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搭建帝国大厦时，在地基上埋下了几颗定时炸弹。汉初实施中央集权与分封诸侯的二元政治制度，这种混杂型的制度设计被证明是不高明的。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积极铲除异姓诸侯王，七个异姓诸侯王，被消灭了六个，只剩下长沙王吴芮。吴氏长沙国传五代后，因为第五代国君无后，最后被撤除。
刘邦不信任异姓诸侯王，却信任同姓诸侯王，毕竟是一家人嘛。铲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他大力分封同姓诸侯王。然而，天下并没有由此太平。集地方军、政、财权于一身的地方诸侯，反而成为中央政府的一大威胁。同姓又如何？在权力面前，父子尚且可以反目、兄弟成仇，这样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央与地方诸侯的关系，实际的根基是很脆弱的。
在地方诸侯中，吴国最为富饶，这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吴王刘濞是汉高帝刘邦的侄儿，年轻时体格剽壮，英气逼人。二十岁那年（前196），英布起兵叛反，他以骑兵军官的身份，追随刘邦讨伐英布。刘濞作战勇猛，深得皇帝的赏识，战后刘邦封他为吴王，共计三郡五十三城。不过，刘邦很快就后悔，原因说来奇怪，他觉得侄儿的面相不好，有反相，以后会造反。可是君无戏言，既然已经任命，刘邦只好告诫他说：“天下同姓本为一家人，你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有反叛之心。”刘濞听得一愣一愣，叩首拜道：“不敢。”
吴国的豫章郡有铜山，当时汉帝国的货币政策并不严厉，刘濞便收罗许多亡命之徒，私自铸钱。同时，吴国地处东南沿海，刘濞又煮海水生产盐。在古代盐乃是暴利的商品，故而吴国的财富很快积累起来，成为最富裕的封国。
一件惨剧的发生，令刘濞对中央政府产生怨恨敌对心理。
刘濞的儿子、吴国太子进京朝见，陪皇太子刘启喝酒、玩游戏。那时两人还只是小孩子，玩着玩着就闹起来。吴太子从小养尊处优，在封国哪个人不让着他呢，所以他习惯了，一生气态度就有点傲慢。岂料吴太子选错了对象，坐在他面前的，乃是皇太子。皇太子刘启何尝被人怠慢过呢，一怒之下，拿起游戏用的台盘，往吴太子的脑袋扔过去。这一扔，扔出人命，吴太子当场被砸死。
吴太子的尸体被送回吴国，刘濞一看气炸了，怒道：“天下同姓本为一家，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好了，何必送回吴国！”又把吴太子的尸体送回长安。这是对汉文帝抗议：你儿子打死了我儿子，你看着办吧。汉文帝无话可说，自知理亏，儿子打死人，可也不能杀人偿命，把国家储君也杀了吧。
皇帝没吭声，刘濞大怒，索性从此称病，躲在吴国，不再到京城朝见。中央政府派人前去吴国调查，查清楚了，刘濞根本没生病，身体还很硬朗哩。司法官员要求将他捉拿治罪，汉文帝没有同意，他心里明白，刘濞身体没有病，可是有心病，怨恨的心结不容易解开。皇帝网开一面，不仅没将刘濞治罪，还派人送给他坐几与拐杖，并交代他说，年纪大，路途遥远，就不必来朝见了。
汉文帝刘恒与吴王刘濞是堂兄弟。当然，他这么做的原因，不全出自兄弟之谊，也是出于权谋。吴国富甲东南，坐拥地利，军事力量颇强，在封国中有影响力，且刘濞本人是个出色的将领，万一逼急了，说不定他真会造反，倒不如示之皇恩浩荡，让他没有造反的理由。只要等刘濞去世，两家的恩怨，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
由此可见，分封的诸侯国不仅没有成为中央政权的拱卫者，反而成了皇帝的一块心病。
对于地方诸侯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目光宏远的政治观察家已经看出苗头，其中最有名的有两人：贾谊与晁错。
贾谊是汉代著名的政论家与文学家，他曾上《治安策》，强调“欲天下之治，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其着眼点，就是把大诸侯国分割成数个小诸侯国，以弱其力，这样中央政府才能牢牢控制诸侯。
与贾谊相比，晁错更是锋芒毕露。晁错为人峭直刻深，他是太子家令，博学多才，能言善辩，深得太子刘启的信任，被称为“智囊”。他曾经多次上疏汉文帝，涉及的内容广泛，也包括削诸侯的主张。
公元前164年，汉文帝终于迈出削藩的重大一步，将齐国分割为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六个小诸侯国；淮南国分割为淮南、衡山、庐江三个小国。但对于吴国，汉文帝采取谨慎的态度。他的想法，大概是想等到吴王刘濞去世后，再名正言顺地分割吴国。计划赶不上变化，刘濞还没死，汉文帝先死了。
公元前156年，太子刘启继承皇位，是为汉景帝。汉景帝器重的晁错被提拔为御史大夫，如今位高权重，更深得皇帝的信任，不遗余力地鼓吹削藩论。他的说法是“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汉景帝不如父亲文帝深谋远虑，且对吴国确有畏惧之心。他是杀死吴王刘濞亲生儿子的罪魁元凶，虽然事过二十年，吴王对他的怨恨心理，从没有消除。齐国被分割为六个小诸侯国后，吴国成为最大的诸侯国，地位举足轻重。晁错估摸到汉景帝与吴王之间的矛盾不可调解，便大肆鼓吹吴王必反。他对汉景帝说：“吴王因为太子事件，称病不朝，开矿山铸钱，煮海水为盐，收罗天下亡命之徒，阴谋作乱。他迟早要反的，削地是反，不削地也是反；削地，他反得快，祸小；不削地，他反得迟，祸大。”
吴王是否真有谋反的想法，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如果汉景帝能够像汉文帝那样，宽容一点，示以恩惠，估计他很难反。吴王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只要耐心地等到他去世，吴国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在晁错的怂恿下，汉景帝迫不及待地大力削藩了。
吴王刘濞被揪出历史问题：在文帝时假装生病不朝。汉景帝要清算历史问题，削去吴国豫章、会稽两郡。这个决定，能不把刘濞逼反吗？吴国总共就三个郡，削去两个，且这两个郡一个产铜，一个产盐。朝廷突然翻历史老账，把吴国地盘削掉三分之二。要说历史老账，刘濞跟汉景帝也有一笔老账，杀子之仇要怎么算，你是皇帝，我得罪不得，我蜗居在东南，不问朝廷事，这样还不行，朝廷还要苦苦相逼，老子也是有脸有面的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被削地的不仅是吴国，楚国被削一个郡，赵国被削一个郡，胶西国被削六个县。打击面太大了，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的矛盾急剧扩大。
激愤之中的吴王刘濞再也咽不下这口怨气，不反不行了。光凭吴国要跟中央政府对抗，力量是不够的。刘濞率先联络胶西王，告诫他说：“诸侯纷纷被削地，按理说，诸侯并无大罪，恐怕背后不是只削地这么简单。”暗示朝廷的意图乃是要铲除地方诸侯。
胶西国是汉文帝分割齐国的产物。当年齐国被一分为六，六个诸侯王中，胶西王最为骁勇，他喜欢带兵打仗，其余五个小诸侯都畏惧他。胶西王削减六城，心里正郁闷，刘濞派人前来游说造反，他爽快地答应，与吴国一同起兵，对抗中央政府。
由于胶西王在诸齐地盘中的影响力，他很快就联络齐、济北、菑川、胶东、济南五个小诸侯，密谋共同发难。不过，有两个小诸侯最终没有加入反叛的行列。一个是齐国，齐王经过反复考虑后，最后决定退出叛乱集团；另一个是济北国，其国王被大臣劫持，无法出兵。故而诸齐六国，参加叛乱的是胶西、菑川、胶东、济南四国。
另外两个参加叛乱的诸侯是楚国与赵国。这两个诸侯国都是削藩政策的受害者，楚国被削东海郡、赵国被削河间郡。这样，楚、赵、吴，加上诸齐中的四个诸侯，总计七个国家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与汉景帝、晁错的削藩政策紧密相关。七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被削去土地，另外三个国家与胶西国同属于“诸齐”系统。其他诸侯国由于没有被削地，没响应叛军。由此可见，七国之乱与汉景帝政策的不当有着必然的关系。当然，晁错作为皇帝的“智囊”，负有很大责任。
吴王刘濞下达命令：“寡人今年六十二岁，亲自率军作战，小儿子十四岁，也在士兵行列。国内凡年龄上与寡人相同，下与小儿相同者，一律要出征。”从十四岁到六十二岁之间的男子，全部要应征入伍。这样，刘濞很快组建起一支多达二十万人的军队。征兵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得益于其治下宽松的政治环境。刘濞的吴国有铜、盐之利，长期实行免征百姓赋税的惠民政策，不过，这些仁政在中央政府看来，只是他收买人心的阴谋。
吴国与楚国合兵后，发布告诸侯书，宣布晁错的罪状，以清君侧为名，与朝廷公然分裂对抗。但是此举并没有得到其他诸侯国的认同，吴楚联手后，进攻梁国，梁国不支持叛乱，引兵拒吴楚联军。刘濞宝刀不老，旗开得胜，在棘壁之战中，梁军伤亡数万人，被迫退守睢阳城。
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四国叛军则攻打毁约的齐国，包围临淄城。赵国屯兵于西境，等待吴、楚联军前来会合，并秘密与匈奴联络，约请匈奴出兵。
面对七国突如其来的叛变，汉景帝措手不及。
其实晁错在鼓吹削藩时，就预料到这种措施必定会引起诸侯王的强烈反对。他对诸侯的叛乱是有心理准备的，故而事变发生时很镇定。汉景帝却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才好，紧急召晁错商议军事。晁错胸有成竹，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长安。
晁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自视过高了。长期以来，汉景帝对他的信任，让他不知天高地厚。史书说他“峭直刻深”，他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自以为是。政敌袁盎乘机在背后捅上一刀，密禀汉景帝：“诸侯反叛的原因，在于晁错削夺其地。只要陛下杀晁错，赦免吴楚等七国，恢复其领地，便可兵不血刃结束战争。”
专制者的眼中只有利益，所谓伴君如伴虎是也。晁错过高估计自己在汉景帝心中的分量，其实他只是帝王的一只猎犬罢了，放出去与狮子搏斗，斗得赢就有利用价值，斗不赢就牺牲猎犬了。为了平息事态，汉景帝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和平。
皇帝派人召晁错上朝，懵然无知的晁错穿着朝服上了马车，行至东市，突然被拉下车，结结实实捆绑起来，押到刑台。行刑官宣布其罪状，立即执行死刑。这个自以为深得皇帝信任的人，现在才明白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他为专制者拥有更大的权力而奔走，最终却被抛弃了。皇帝送出的最后礼物，是让他死得痛苦不堪。他被处腰斩，一截两断。几分钟前，他还是朝廷一手遮天的重臣，几分钟后，他已横尸街头。皇帝还额外送了一份礼物，只是晁错没能看到，他的妻儿老母兄弟，无论老幼，全被砍头了。
杀了晁错，汉景帝如释重负。
然而，反叛者并没有放下武器。政治斗争你死我活，开弓没有回头箭，就算刘濞就此罢兵，能保证朝廷不秋后算账吗？再说了，他还要为儿子报仇雪恨呢。
刘濞不仅不投降，反而以“东帝”自居，公然与汉景帝分庭抗礼。
汉景帝牺牲了晁错，却颗粒无收，很失败。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战场上一决雌雄。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遗言，国家有危难时，可以任命周亚夫为统帅。周亚夫被提拔为太尉，掌管全国武装，这位名将之后，能否续写先父的传奇呢？
周亚夫率三十六名将军东进，对抗吴楚叛军。出发前，周亚夫对汉景帝说：“楚兵悍勇，难以争锋。请暂时放弃梁国，切断叛军粮道，如此方可克敌制胜。”汉景帝批准了周亚夫的作战计划。大军抵达荥阳后，梁国正面临吴楚叛军巨大的军事压力，频频向朝廷告急，请求救援。周亚夫不为所动，并没有实施救援梁国的作战计划，反而屯兵昌邑，按兵不动。梁王的告急书如雪片般地飞往京城，汉景帝不得不下诏给周亚夫，要求他立即解梁国之围。
奉行“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原则的周亚夫，拒绝执行汉景帝的命令，仍然坚持自己的战略方针，在昌邑挖深沟垒高墙，坚不出兵。另一方面，周亚夫派轻骑兵部队切断吴、楚叛军的后勤补给线。后勤补给线是战争的生命线，即使吴、楚士兵再骁勇，也不可能饿着肚皮作战。很快，吴、楚联军的粮食供应出现巨大的困难，饥荒开始蔓延。
梁国在外无援军的情况下艰难地作战。在梁国保卫战中，有两人功不可没，一个是老成持重的韩安国，另一个是勇猛善战的张羽。两人力挽狂澜，苦撑危局。吴王刘濞忧心忡忡，攻梁受挫，后勤补给线被切断，进退两难。他决定在粮食断绝之前，挫败周亚夫，扭转困局。吴楚联军大举进攻周亚夫驻屯的昌邑，周亚夫仍然坚守不出，叛军发动强攻，几次均被汉军击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进攻频频受阻，又面临断粮的困境，不可一世的吴军终于露出疲态，刘濞不得不下令撤退。
耐心的等待之后，战机终于出现了。
周亚夫判断叛军已是强弩之末，果断下令追击，务必全歼叛军。饥寒交加的吴、楚叛军全无斗志，撤退成了一场大溃败，损失兵力超过十万人。关键时刻，吴王刘濞自己先动摇，他脱离大部队，带着数千人逃往丹徒，楚王刘戊见大势已去，心灰意冷，自杀身亡。
这一战成为“七国之乱”战争的转折点，也是关系到汉帝国命运的大会战。如果从民心向背来看，吴王刘濞并不完全处于下风。汉帝国刚刚经历文帝的仁政时代，应该说百姓对朝廷还是比较支持的，但吴王刘濞统治吴国四十余年，根基很深，实行全免赋税的政策，百姓也是受益匪浅。从战争的起因看，朝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这些诸侯国是被逼反的，所以也不乏同情者。
汉军的胜利，归功于周亚夫的深谋远虑。他的战略思想十分明确，而且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不仅得罪梁王，也公然违抗皇帝的命令，最后的结果证明他的持重战略是正确的。
吴王刘濞虽然骁勇，但军事思想陈旧。首先，吴、楚联军进攻思路简单，就是从东向西攻掠。吴国将军吴禄伯曾劝谏说：“兵聚屯而西，无它奇道，难以立功。”就是说，这种进攻思路，很容易被汉军所扼制，应该派出一路奇兵，沿江、淮而上，取淮南国、长沙国，出奇制胜，可是这个意见被刘濞否决了。其次，吴军以步兵为主，而汉军则以车骑部队为主，步兵适合在山地作战，车骑部队适合在平原作战。吴国有位将军提议，吴军应该从大战略思想出发，不要逐城争夺，应该放弃沿途的城池，急速西进，控制洛阳、敖仓，凭借山河之险，阻止汉军车骑部队出关中，这样便可以号令东部中原各诸侯。这个提议，也被刘濞轻易否决了。
由此可见，刘濞手下不乏将才，可惜他不能识才，也不能用才。刘濞弃军而逃后，吴、楚残兵只得向汉军投降。刘濞逃到东越，汉朝廷派人贿赂东越人，刘濞被当地人诱杀，首级送到长安城。
吴王刘濞的叛乱，前后只有三个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汉景帝的英明之处，就是记住父亲文帝的最后遗嘱，关键时刻，起用周亚夫，这是胜利的保证。
再来看看叛乱的另外两个战场。
一个是齐国战场。由于齐王毁约，拒绝加入叛乱集团，齐国便成为胶西、菑川、胶东、济南四个叛国的眼中钉，叛军围攻临淄城，但久攻不下。汉景帝派将军栾布率军增援齐国，栾布挫败叛军，解了临淄城之围。齐王事先曾经与四国有叛乱的约定，栾布击退叛军后，准备向齐王问罪，齐王在担惊受怕中服毒自杀。
参加叛乱的诸齐四王，深知朝廷必然要追究，与其被杀，不如死得体面点。胶西王刘卬、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刘辟光先后自杀，四国之乱结束。在诸齐六国中，只有济北王由于受到大臣劫持，没有参加叛乱，后来朝廷赦免其罪。六个王，五个自杀，只有他一个活了下来。
另一个是赵国战场。赵王刘遂屯兵西境，等待与吴楚兵团会师，不料吴楚起兵才三个月便被周亚夫打得大败。汉景帝派将军郦商率军讨伐赵国，赵王将兵力撤回到邯郸，据城固守。郦商围攻七个月，仍然没能攻下邯郸，此时栾布已经取得伐齐的胜利，回师协助郦商攻赵。栾布采取引水灌城的战术，终于摧毁邯郸城的坚固城墙。赵王在汉军杀进城之前，畏罪自杀。
这样，“七国之乱”中的七王全部丧命，叛乱宣告结束。这次动乱，是中央与地方诸侯权力的大洗牌，最终以中央政权的胜利而告终。这次事变，对汉代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君主专制权力进一步扩大，地方诸侯权力进一步被压缩，因而在汉景帝去世后，后继者汉武帝终于将君主专制推向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