一份俸禄；其次是受雇于豪门，拿一份赏钱；多数是自由艺人，卖艺于民间。王室贵戚豢养的艺人不一定最优秀，真正的艺术家崇尚自由，喜欢过任其性情的生活。秦青、韩娥都是民间艺人，生活在普通群众中，自由地创作，自由地演唱。
但自由是“奢侈品”，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去获取。民间艺人广受欢迎，形象却不太体面，社会地位堪比乞丐、妓女，一般是家道败落的人家，无可奈何了，才肯让子弟学唱卖艺。刘家有田地、房产、余粮，尽可过着体面的生活，刘邦竟然“自甘堕落”想从艺，称得上一个相当叛逆的选择了。
以刘邦的平民身份，不太可能成为名流贵族，他也没做这个梦——屈大夫都混到跳汨罗江了，可见贵族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妙。受雇于王室贵戚，不符合他的天性——想做官的话，学艺还不如读书靠谱。他臆想中的艺人生活是：穿州过府，游历四方，观风览景，交朋结友，这种闲适自在的生活正对他的胃口。
他从书上得知，世界很大，而他的天地很小，活到十几岁，最远去沛县走过几回亲戚，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窝在那间小小的教室里，听老师讲些旧得发霉的知识。他感觉自己像一只坐在水井里的青蛙，心里萌发一跃而出的冲动。继续坐教室，他实在坐不下去了；至于务农，好比青蛙潜入井底，离天更远了！思来想去，最好做个游走四方的民间艺人，一可圆了明星梦，二可打开眼界见世面，三可发展兴趣，做最快乐的事。
追求“自由生活”
刘邦上学时有不少拥趸，卢绾是最贴心的一个。卢绾各方面都比刘邦弱一点，所以甘当小弟，每天形影不离，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刘邦即将作出重大决定，先不告诉父母，第一个告诉卢绾。
卢绾大吃一惊，劝道：你是良家子，去做那不体面的事，别人会怎么看你呢？
刘邦振振有词地说：朝廷举办祭典，难道不要歌舞吗？里社举办祭事，难道不要歌舞吗？怎么就不体面了？哼！老子做事，只要自己心中有数，才不管别人怎么看我！
他暂时还不懂得：同一件事，换了对象、场合、形式，性质就不一样了。
卢绾正好也不懂这个道理，听他讲得条条是道，心里马上活泛起来，决定跟他一起去追求自由生活，做个时代“愤青”，跟传统观念唱对台戏。
但自由生活是需要成本的，两个小伙都在“啃老”中，没钱怎么追求自由生活？无奈，只好伸手向父母讨要。
对刘邦的“荒唐”想法，刘太公直摇头：不读书也就算了，老实务农攒家业才是正经。至于唱歌跳舞，闲余时间玩一下未尝不可，怎么能天天泡在里面？再说跟那些卖艺耍杂的人混圈子，能学出什么好样来？
刘邦满脑子“新思想”，哪听得进父亲的“陈词滥调”，父子俩的“代沟”已经有一公里宽了，双方各执己见，谁都说服不了谁。刘太公气得吹胡子瞪眼，把一向的好脾气丢在一边，若非刘太太护着，刘邦头上准会被凿出几个包来。
眼看父子俩越闹越僵，刘太太暗暗着急。她是个聪明女人，一方面，她希望儿子沉下心来做点正事；一方面，她也了解儿子的性情：从小就没拿他当乖孩子养，现在忽然让他一切听你的安排，怎么可能？他想干的事不让干，一天到晚惦记着，只怕会惦记出毛病来，不如让他尝试一下，看看情况再说。
刘太太先劝了一下儿子，见劝不动，转而又劝丈夫：他还是个孩子嘛！做事跟过家家似的，当不得真。反正家里的田地不指着他来种，他不爱读书你也吹不进去，让他玩去吧！等他玩够了，成年娶了亲，肩上有压力，不怕他不归正。再说男孩子去外面历练一下，长点见识，不见得是坏事。
刘太公一想，大概只能这么办，于是给了刘邦一些钱，又派了个家人，在路上照顾刘邦。
卢太公是个没主见的人，刚开始不肯放卢绾出去“瞎胡闹”，白糟蹋钱不说，万一不幸遇上什么意外，家里连情况都不知道，那怎么得了！后来听说刘太公准许刘邦出去闯一闯，又觉得这没准是件好事，于是也给了卢绾一点钱。
刘邦、卢绾喜气洋洋地出了门，走了一天，来到沛县，在一个旅店住下来。
旅舍是个信息集散中心，南来北往的旅客中，有奔走谋职的文士、武士，有负笈求学的学子，有经商谋利的商人，有游山玩水的游客，带来了各行各业的消息。刘邦很喜欢听他们讲各地的趣闻掌故，不过他也没忘了出行的目的，逢人就打听：哪儿有教习歌舞的高师？
有人告诉他：歌舞高师往往寄身于名都大邑，像沛县这种小地方是没有的。
刘邦想到了大梁，那是他的“老家”，也是他打小就心神向往的地方，那儿一定有歌舞名师。可惜他带的钱太少，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于是，他当即决定：回家要钱！
这回刘太公说什么也不答应了，眼看秋收在即，刘邦自己不干活倒也罢了，还要搭上一个劳力给他，太不花算了！
刘邦表示，自己一个人去就可以了，不需要人陪同。
刘太公更不同意了：大梁离丰邑六七百里，途中有几个险僻去处，盗匪出没，刘邦全无远行经验，哪敢让他一个人去这么远的地方？
刘邦软磨硬缠，都无法说服父亲，干脆不说了，晚上趁父亲不注意，偷了一些钱，留下一张字条，连卢绾都没告诉，一个人就跑了。
第二天，刘太公发现字条，气得大骂“逆子”，却无可奈何。
刘邦到底没有出行经验，上了路才知道远行的艰难。他对沿途的情况全然陌生，常常错过宿头，不得不饿着肚子，露宿在荒郊野外。偶尔吃顿饱饭、睡个好觉，这些在家里寻常不过的事，倒成了难得的享受。
他还羞愧地发现，原来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强，当他和衣躺在寂无一人的野地里，听着虫鸣鸟叫声，竟然恐惧得发抖，有时还会吓得号啕大哭。不过，到了第二天早上，当太阳升起来，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被想象中的鬼怪抓走，没有被强盗逮走，也没有被野兽叼走，他又会高兴起来，拍拍衣服上的尘土，继续上路。
当他好不容易挣扎到大梁，已是黧面鹄形，浑身脏乱差，内心却畅快无比。因为他惊喜地发现，原来自己的耐受力远超想象，再大的苦都吃得起，再大的困难都熬得过。这种体验对他非常重要！日后创业时，虽历尽艰险而意志不倒，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早年的这种体验。
更让他高兴的是，在大梁，他果真找到了名师，学习了几个月，艺业大进。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多次走出丰邑，在外面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走得越来越远。渐渐的，他喜欢上了游学生活，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和卢绾结伴，四处闲游，拜访各地的词家、乐师、舞师。为了获得实践经验，他还经常跟民间艺班泡在一起，有时跑跑龙套，有时代作词曲，技艺越来越接近专业水准了！
信陵君的膜拜者
有梦想，无目标；常立志，无常志，是少年人的通病。刘邦也有这毛病。他做了两年明星梦，兴趣忽然变了，又做起了英雄梦。
他心里有三个偶像人物：
做人的偶像：曾祖父刘清。
做文的偶像：辞赋家宋玉。
做事业的偶像，信陵君无忌。
在文学界，屈原的名气和成就都高于宋玉，但刘邦对屈原不感兴趣，独追宋玉。原因之一，少年人意气风发，很难体会屈子日暮西山的心境，对其结局更无心追随——做人最好像宋玉那样，享尽荣华，风流到老。原因之二，宋玉是闻名天下的美男子，刘邦拿镜子照照自己，越看越可爱，猜想宋玉也不过如此。况且宋玉年已六旬，在颜值排行榜上，早该让位给年轻人了。接班人是谁？刘邦不敢妄自菲薄，感觉还是自己比较合适一点。宋玉不仅是文学大家，也精通音乐歌舞，刘邦文风的简约颇似宋玉，对音乐歌舞的喜爱也受了宋玉的影响。
刘邦追星追到十七岁，不知哪根神经受了刺激，忽然觉得，身为男子汉，该做点男子汉的事业。唱歌跳舞，是男子汉的事业吗？是或不是，总不如像无忌那样，痛痛快快打几仗，轰轰烈烈干几件大事，一辈子才活得够劲够爽！
无忌是魏安釐王（前276—243年在位）的弟弟，“战国四公子”之一，以好养士著称。他礼贤下士，仁而爱人，富贵贫贱，无所不交，家中蓄有门客三千，其中不乏饱学高才之士，也有不少鸡鸣狗盗之徒。无忌指挥过两场轰动天下的战役，击败强大的秦军，一时间，他成了天下少年共同的偶像：
第一场战役发生魏安釐王二十年（前257）——那时刘邦还安睡在母腹中，快要到人世来凑热闹了！秦军大兵压境，围攻赵都邯郸，赵国被迫向魏、楚等盟国求援。魏王害怕引火烧身，不敢出兵救赵。无忌私盗兵符，指使门客朱亥，击杀魏将晋鄙，夺得兵权，亲率魏军，跟赵、楚军联手，一举击溃秦军，使邯郸转危为安。
无忌虽有战胜之功，却犯下假传诏命、杀将夺权等大罪。况且晋鄙是一员战功赫赫、威震天下的名将，曾在林下之役大败秦军，魏王对他寄予厚望，将魏国的安危托付给他。无忌为一战之功，使魏国痛失良将，秋后算账的时候，功劳簿上到底是红字还是黑字，到底该发奖金还是该砍脑壳，他有点拿不准，于是不敢去见魏王，交还军权后，带着一班亲信门徒，逃到赵国避难，一住十年。
第二场战役发生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这一年，刘邦九岁，是个小学生。秦军攻魏，魏军连战皆败，丧失多座城池。魏王百般无奈，只好将无忌请回来，拜为上将军。无忌朋友多、人脉广，发了一通英雄帖，楚、赵、韩、燕纷纷出兵助战。五国联军同仇敌忾，杀得秦军大败亏输。从此，无忌成了天下景仰的超级英雄，各国纷纷派人前来向他学习兵法。魏王也不敢小气，拜无忌为上相，赏城五座。无忌名利双收，声望如日中天。秦国为了拔掉这根扎在脚心的大刺，巧施离间计，挑拨魏王和无忌的关系。从此无忌再无施展机会，沉溺于酒色中，没几年就郁郁而终。
在刘邦心目中，魏国是他的“老家”，老家有这么一号人物，他也脸上有光。一次，他搭上一个艺班，去大梁卖艺，闲时东游西逛，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信陵君去世才几年，大梁人对他的事迹记忆犹新，例如他跟贱友侯嬴、朱亥、毛公、薛公的交往，他跟魏王的妥协与斗争，他好酒及色的晚年生活，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刘邦感兴趣的话题。从谈客们口中，他听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新内容——
信陵君窃符救赵，一半是为了公义，一半是为了私情，因为他的姐姐是平原君的妻子，姐夫开口求助，怎好不帮忙？
魏王猜忌信陵君，一半是因为中了离间计，一半是因为信陵君善用间谍，在朝廷内外安插了不少卧底，使魏王深感不安；
秦国的离间计，执行人是晋鄙生前的门客，他们为了给晋鄙报仇，甘当“魏奸”，向魏王进献谗言，使无忌被彻底冷落；
……
通过大家的讲述，刘邦听完了整版“信陵君传”，信陵君的形象在他心里也渐渐清晰、生动起来。以前的信陵君是个半神人物，高山仰止，云龙在天，只可崇拜，不可仰视，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可敬的大人物，一个学习的楷模。
刘邦带着万分崇敬的心情，拜谒了信陵君墓。站在高大奢华的陵墓前，他心里涌动着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跟墓中人心意相通、灵魂相接，彼此的思想，如江河之水，前流续后流，同出一源，终归其一。他和墓中人一样，都是身负使命、卓尔不凡之人，什么使命呢？他不知道。反正不是站在戏台上给大家唱歌逗乐子。那只是一份好玩的工作而已！像信陵君一样，做大丈夫，当大英雄，干大事业，才是他奋斗终生的目标。
为了游戏娱乐，抛开人生使命，消磨宝贵时光，值吗？
他的回答是：不值！
于是，他当即决定：转行！
第一次“创业”
刘邦挥手告别艺班的朋友们，回到丰邑，迈出了“乌托邦”计划的第一步：养士。
人才是信陵君成就功业的最大资本，三千门客，就是三千文武官员，一旦充分铺开，文可立国，武可成军。问题是，信陵君基本是个在野党，他的管辖范围主要是自己的食邑，几千人往哪儿摆？人才用好了是生产力，用不好就是“烧钱”。养士的钱从哪儿来？“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能从治下的草民身上搜刮。可想而知，信陵君对食邑百姓的剥削极其苛重。一面榨取百姓的血汗，播下怨恨的种子；一面供养过剩的人才，将人才惯出不劳而获的毛病，值吗？民心散了，人才再多，有什么用呢？
刘邦暂时还不明白这么深奥的道理，但他知道，当“独行侠”难成大事——搭个戏台子都得大家一起动手，凭自己一人能做什么？人多力量大，壮大自己先要把人拢在身边。
他招揽了一班同乡少年，都是些小事不愿干、大事干不了的梦想家，卢绾自然也在其中。他们每天聚在一起，或打熬气力、习练武功；或讨论天下大事，臧否古今人物；或拜访各地的同道，切磋功夫、交流心得。
当时丰沛两县热衷养士的富家子弟不少，跟刘邦来往较多的是王陵和雍齿。王陵是沛县的豪强，雍齿是丰邑的阔少，二人也是信陵君的“铁杆粉丝”，手下养了不少闲人。
雍齿跟刘邦年龄相仿，各有长技，你想胜我一着，我想压你一头，嘴巴讲不过来了就动拳头，打架是家常便饭。刘邦的拳头硬，雍齿的背景硬，所以刘邦总是先胜后败，打完了，得意劲儿还没过去，公差就上门捉人来了。刘太公夫妇心里再恼火，也不希望这个“逆子”吃官司，只好一面让刘邦去亲戚家躲几天，一面搬出好酒好饭，求情说好话。公差并不是真心想捉人，小孩打架，屁大点事，应个景得了，顺便诈些酒饭。等酒足饭饱，丢下几句场面话，差事就算办完了。
过了几天，等风声过去，刘邦又跑回来，主动跟雍齿讲和，事情就算过去了。可过不多久，一言不合又打起来，打完了，还得出去躲官差。这样的把戏，一回回上演，刘太公不胜其烦，气得想跟刘邦断绝父子关系，幸被刘太太劝住。
王陵离得远，跟刘邦、雍齿只有交情，不存在竞争关系，相处就融洽多了。王陵年长几岁，刘邦、雍齿都尊他为“大哥”（兄事之），双方彼此亲近，做了一辈子朋友。
信陵君养士，有食邑的收入，有朝廷的俸禄，刘邦是“啃老族”，哪有闲钱养士？何况他养的根本算不上“士”——有本事，有节操，重然诺，轻生死，才配称“士”，他养的那班人，顶多算狐朋狗友。
刘太公本着忠厚做人、热情待客的宗旨，起初对这班闲人还算客气，好饭好菜招待，以为他们不过是小孩过家家，玩一阵子就散了。谁知刘邦玩上瘾了，每天呼朋唤友，结伙成群，尽做些不靠谱的事，还经常打架惹麻烦，于是，刘太公不再客气，连同刘邦一起，将这班“小流氓”全轰出了家门。
失去家里的资助，刘邦有点玩不转了。他不甘心就此散伙，想再坚持一下。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呢？只好厚着脸皮，走东家，串西家，去亲戚家蹭饭。他口才伶俐，很能将自己的所谓“事业”描述得远景光明、前途无量，叫人忍不住高看他一眼、客客气气招待一番。但时间长了，他口才再好，也不灵光了。谁愿意天天白养活这么一群“活宝”？他们本领不大、饭量不小，一顿吃掉人家半月口粮，真受不了他们！
刘邦将远近亲戚家都蹭遍了，有点周转不开、难以为继的感觉，门客们也看出他前途不妙，多数选择了主动离开。
一天中午，刘邦带着最后几个门客，又去大嫂家蹭饭。两年前，大哥刘伯被楚王征召为兵，不幸战死沙场，大嫂没有改嫁，独自操持家业，抚养独子刘信。
大嫂早就看不惯这个小叔子：成天东游西荡，没个长辈样。他自己不学好不打紧，别把小辈们带坏了！
以前她碍于情面，多次招待刘邦那帮闲人，来的次数多了，不胜其烦。现在见他们又来了，心里一百个不乐意，故意将锅敲得当当响，意思是说：饭吃完了，正洗锅呢！
门客们一听，估计这顿饭没指望了，都识趣地告辞。
刘邦一脸愧色，还要强撑：急什么？吃了饭再走！
门客们连连摇手：不了！饱着呢。昨晚吃撑了，不饿！
刘邦送走门客，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大嫂家的饭辰他知道，他是掐着点来的，怎么会来晚了呢？
他走进厨房，揭开锅盖一看，只见锅里煮着香喷喷的肉汤——当时寻常人家，非节庆祭时，难得一肉，大嫂家平日里能吃上肉，生活水平不低，这也是刘邦经常带着门客跑来“吃大户”的原因。
刘邦见了肉汤，这才明白，不是饭吃完了，是大嫂没有待客的热情了！
他心里很窝火。同时意识到，自己还不具备养士的条件，手里无钱无粮，饭碗寄在别人手上，不是长久之计，看来信陵君的事业只好先放一放。
第一次“创业”失败，刘邦郁闷了十几天，从此对大嫂耿耿于怀。其实，他的“信陵君梦”全无经济基础，迟早做不下去，大嫂只是最后一个将他从梦中摇醒的人。
刘邦称帝后，分封宗亲，故意不封大侄子刘信。大嫂不知缘由，托刘太公来打听。刘邦振振有词地说：“因为他的母亲不会做人（为其母不长者耳）！”
刘太公说：你大嫂年轻守寡，不诉苦，不求人，独自把儿子拉扯成人，也算难得了！
刘邦闻言心动，遂封刘信为羹颉侯，领舒、龙舒二县（均在安徽舒城境内）。
刘信少年早熟，是个能办实事的人，他主持兴建的七门堰水利工程，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百姓纪念他的功劳，尊他为“舒王”。
混在演艺圈
刘邦的“信陵君梦”破灭，消停了几个月。因羞于见人，尤其怕被雍齿耻笑，每天除了下地干活，其余时间都呆在家里，闭门读书。他的阅读范围很广，尤其喜读《诗经》和楚辞家的作品。对《易经》、《老子》也有兴趣，只是读来读去，似懂非懂，只好暂且放下。他还创作了不少词曲，闲时击筑伴奏，自弹自唱，自得其乐。
一天，一个艺班朋友来找刘邦，请他去大梁搭班卖艺，主要负责作词、作曲、编舞。
艺人们从小跟师傅习艺，疏于文化学习，演唱水平较高，创作水平一般；刘邦正好相反，创作水平高于演唱水平，双方正好可以长短互补。
刘邦爱出风头，对抓眼球的活计最有兴趣，人家为了吸引他加盟，自然会给他登台亮相的机会。他的天赋条件不错，音色好，相貌俊，举止潇洒，台风漂亮，唱唱流行歌，跳跳流行舞，还不至于给艺班丢脸。他还有一项绝活：即兴创作，现场表演。凭这项绝活，每回演出，都能煸起少男少女们一片尖叫声。
刘太公担心刘邦旧病复发，劝他说：唱歌跳舞，终究是个野路子，你不如学学你二哥，安心生产，攒一份家业，将来娶妻生子，都无负担，做人岂不舒心自在？
刘太公不劝还好，这一劝，等于赶刘邦出门。在刘邦心里，过二哥那样的日子，跟没过日子一样，他就算在外面碰得头破血流，也不会步二哥的后尘。因此，父亲话音刚落，他就背起行囊，走出了家门。
以前他跟艺班混，以玩为主，现在心态变了，主要想赚钱。“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他已经尝到了没钱的滋味。
来到大梁，他再次凭吊信陵君墓，站在墓前，沉思良久。有一个问题他想不通，真想将信陵君喊起来问一问：你用你的法子建功立业享大名，我用你的法子，怎么就不灵了呢？
刘邦一生，跟大梁的缘分不浅，每次来大梁，都要凭吊信陵君墓（每过大梁，常祠公子），每次凭吊，都有不同的心境、感受。他去世那年，为信陵君安排了五家守墓人，下令四时祭祀，不得断绝，算是为这场几十年的阴阳神交，划上了一个句号。
刘邦随艺班辗转各地，足迹遍及中原各郡县。他此时还不知道，行万里路，对他多么重要！熟悉各地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为他日后征战中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刘邦在外面晃荡年余，感觉钱赚得差不多了，这才回到丰邑。
卖艺虽然被认为是一份不体面的工作，收入还可以。兜里有钱，感觉就是不一样！刘邦将一班狐朋狗友重新召回来，每日喝酒吃肉，海侃神聊，其乐陶陶。对需要帮助的人，不论交情深浅，总是慷慨解囊，从不吝啬。等钱花光了，他也消停了，仍然呆在家里，过耕读生活。
耕读只是一个过渡，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交游广泛，在家时呆不了多久，总会被人找了去。闲人们来找他，指望他养活；艺人们来找他，给他赚钱机会。相对来说，赚钱比掏钱还是要有趣一点，他很自然地转到了演艺的路子上。
几年后，他的技艺日臻成熟，会写歌、会唱歌；会作曲、会演奏；会编舞、会跳舞，已经是一个多才多艺、小有名气的文艺青年了！
爱的烦恼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刘邦二十岁了，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按当时的一般规定，成家后可“受田”一百亩。有了一百亩土地，当了家长，就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安排生活，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馨。同时也要承担起家庭和社会责任：努力耕作，奉养父母，抚养妻儿，向政府缴粮纳税，服兵役、徭役。
刘邦的成人礼刚过，就有媒人上门提亲。大家觉得，刘邦这个小伙子虽说有点不务正业，人品倒不坏，长相还可以，田里的功夫弱一点，凭他那聪明劲儿，只要收了心，不难学成行家里手。唱歌、跳舞什么的用处不大，倒也没坏处，艺多不压身嘛！最主要的，刘家是个好人家，闺女嫁进来不吃亏。
刘太公夫妇巴不得早点给刘邦办了婚事，给这匹野马安上辔头。在他们看来，门当户对的姑娘不少，拣身体健康、相貌过得去的，随便挑一个就可以。
刘邦直摇头：相貌过得去可不行，他是个爱美的人。相貌漂亮也不行，他还没做好成家立业的心理准备呢！一百亩田，对别人来说是资产，对他来说是负担——偌大一片土地，耕田播种浇水施肥间苗除虫收割，一大堆工作，吓都把人吓死了。与其起早贪黑累成狗，还不如做个“单身贵族”呢！
他放出话来：娶亲的事，二十五岁之前不考虑，二十五岁之后再慢慢考虑。
刘太公大发脾气，刘太太暗暗着急，但气也好，急也好，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别的事尚可代劳，结婚的事，他自己不上心，别人能怎么办？
刘邦不结婚，身边却不乏女人。“戏子”之所以历朝历代都受歧视，跟他们不检点的生活方式不无关系，加之楚国东部地区的风气比较开放，以“淫靡”著称，刘邦受地方风气和圈子文化的双重熏染，洁身自好的观念非常淡薄。自古酒色不分家，他对酒的贪恋更甚于好色。刘邦学信陵君，别的方面没什么成就，唯独学到了一个“好酒及色”，真应了那句话，学坏容易学好难。
幸亏刘家家风淳厚，德基不浅，刘邦虽有不良嗜好，并没有走到自甘堕落的道路上。整体上，他还算个好人，“仁而爱人”，喜欢他的人也要多于鄙视他的人。
那时粮食金贵，酒是奢侈品，喝酒比较费钱。刘邦赚的钱，一部分扔进了酒杯，一部分扔给了朋友，一部分扔在女人身上，一部分做了慈善，一年年过下来，一个子儿都攒不下，成了一个老牌穷光蛋。穷归穷，他的日子过得还挺滋润，只要杯中有酒，身边有朋友和女人，有钱无钱，他是不在乎的。
当刘邦遇到曹小姐，才真正认识到钱的价值。曹小姐是一位偶像派歌手，美艳动人，年龄比刘邦大几岁，久历风尘。刘邦为她写过不少新歌，二人彼此倾心，坠入爱河。然后，曹小姐怀孕了，生下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刘肥。
面对美女肥仔，刘邦终于想结婚了。但曹小姐拒绝了他的求婚。理由很简单：钱是女人的安全感，而他是一个最没安全感的男人，可以托付终身吗？
二人相处数年，曹小姐退出歌坛，嫁给齐地一个富商。肥仔也带走了，她怕刘邦养不活。
若干年后，刘邦遇到一个礼仪难题：他立刘肥为齐王，依礼当立刘肥的母亲为王太后；但曹女士已嫁为人妻，立别人的妻子为王太后，于礼不合。这道难题不好解决，只好永久搁置。后来，刘肥拜妹妹鲁元公主为王太后，这就有点搞笑的意思了！他或许是在为自己的母亲鸣不平——别人都有妈，难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好赖得给自己找个太后，不然怎么证明我是一个孝子！
孩子的妈妈成了别人的老婆，是刘邦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打击。他的高傲，他的自信，他的优越感，他的好心情，一齐受伤。但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那个女人做了她认为正确的选择，他能抱怨谁呢？
不久后，他再遭重创：母亲去世了！
他又是痛苦，又是懊悔，懊悔更多于痛苦：早知母亲寿年不永，他真该留在家里，多陪陪母亲。而他活到二十多岁，除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可曾考虑家人的感受？除了给母亲增添烦恼担忧，还给过母亲什么呢？他意识到，该好好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了！
若干年后，刘邦确立了“以孝治国”的原则，也许，他从自身的经历和体验中，产生了一个认识：做好一个儿子，比什么都重要！
刘太太去世后，刘太公续娶李氏为妻。李氏只比刘邦大两岁，比大嫂、二嫂还小些。面对一个这么年轻的继母，刘邦难免有点心理不适。但他没有表示异议。只要父亲高兴就好，他不会再鼓着眼睛跟父亲唱反调了！
生活教人学会成熟
刘邦决定退出演艺圈。
母亲去世，依礼当远离娱乐，缟素三年。在家守孝期间，他一改过去的风格，不玩乐，不闲游，不交朋结友，不动丝弦管乐，除了耕田种地，就是闭门读书。
守满三年孝，他决定换一种活法，不再涉足演艺圈。原因之一，心态变了。他最爱和最爱他的两个女人相继离去，他失去了歌之舞之的激情；原因之二，环境变了。他走南闯北，消息灵通，已经预感到，秦灭六国只是时间问题。秦法严禁文娱活动，歌舞、说唱、杂耍都被定义为蛊惑人心的毒草，从事此业的艺人，一经举报，将受极刑。他对歌舞的热爱还没到甘愿为之献身的程度，转行越早，离鬼头刀越远。
父亲见他终于“长大”了，很欣慰；邻人乡亲见他终于“浪子回头”，都竖起拇指夸赞。于是，又有媒人上门提亲来了。刘太公担心他故态复萌，想给他订一门亲，拴住他的脚。不料，他对婚姻大事，还是以前那副德性，别人着急，他自己不急。刚脱下孝服，就以求学为名，再次离开丰邑。
他这回出门，主要是为家庭和个人前途寻找出路。秦始皇已启动扫平六国的程序，天下正在发生剧变，家庭前途，个人命运，都吉凶难测。敢问路在何方？他不知道，那就得找找看。因为他不喜欢等待变化。他喜欢走在变化前面。
他这回寻访的对象主要是官场人士，因为官场人士消息灵通，与之交往，比较容易弄清正在发生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
以前他自负清高，不爱交结官场人士，他的交际圈子里最大的干部是沛县主吏掾（县办主任兼人事局长）萧何。萧何比刘邦小一岁，也是中阳里人，两家住斜对门。对刘邦来说，萧何就是那个“邻家的孩子”，走的是一条天下父母最希望孩子走的路——在校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在职场办事干练，人人钦敬。念完“大学”，他考上公务员，凭一枝笔（以文无害），没几年就被提拔到主吏掾的位置上。在中阳里的父老眼里，他是个最有出息的后生。
刘邦与萧何性格迥异，一个洒脱，一个沉稳，追求爱好也大异其趣，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善于忽略别人的短处而看到优点。这也是二人彼此欣赏的原因。
萧何的位置太低，对天下大势看不分明。刘邦决定提高交往层次。他拜访的第一个大人物是外黄（河南民权境内）县令张耳。
张耳是大梁名士，年轻时是信陵君三千门客中的一员，亲身参与过信陵君指挥的两大战役。信陵君死后，张耳为了躲避仇家的迫害，隐姓埋名，客居于外黄。
外黄首富朱某，家里养了个国色天香的女儿，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一个富家公子。朱小姐对夫婿不太满意，觉得这个男子太平庸了，不值得自己终生相伴，于是从夫家跑出来，投奔父亲的一位门客，请他替自己物色一个好夫婿。
门客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排名前十位的外黄男子，没有一个配得上朱小姐。只有外乡人张耳，跟朱小姐才貌相当、性情相似，都是心比天高、胆比碗大、不肯过平凡日子的人物。
门客将张耳的情况介绍了一下，朱小姐十分中意，当即请门客出面，跟夫家办了离婚手续；顺便替她给娘家通个气：准备接受新女婿。
朱小姐的父母见了张耳，感觉新女婿确实比先前那个要强不少，心里很高兴，于是重新替女儿操办了婚礼，还赠送了大量嫁妆。张耳得到妻家资助，广交四方名士，蓄养了不少门客，进而当上了外黄县令。
在张耳的门客中，有个叫陈余的年轻人，也是大梁人，曾游学于赵国，娶富家女公乘氏为妻。张耳喜好道术，陈余精通儒术，二人术业不同，却趣味相投，情同父子，相约为“刎颈交”。
外黄是睢水河畔一座中等城市，东距大梁二百余里。刘邦听说张耳是信陵君的门客，顿生仰慕之心。他来到张府，上门求见，果见张耳气度从容，有大家风范，不禁肃然起敬。张耳见刘邦气象豪迈、举止不凡，也颇为欣赏。
刘邦以门客身份，在张府一住数月（客数月），有时帮办些公私事务，有时跟众门客坐而论道，畅谈天下大事。张耳门下有不少高士，才学胆识过于常人，倾听他们的高端思想，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刘邦受益匪浅。
以前他跟艺人们混圈子，走的是通俗、庸俗、低俗的路子，拒绝深沉，反对高尚，在台上唱流行歌，跳流行舞，变着法子刺激观众的感官，炫动观众的情绪；在台下散布花絮，制造绯闻，继续挑逗粉丝们最原始的人性。现在跟高士相处，开口圣人之言，闭口军国大事，风格大相径庭。刘邦谈不上偏爱哪种风格，两种风格他都喜欢，也很擅长。
跟张耳等人交往，刘邦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用政治眼光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同时也认识到了政治的局限性——当时秦军不断蚕食魏国，兵锋已迫近大梁。张耳身为地方大员，守土有责，经常召集门人弟子研讨抗秦方略。大家谈来议去，新奇的想法不少，都不过是纸上谈兵，没有一项能够落实，根源在于魏国军力弱小、民心涣散。没有一支会打胜仗的军队，凭什么抵御敌国？没有民众的支持，哪有资格侈谈政治？
若干年后，刘邦角逐天下时，三分政治七分军事，他将行政事务和行政权力放在次要地位，敢于放手用人，授予全权；对军队建设、军事指挥、群众动员三大核心业务，他总是亲临现场、亲力亲为，将决定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他也由此抓住了胜负的关键。古代刀把子上出政权，现代枪杆子上出政权，家伙什不一样，游戏规则是一样的——狐狸再狡猾，见了狮子那口好牙，还是得恭恭敬敬叫“大王”。
刘邦出于对军事的兴趣，拜访过不少退役军官，详细询问每一场战斗的细节和胜负的要点；还经常潜往战地，实地观摩秦、魏两军交战的情况。
秦军的强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严整的阵形、雄壮的军容、剽悍的战法、凌厉的杀气，一次次撞击着他的心房。每每交战未久，魏军便土崩瓦解，士卒四散而逃，然后，秦军像猛虎扑羊一样，追杀着魏军逃兵，割下他们的脑袋，挂在腰带上当战利品。那恐怖血腥的场面，让他震撼，让他震骇，同时也让他热血贲张，“信陵君梦”在他心里复活了！他终于意识到，征战沙场，刀头喋血，指挥三军，横扫强敌，正是他最渴望的生活方式。
但是，秦军锐不可当的战斗力，又让他心灰气丧。他不想进行毫无希望的战斗，让自己的脑袋白白地挂到秦兵的腰带上。死要死得有价值，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从此，他以秦军为假想敌，时常研究克敌制胜之方。几年过去，他的研究还没有眉目，秦军已攻克大梁，魏国灭亡（前225）。从此，大梁更名为开封。
外黄也很快沦陷了。张耳、陈余作为两个著名的“反秦斗士”，被秦始皇重金通缉，张耳的赏格是一千金，陈余的赏格是五百金。二人不希望自己的脑袋变成别人的赏金，逃到陈县（河南淮阳），隐姓埋名，在一个社区当门卫（监门），一干十余年。
刘邦虽然跟张耳来往较多（数从张耳游），但并不是“抗秦协会”的核心成员，顶多参加过几场讨论会、喊过几句口号，介入不深，因此没有受到张陈案的牵连。秦始皇一辈子都没听说过刘邦这号小人物，这对刘邦来说反倒是好事：平常时节，“出名要趁早”；到了要命的时候，“人怕出名猪怕壮”。
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楚国灭亡，丰邑从此归入秦朝的版图。
两年后，随着齐国的不战而降，秦始皇终于一统天下，实现了自秦孝公以来七代国君的百年大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由此诞生。
一个新时代来临了！
不管刘邦乐不乐意，他都必须调整心情，迎接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