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人民大学后的两年冷板凳，是一个极好的读书机会。我一心一意研究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尤其是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这个领域中多少取得了一点成就。我算是在高校比较早地系统讲授《手稿》的教员。我写过两个讲稿，一个是总的讲授，分十多次讲完，这是在课堂上讲的；另一个是领读，逐字逐句逐段解释，是对几个研究生讲的，很随便，插话的、提问的都有，像个传道授业的样子。这个课困难比较大，不能卡壳，事实上，我对原文很多地方没有弄清楚，似懂非懂，含糊其辞的地方不少。反正刚开张的烧饼店，第一次卖炊饼，学生也不挑剔。课堂上不同，不懂的我可以不讲，主动性比较大。我还是尽可能讲得好点。这是审查结束后重返讲台的第一次课，无论如何不能砸锅。我比较仔细地读《手稿》，还读了点相关著作。可不懂外文，有很大局限。但我还是克服困难，写出了一个讲稿。
我意识到《手稿》如何讲，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有关如何引导学生今后方向的大问题。《手稿》争论大。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去世之后，由于发现他没有发表的著作引起争论这种事，在历史上是常见的，但像马克思《手稿》这样引起世界范围持久争论的还是少见。
马克思一生写了很多书，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著作。但还没有一本书像《手稿》这样，虽然篇幅不太大，十几万字，只有百十来页，然而发表以后，半个世纪以来，竟引起了如此激烈的争论。而且，这些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没有休止。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有着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种不同观点和各种不同学派，企图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内部找到自己的观点和倾向的根据。
我“靠边站”，有的是时间，我不断考虑，《手稿》为什么会成为争论的中心呢？仅仅因为它是早期著作，或者说因为它早，也不确切。1902年梅林整理和发表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以及后来1972年第一次公开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都比《手稿》写作时间早。可见“早”并不是引起争论的唯一原因。那是不是因为这书的不完全成熟引起争论呢？也不完全这样。如博士论文不比《手稿》成熟，那时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还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道理？除了客观原因之外，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在《手稿》本身，在于《手稿》的理论特点。就是说，在于《手稿》的理论特点和阐述问题的方式，给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理论观点留下了一些回旋的余地。《手稿》被整理公开发表，仿佛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海中投下一块巨石，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论得波涛汹涌，至今仍然时起时伏，从未停止。有些学者，主张回归青年马克思，反对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为代表的老年马克思。他们认为老年马克思不如青年马克思，已经倒退了、老化了，认为老年马克思已摒弃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主题，摒弃以人性的异化和复归解释历史而转向具有机械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虽然这个问题也具有政治性，但仍然是个学术问题，纵然有错也是学术观点错误，料无大碍。我全心投入这个问题的研究，我要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正确阐述这个问题，不能推波助澜。我要对得起第一次重返讲台。我梳理了国内外开始出现的某些过分抬高早期著作而贬低晚期成熟著作的错误观点，对《手稿》中一些关键问题，包括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异化和异化劳动、私有制和异化的关系、关于人性异化和复归、关于《手稿》中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天才萌芽的闪光，以及它如何体现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三者结合的问题，做了一些探讨。我的理解虽然肤浅，不深刻，但打下我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在学术研究上，没有白费的劳动。不像我在写作组写的那种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大批判文章，那不仅是做虚功、白费功，而且是为虎作伥。
我在讲授《手稿》时深感自己经济学知识太少，虽然我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选修过三个学期的《资本论》，但实际上只相当于现在大学里普通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水平，根本不够用。我意识到，《手稿》实际上也是一本经济学笔记，其中关于哲学、关于共产主义的观点都取决于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仍在起步中，因此《手稿》中两种思维方法并存：一种以经济学分析为基础的包含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的方法；另一种是思辨的方法，以人的本性为基础，讲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这便构成了这本早期著作的特色。两种方法交叉使用，而且是矛盾着的，所以才出现了围绕它所展开的争论。
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得益于经济学的研究，可同时对经济学的研究同样得益于正在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这一点在如何对待庸俗经济学，对待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说过，他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从对国民经济学“工资、利润、地租”的分析出发的。马克思采用了他们的语言和规律，因为他当时还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还未形成自己特有的范畴。所谓“劳动、资本、土地的相互分离”，实际上就是私有财产，因为私有财产的特点就是劳动、资本、土地的相互分离。
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所使用的前提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同。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从这些前提出发，认为这些前提是合理的，马克思也从这些前提出发，但马克思认为这些作为前提的东西是不合理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对私有财产当然是赞同的，认为工人依靠工资为生是合理的。马克思也运用了古典经济学派的概念、规律和前提，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为私有财产做辩护的水平。相反，马克思从这些前提出发，利用了他们的前提，利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反对他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私有财产这个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说明私有财产是怎样产生的，而是把私有财产当作一个既成事实的前提，并且认为人类自始至终就有私有财产，把私有财产看成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合乎人性的永恒事实。
英国古典经济学从资本、土地、劳动分离这个既成事实出发，它并没有提供一把钥匙去理解为什么人类社会中会产生出劳动、资本、土地相分离这个事实，为什么有的人劳动却没有资本，有的人有资本却可以不劳动，有的人可以占有土地地租等等。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便是如此的。马克思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逐步发现剩余价值，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我首先在人民大学哲学系开设《手稿》课，这也是我们哲学系建系以来第一次开设这门课。效果还不错。听课的是学生，也有少数教员。后来，又被外请到河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系统讲授。讲稿的翻印本流传很广。最值得怀念的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叶汝贤请我到广州，为他举办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讲习班讲授《手稿》。听课的都是全国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同行，当时这门课正处于起步阶段。这是我第一次去广州，也是我第一次结识汝贤。他比我小六岁。我住在中山大学，是一座小楼式的住房，据说是什么名人住过，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建筑。不过我住的时候，似乎不复昔日风貌。上楼时楼梯“咯咯”作响，房间也很一般。至于吃饭，与学生一道在食堂排队凭饭票买饭，毫无特殊。汝贤尽其所能地接待我，他陪我逛过一次佛山。天公不作美，大雨倾盆，我们被淋成落汤鸡。他自己掏钱请我在一家小店里吃了一碗面条。这都是我终身难忘的。可惜，前几年，汝贤突然因脑血管瘤破裂医治无效逝世，刚七十多点。汝贤的死，是中大哲学系的损失，也是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损失。对于我，则是失去了一个同道、挚友。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要求太高，我没有这个水平。但我多少读过点书，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被不幸击倒，有人怜悯；自作可怜相，躺倒不起来，只有被世人嘲笑。我不能成为被嘲笑者。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给我以机会，我重新返回讲台并获得掌声，这给我以力量。虽然不再有长安大戏院、五一公园、中山音乐厅那样人头攒动的热烈场景，可这次不同。那种场景是一种政治力量，是自上而下号召学习的推动，而这次听课的人虽然不太多，却是不远千里来自四面八方自愿听课的，掌声也不是礼节。我获得再度站起、奋然前行的推动力。而且对我自己来说，通过《手稿》的研究和讲授，我形成一个牢固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三个组成部分不可分。我们不可能成为全面的行家，但至少不能割裂。一个根本不懂经济学，也不关心社会主义命运，除了自己的那些抽象哲学概念以外，一概不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是徒有其名的。对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者来说，轻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守住自己那一小块园地，也不会有太大的后劲。研究本专业，对另外两门也应略知一二。完全跛脚，走不远。这是我终生的信条，也是我反复向我的研究生强调的。可惜他们不少人连本门都自顾不暇，何谈其他。这大大降低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生的专业质量。
我从讲课中重新获得勇气，我深知不能自己躺倒。站起来，我可以成为受人尊重的大学教员；躺倒不干，就是一文不值的废物。我不能躺倒，必须日夜兼程，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风光岂独艳色好，霜染枫林亦醉人。
休怨上天增白发，脱尽牙齿舌犹存。
往事不宜频回首，荒园勤锄尚可春。
况复柳媚山川绿，十年贻误日兼程。
我毫不羞愧地说，不管成绩如何，从这以后，我确实是日夜兼程，无休无止地读与写。大量著作和文章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