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中学同学移居美国多年，我怀念她，也怀念中学时代，为此写过一首小诗，其中就有“小城旧梦”四个字。“小城旧梦”指的是我中学时代的旧事。
从1944年下半年我上中学到1950年上大学，是我此生在家最长的时间。除大学时期几年寒暑假外，来北京工作后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中学时代是人生成长中的特别时期。我有无数难以忘怀的记忆，有青少年的好友，也有青春时期的躁动，以及许多复杂的情感纠结。小城虽小，可对在此度过青少年时期的我，却是梦中永远的记忆。
我读中学时，镇上有四个中学。一个是省立第十中学，即鄱阳中学。校址在鄱阳的高门，离镇中心不远。据说，鄱阳中学历史悠久，它的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饶州府中学堂。另外三个是私立的，学校的创办人都是当地有名的乡绅。一个是芝阳师范，创办人姓姜，是国民党的要员，民国时期的立法委员；一个是士行中学，据说创办人姓周，也是望族，忘了是国民政府财政部要员还是江西裕民银行的行长，校址在东湖荐福寺，以晋太尉陶士行的名字为校名；再一个是正风中学，创办人姓胡，三兄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老大是什么职位不清楚，二哥是国民党中将，曾任国民党骑兵学校教育长，老三是直接主持学校的校长，是国大代表，不清楚还有什么别的头衔。一个人办一所学校，既是造福桑梓，也是培植自己的势力。
我开始读的学校是芝阳师范。名为师范，其实并非专门培养老师，就是普通中学。1944年，我刚上初中，小学时的顽劣未改，仍然是调皮捣蛋，不正正规规地学习。学期结束接到的成绩单，可想而知：留级，也就是蹲班。我在这里，学习上没有任何收获，但结识了一个交往终生的朋友，至今快七十年了，仍然是好朋友。他聪敏、会读书、文理科都强，可就是和我这个学习差劲的同学关系特好，这也许就是投缘。
我们中学隔壁就是孔庙，有个魁星楼，这种安排挺有意思。一个是读书人的老祖宗，大成至圣先师，另一个是专管科举录取的星宿，只要魁星用笔一点就能考取功名。看起来古人也懂，光书读得好，只拜孔子不够，还要拜魁星，否则功名无望。我在芝阳师范读书时，孔庙还有点气派，塑像完整，殿宇也很大，有点昔日光辉的痕迹。魁星楼则不行，已经年久失修，残破不堪。大概是因为早已废科举，用不着巴结魁星，他只得“下岗”，楼阁荒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魁星楼有二层，楼梯没有了，要到二层必须攀登。这是个危险的活，掉下来，不呜呼哀哉也得残废。可当时正是懵懵懂懂的年龄，对什么是危险毫无概念，只知好玩，经常攀爬。魁星楼很高，二层更高，下面就是住户。我们就从楼上往人家屋顶上抛石头砸瓦砾，惹得住家户高声叫骂。真是调皮。
在芝阳师范半年，有三个收获：一位结交终生的朋友，一张留级的成绩单，再一个就是攀楼的记忆。
留级无所谓，那时学制没有现在这样严格。这里不行，转个学，继续上学。第二学期我转入了一个新办的中学——正风中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留级是件好事，算个黄牌警告。在正风中学四年半，开始知道守点规矩。学习成绩也还可以，最烦数学，爱好文学，有点文艺青年的样子，只是土壤不行，没有发芽，更没有成长。
正风中学校长胡溥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他在外面工作多年，为什么会在1944年回家乡办学？是不是因为姜、周两家各有一所中学，自己也应该在家乡树立人望，联络乡情，培养地方势力？不太清楚。至少我知道1948年国民党选国大代表，全校师生上阵投票助选是有的。记得全校学生还到胡家吃过面条。在我们家乡，请吃面是一种礼遇。
正风中学没有校舍，租用鄱阳唯一的一家天主教堂的空地盖了简陋教室。没有宿舍，学生住在“积善堂”里。“积善堂”是新中国成立前停放棺木的地方。外省、外县在鄱阳经商或谋事的人，终老鄱阳，因为交通或其他原因，家里无力扶柩还乡安葬的，都会把棺材停放在“积善堂”。有的可能已停放多年。学生宿舍就在停棺房旁边，中间隔堵墙。寄宿生可以说是与亡人相伴，好像当时也没有害怕。大概学生人多势众，根本没有把这些当回事。我也短期住过一段，图新鲜，后来还是住在家里。校舍不好，可教员却是第一流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一些大学教员逃难到鄱阳落脚，只有到中学当教员一途。当时我的化学教员、英语教员、物理教员，都是外地来的。只有语文和数学教员是“土产”，但都是高水平。数学老师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我对数学不感兴趣，但这位教员的教学水准有口皆碑。我记得一本《范氏代数》的课本，除标点符号外，大概他都烂熟于胸，上课根本用不着书本，只是我实在不争气，辜负了老师的教导。新中国成立后，数学老师就调到南昌一所大学数学系教书去了。如果没有点名气，不可能由一个县城直调省会大学教书。1949年5月1日鄱阳解放，正风中学停办，合并到鄱阳中学。我在正风中学一直读到高二下学期，共四年半。在鄱阳中学，从1949年9月到1950年毕业考大学只读了一年，完成高三学业。鄱阳一共四所中学，我读了三所。时间最长的是正风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