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求得到一块在海军辖区的围墙内建造木筏的场地，井能使用海军军工八要求有—个存放设备的地方和把设备运到该国的各种便利条件；还要求使用船坞和海军协助我们工作，以及我们出发时有—艘船把我们拖离海岸。
“他要什么？”总统急切地问，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的意思。
“没什么。”里维利多看着我，眼光一闪。总统放下了心，点头表示赞成。
结束会见之前，里维利多允诺说，总统会亲自下命令给外交部，授权马利内·尼艾托外长放手提供我们所需一切。
“祝你们事事顺利！”将军大笑起来。
第6名探险队员
利马当天的报上就公布了挪威探险队将乘木筏从秘鲁出发的消息，同一天还刊登了瑞典芬兰探险队已结束在亚马逊森林的印第安人中间的研究工作。考察队的两名瑞典队员乘独木舟来到秘鲁，已抵达利马。其中一个是乌普萨拉大学的本奇特·丹尼尔森，他准备留在秘鲁研究印第安山民。
我剪下这段新闻。正当我坐在饭店里写信告诉赫尔曼关于造筏地点的事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身穿热带服装的人。
“本奇特·丹尼尔森，”这人自我介绍道。
“我听说了有关木筏的计划，我来问一下我能否跟你们一道去？”瑞典人平和地说，“我对民族迁徙的理论很感兴趣。”
除了他是科学家和他刚从原始森林回来这两点外，我对他一无所知。不过，如果一个瑞典人敢孤身和5个挪威人共乘木筏出海，他决不会是神经质的人。虽然不修边幅，却依然遮掩不住他随和的个性和豁达的气质。
本奇特成为第6名探险队员，因为这个位置一直虚位以待。他是惟一会讲西班牙语的人。
赫尔曼正呆在厄瓜多尔等木料。克那特·郝兰德和托思坦·雷阿比刚乘飞机抵达纽约。埃里克·赫斯勒伯格在由奥斯陆至巴拿马的船上。而我自己则正乘飞机前往华盛顿。本奇特住在利马的饭店等待出航，同时等侯其他人。
当我回来时，华盛顿正值寒冷多雪的二月。比恩已解决好无线电问题，并让全美业余无线电联合会对我们产生了兴趣，准备收听木筏发出的报告。克那特和托思坦正忙于准备发射台，一部是专为我们服务的短波发报机，另一部是战时的特工电台。
文件夹内公文越积越厚。军方和政府的文件，白的、黄的和蓝的，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挪威文的样样俱全。在这个务实的年代，连一趟木筏旅行都得花费半棵木树浆韵纸！法律和规定处处束缚着人，我们必须依次解开这些结。
赫尔曼不久来到了海军造船厂，他在那里收集轻木准备开始建造木筏。
埃里克从巴拿马乘飞机来了，找和克那特也从华盛顿赶来，如此我们就在利马的起点全部聚齐了。
在海军造船厂建造木筏
海军造船厂里摆放着从克维多密林运来的巨大轻木。这景象实在令人激动。在一列列令人望而却步的灰艇和驱逐舰之间，我们的造筏材料堆在那儿，有新砍的圆木、黄色的竹子、芦苇和绿色香蕉叶子。6个白种人和20个有着印加血统的棕色秘鲁海员，挥动着板斧和长砍刀，拉紧绳子和绳结。一位身穿蓝色饰金制服的海军军官走来，困惑地看着这些突然出现在他们引以为傲的海军造船厂的白人和原始的植物材料。
高度现代化的造船厂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本奇特当翻译，赫尔曼担任总建造师，我们动用了木工和制帆车间，另外还有半座存放装备的仓库和一个小小的浮动码头，为的是方便我们动工时将木料从码头推下水。
我们选了9根最粗的圆木来筑造筏体。为防止连接木头的绳子滑落，我们在圆木上刻上了深槽。整个木筏的构成丝毫没用铁栓、铁钉或钢丝绳。我们先把圆木并排放在水里，如此，在绑牢之前它们会自动进入自然漂浮状态上的位置。其中最长的一根有45英尺，放在正中间，它的两头比其他木材长出来许多。两旁对称排列的木头则一根比一根短，木筏最外围的长度为30英尺，头部向前伸出犹如一把钝犁。尾部被切得十分齐整，只留中间3根往外凸现，上面横架一段钉上了用来固定长导向桨的锚固钉的粗短轻木。9根圆木用长短各异、直径只有四分之一英寸的细麻绳绑得牢牢的，然后在9根木头之上，每隔3英尺就横绑着一根稍细的轻木。
捆绑木筏用了300根左右长度不一的绳子，花费了很大力气，每根绳都牢牢地打了结。筏体终于完工了。筏体上面铺了一层劈开的竹子用来做舱面，舱面是用一块块长竹排组成的，分别固定在筏体上，上面再铺上竹苇编的席子。在木筏中心稍稍靠后的地方，我们用竹竿架了一间小小的四面透风的舱室，墙壁也用竹苇编的，屋顶架着竹条，上面用似皮革一般的香蕉树叶子，照铺瓦的方式一个叠一个地覆盖着。舱室前方并排竖着两根桅杆，桅杆是用坚硬如铁的红木制成的，两根桅杆顶靠在一块，用绳子十字交叉绑在一起。帆檩上吊着巨大的长方形船帆，帆檩用两根绑在一起的竹篙构成，如用单根竹篙力量就太薄弱了。
依照当地人造筏的方法，我们把9根圆木的一端排成矢簇形，矢尖指着前方，这样木筏在水中移动的阻力就减少了，船头水面上装着低矮的分浪板。
圆木之间但凡有空隙的地方就插入结实的枞木板，这种插板共有5块，都竖立在木筏下端的水中，乱七八糟毫无规则。插板有l英寸厚，2英尺宽，插入水中5英尺。我们用木橛和绳子把它们固定起来，它们的用途相当于平行的小型龙骨式中心板。远在发现新大陆以前，印加时期所有轻木筏都装着这样的中心板，大约是为了防止扁平的木筏被风浪吹得横着乱跑。在木筏的四周我们没有装栏杆或其他保护措施，但我们在船舷两边各架了一根细长的轻木，为的是有个地方落脚。
除了船头低低的分浪板，我们的木筏在结构上同古代厄瓜多尔的木筏分毫不差，后来事实证明那些分浪板完全是多余的。筏体完成以后，在木筏上于大局无碍的地方，我们就随意安排了，只要不影响木筏的行动和性质即可。我们明白，在即将来临的日子里，这张木筏是我们的所有。在海上，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筏上的细枝末节都将变得一天比一天重要。
所以我们尽可能增加舱面的多样性。整个木筏并未全都铺上竹条，仅在竹舱前部和两舷没有墙壁的地方铺了竹条。舱室外面靠近左舷的地方被我们摆放成类似后院的样子，装满了绑牢的箱子和货物，只留一条小小的能走动的通道。从木筏前部及竹舱后墙至尾部，9根大圆木完全没有舱面。这样，在我们绕舱室走动时，我们便从黄竹和苇席上直接走到后部的灰圆木上，然后再走到另一处堆放货物的地方。这段路虽没有几步，可这种不规则感所产生的效果，使我们心理上感到有了变化，同时也让我们因在有限的活动空间所受的禁锢得到一种补偿。我们在桅杆顶上架了一个木平台，这不仅仅是为了在我们到达目的地后作了望台，并且是为了能在途中可以爬上去从另一角度观海。
专家的预言
绿叶黄竹使木筏闪耀着金黄色且令人感到格外清新。当夹在战舰群中的木筏初具规模时，海军部长亲临视察。面对自己亲手建造的那张停泊在水中的木筏我们觉得无比自豪。在令人望面生畏的战舰群中，这只是一只令人忆起印加时代人勇敢的小小纪念品。可这幅景象却令海军部长颇为震惊。我被召到海军部签署了一个声明海军对我们在它的港口建造的东西一概不负责任的文件。我还被叫到港务主任那里在另一份文件上签了字，文件上写明：如果我的木筏载着人和货物离开港口以后，一切风险和责任均由我们自己承担。
后来几位获准到船厂观看木筏的外国海军专家和外交官，同样给我们泼了一通冷水。一个大国的大使在几天以后召见了我。
“你父母还在吗？？他问道。我做了肯定的答复后，他紧盯着我的双眼，语调沉重地预言道：
“你父母一定会为你的死讯万分难过的。”
作为个人，他恳切地请求我放弃这次航行，认为现在还为时不晚。一位看过木筏的海军上将告诉他，我们绝对不可能活着渡过海去。首先，木筏的尺寸不对，太小了，一下海就会沉；木筏的长短刚好被一前一后两个浪头举起，这时脆弱的轻木在人和货的重压之下会断裂。更糟的是，这个国家的头号轻木出口商对他说过，多孔的轻木最多只能漂过四分之一航程就会灌满水而沉没。
虽然情况不容乐观，却无法改变我们的固执己见，他们就只好送一本《圣经》给我们，让上帝陪着我们出征。总之没有任何一位见过我们木筏的专家给过我们鼓励，木筏究竟能漂多长时间成了一些人打赌的目标。一位狂妄的海军参赞下的赌注是：如果探险队员能活着到达南太平洋群岛，那么队员们后半生喝的威士忌全部由他提供。
当这些所谓专家惋惜唉叹之际，我的所有同伴却泰然处之，他们在利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好时光。只是有一夜托思坦曾担心地问我，是否对航行的方向有把握。我们去看过电影，看见专门饰演热带女郎的陶尔赛·拉蒙（40年代好莱坞电影明星）在风景怡人的南太平洋岛上的棕榈树下，穿着草裙在一群草裙舞娘中翩翩起舞。
“我们一定要去那个地方，”托思坦说。“假如海流方向和你说的相反，就太遗憾了！”
木筏的命名庆典
快要启程时，我们依照惯例去护照签证处获准离境。本奇特站在最前面充当翻译。
“你的姓名？”一位呆板的小个子办事员问，透过眼镜框上方怀疑地盯着本奇特的大胡子。“本奇特·丹尼尔森，”本奇特恭恭敬敬地答道。
那人在打字机上放了一张长长的表格。
“您坐什么船来秘鲁的？”
“喔，是这样，”本奇特俯下身来对这位温和的小个子解释道，“我没坐船，我是乘独木舟来秘鲁的。”
这人不解地看着本奇特不发一言，表格空白处打上了“独木舟”几个字。
“那么您乘什么船离开呢？”
“嗯，还是那样，”本奇特很有礼貌地说，“我不坐船，我乘木筏走。”
“说得倒蛮像回事！”办事员生气地把纸从打字机上拉下来，“您能不能正经点回答我的问题？”
启程前几天，木筏上堆满了我们的装备、口粮和水。装着军用份饭的小木盒异常坚固，这些东西足够6个人吃4个月。赫尔曼想出一个主意，把沥青溶化以后涂在每只箱子上，等于盖了一层薄膜，然后再撒上沙子以免黏连，再把箱子一个挨一个贮藏于竹条舱面底下，塞满了支架着竹舱面的9根横梁的空间。
一个晴朗的春日，我们上山，在56个水桶里装了275加仑饮用水。我们把这些箱桶也固定在横梁上，以便让不断溅起的海水能时时冰着水箱。我们的装备还包括一大筐水果、白薯和椰子，我们把它们捆在竹舱上面。
竹室的一角被克那特和托思坦用来安放电台，室内地板下面的横梁中间绑着8只箱子。其中两只专门放科学仪器和胶片，其余6只分给每人1只，各人携带的个人物品以自己的箱子能容纳为限度。埃里克带的几卷画纸和吉他把箱子塞满了，他只得把袜子放在托思坦的箱子里。本奇特的箱子由4名水手抬才抬上木筏的。他买的全是书，他把73本社会学和生态学的著作全塞进去了。在箱子上我们铺上了苇席和稻草垫，如今万事俱备只等出航了。
木筏先被拖船拖出海军区到港口转了一圈，看看货物装得是否平衡，然后被拖到卡亚俄游艇俱乐部。出发前一天，我邀请了有关人士在那儿出席命名仪式。
1947年4月
27日，挪威国旗迎风招展。院子四周的旗杆上挂着曾用实际行动支援过探险队的外国国旗。码头上全是观看这艘怪筏命名典礼的人。这些人中好多人的肤色和面容特征说明他们的祖先曾乘木筏在沿海一带航行过。不过也有以秘鲁海军和政府代表为首的古西班牙人的后代，此外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中国、阿根廷和古巴大使，太平洋英国殖民地前总督，瑞典及比利时的部长，以及以总领事巴尔为首的来自小小挪威殖民地的友人。当然不乏大批记者和喀嚓作响的摄像机，是的，除了管弦乐队和一面大鼓以外几乎是万事俱备。有一件事我们都很清楚，那就是如果木筏在海湾外面就解体了，我们就是每人怀抱一根木头用手划，也得划到波利尼西亚，再无脸面回来了。
探险队女秘书兼陆上联系人歌特·沃尔德将以一只椰子的汁液来为木筏的命名作庆典，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更符合石器时代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因为香槟酒被托思坦的私人箱子压住了。我们分别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告诉我们的朋友：木筏以印加人伟大的先驱太阳神“铁基”命名，他于1500年前由秘鲁出发，隐没在西方海上，而又出现在波利尼西亚。讲完后，歌特·沃尔德就命名我们的木筏为“康铁基”。她把预先敲破的椰子用力摔在木筏的头部，结果椰子汁和碎渣溅到庄严地站在周围的所有人的头发上。
命名仪式一结束，我们就拉起帆檩，抖开帆篷，帆的正中是我们的画家埃里克用红笔画的“康铁基”的大胡子头像。这个头像是根据提亚瓦纳科古城遗址的一座用红石头刻的太阳神头像临摹的。
出发前我们一起去同总统告别，然后到青黝黝的远山旅寿。歌特·沃尔德想办法为探险队借了一名私人司机，我们请他一直把我们载到山里。我们得想办法令自己相信，我们内确厌倦透了坚实的岩石和大地，我们要去出航，要逐步去了解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