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并不必然与抽象人性论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内考察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考察人性问题。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以人性的异化和复归为理论支架来论证人道主义问题，即人的本质的实现和异化的消除问题。在马克思自己的《手稿》中，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问题、异化问题都是与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相联系的。由于当时马克思的思想处于急剧的转变中，人性的分析与经济学的分析往往相互交织和相互矛盾，这两种分析的交织，给后人留下许多可争论的空间。
在1983年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中，没有涉及人性问题。因为双方都是力求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各自以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为依据，以人性异化和复归来论证人道主义和异化观点的文章虽然有，并不多见。但是人性问题，无论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还是文学问题，始终是存在的。在哲学领域中没有人敢树立起人性论的大旗，文学则不然。文学的对象是人，文学即人学，写人而不写人性，则出现在小说中的人就不是现实的形象饱满的人，而是一群机器人。因此，人性问题始终成为文学中争论的焦点，甚至理论死结。然而，其根源在于哲学。
我没有写过直接论述人性的文章，我自觉没有这个水平。但我的著作中不少地方涉及这个问题。例如，我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中，就专门讨论过马克思关于人性异化和复归的思想。后来在随笔中也对“人性深度发掘”的口号发表过看法。我自知这是个难题。古今中外，千百年来，关于人性问题众说纷纭，从无一致的结论，至今依然。可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每个学者都有其自觉或不自觉的人性观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经济人”的假设强调逐利是人的本性；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学派以人性本恶为前提；主张教之以德、导之以礼的儒家学派则以人性本善为前提。阶级斗争论者否认存在普遍的人性，而抽象人道主义者则认为人性是普遍的。人性假设，几乎是各种不同学说隐秘的理论前提。物有物性，兽有兽性，人有人性，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以为讲人性、人情、人道就是“人性论”，这是极左的思想。我们曾经因为批“人性论”而使一些作家遭受冤屈。
不能把人性的抽象和抽象的人性混为一谈。人性作为一个关于人的本性概念，当然是一种抽象，它是从包括每个人的具体人性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正如水果是从梨、桃、苹果中抽象出来的一样。但不存在抽象的人性，正如不存在抽象的水果一样。人性的抽象和抽象的人性是不同的。人性的抽象是说人性这个概念是通过抽象形成的，没有抽象就不可能形成人性概念；而抽象的人性是说人性与具体的人是相分离的，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普遍的本性。
不存在抽象的人性，它都是与具体的人相结合而存在的，因而人性必然具有时代、历史，甚至阶级特色。例如，“爱”、“同情”可以是一种抽象，是对人类存在的“爱”和“同情”的共性的一种抽象。但不存在抽象的爱。因为爱，总有“谁爱”、“爱谁”、“为什么爱”的问题。同情，同样存在“谁同情”、“同情谁”、“为什么同情”的问题。《琵琶行》中的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因为他俩一为受贬谪的官员，一为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歌女，处境相同，才产生同情。如果说存在抽象的爱，爱是超历史超时代超阶级超民族的，一个人就可以爱任何人，不管他是朋友，是敌人，是杀人犯，还是你的父母和亲人。一个人具有同情心，就可以同情任何人吗？据我看，社会现实中从来不存在这种现象。所谓没有抽象的人性，就是指这点说的，而不是否定人的爱心、同情心。我们不能说人可以没有人性，但可以说人没有抽象的人性。没有人性和没有抽象的人性，看似相同，实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性观。
文学当然要描写人性，写人而不写人性是荒谬的。问题是如何描写人性。如果文学只着力于人性自身，而且只号召“深度发掘人性”，就有可能剑走偏锋。时下，人性的深度发掘是一个响亮口号，似乎也是文学评论中高度评价一本小说或其他文学创作的标准。面对这个口号，我总是惶惶然，如果文学就是发掘人性，而且是深度发掘，那人性深度在哪里？如果认为人性的深度就在于人性自身，人类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人们行为中表现的种种所谓优美人性或者种种令人发指的兽行，原因都出在人性，人性就是人的种种行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善举还是兽行——的最后根源，那就用不着改造社会，只要改造人性就行。以改造人性代替改造社会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不可能接受的。
人性的深度发掘是个比较含糊的问题，至今我没有想明白，人性的深度在哪里？既可以认为展示种种感人至深的高超美德为深度，也可以是在鞭挞令人发指的行为的名义下展现人的至恶至丑为深度。我以为，无论是美德还是兽行，都不应该理解为对人性的拷问或深度发掘，因为人性中并不必然地包含这些东西。人并没有天生的“赤子之心”或邪恶之心，它深深埋藏在人性的最深处，像海底石油或煤矿一样，需要发掘，需要深度发掘。实际上人性的深度发掘，往往是作者自己对社会问题观察的一种人性视角。如果只关注人性自身的美丑善恶，而撇开产生它的社会，往往会成为掩盖人性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的遮眼罩。
离开人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谁也无法说清楚什么是人性。人性并不是实体性存在，像人的五脏一样具有可视性。人的自然本性表现在人的生存本能中，所谓食色性也，指的就这个。但这种自然本性并非人特有的，而是人与动物共有的。以为这就是人性的全部，将描述这种本能以及为满足这种本能使用的各种最卑鄙的手段，视为对人性的深度发掘，越丑越有深度。其实，食与色，即生存与繁殖的确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可人性的高低优劣不是人的自然本能，而是人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方式。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一种自然关系，是两个社会存在物（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本能要求。但究竟是杂交还是****，是对偶婚还是专偶婚，是以婚外情、******作为当代婚姻的非法补充，还是以白头偕老为幸福，都是基于生产方式变化而产生的婚姻制度和家庭伦理观念的变化决定的。人性的优劣不表现在生存需要，而是表现在满足生存需要的方式。
人的社会特性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的经济基础是生产方式。人是文化创造者，也是文化产物。美国学者斯皮罗说，我相信，对人的适当研究就是对文化的研究，而由于文化是可变的，所以对人类的适当研究就是对文化全部变异的研究。由于文化随空间与时间而变化，由于行为在文化上是可变的，所以人性在文化上同样是可变的论断是无可驳斥的。用生产方式来解释文化，而用文化来解释人性，比起用人性解释人性更具说服力。
我们总是认为，爱是天性。其实人是从自己的社会生活中，从同类相处中，从父母、亲戚朋友的充满亲情友情的爱意中学会爱。一个缺少爱的单亲家庭往往会影响孩子爱的能力。一个从小受到社会蔑视和有不幸遭遇的人，往往心怀愤恨。虽然只有人才有爱恨情仇的能力和感情，但爱恨情仇的原因和对象是由于社会原因而非人的自然本性。其他被视为美好人性的东西，如同情、怜悯、正直、忠贞、恻隐之心、羞耻之心，总之一切人所赞美的优良品质，无一不是后天的而非与生俱来的。没有天生的坏人，也没有天生的好人。
人性不能解释社会，而只有社会才能解释人性。以人性解释社会并非当代哲学家的独创，可以说古已有之，历来如此。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说，大家听到现世种种罪恶，比如欺诈和伪证的财物诉讼，以及谄媚富豪等被指斥为导源于私有制。实际上，所有这些罪恶都导源于人类的罪恶本性。即使实行公有制度也无法为之补救。还说，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类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某一事物被认为是你自己的事物，这在思想感情上就发生巨大作用。人都爱自己，而自爱出自天性，并不是偶然的冲动，人们珍爱自己的所有物并感到快意，实际上是自爱的延伸。霍布斯用人性是自私的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丛林法则；亚当·斯密用人的逐利本性解释市场经济中的“看不见的手”。
在一般日常用语中，人类的坏品质和行为往往不被视为“人性”，而是视为对人性的践踏。这对于提升人的尊严和价值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人类的坏品质和坏行为实际只能属于人，而不属于其他动物。同那些优美的人性一样，这些都是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人的社会特性，而非自然本性。不能抽象地认为人性等于善良、等于高尚、等于知荣知耻，凡是坏的品质和行为就是人的本性的异化。这种看法很容易陷入人性本善的抽象人性理论的泥潭。
我读到法国哲学家阿兰在《幸福散论》中的一个提法，叫人性的“别针”，很有意思。他说，当遇到小孩哭闹，说什么也不肯平息下来的时候，保姆往往会对这小孩的性格，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作诸般猜测。她会追溯遗传因素，认为孩子身上已经体现父亲的性格，直到保姆发现真正的原因是一枚别针刺痛了孩子，这些心理学家似的探索才算告终。阿兰告诫人们，千万别说人性本恶，千万别说他们生性如此这般，应该去寻找刺痛小孩的别针。所有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包括犯罪、道德的堕落、食品安全，肯定都有社会深层原因。我们需要寻找原因，分析原因，而不是一切推给人性。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再也没有比用人性假设来解释一切更省事的，可也再没有比用人性来解释问题更无用、更不能说明问题的。这不是科学研究而是搪塞，用人性做借口的搪塞。貌似高深，实则空泛无力。
封建社会的“望门寡”，即女子未过门，未婚夫死了仍然要终身守寡，没有人认为这违反人性，反而尊其为节妇；有夫之妇或寡妇与人私好要沉塘，没有人抗议为违背人性，相反赞成者居多，连父母或亲人都认为“理应如此”。这不是人性的异化，而是社会制度的封建本性铸就的伦理观念。只要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一切都会随之改变。并非人性变化推动社会变化，而是社会变化推动人性变化。抛开人性的“别针”吧，关注社会问题，寻求一切社会问题的社会根源，而不是把一切好事或罪恶都推给人性，这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理论态度。伊格尔顿说得对：如果战争、饥荒、屠杀都源自人性的堕落，那我们就根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有更好的未来；但如果这些都在某些程度上是不公正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结果，而人类最多不过是这个制度的棋子，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改变这个制度就能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们不一定专门研究人性，但我总认为我们从事哲学工作，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人性观。人性、人情、人道等是不能随便否定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人性，而是给人性一个既合乎科学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