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何决定普京和默克尔的关系
2015年5月9日上午，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场上气氛很轻松，即便正值俄罗斯举行战后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之时。天空是明亮的蓝色，由暗红色花岗岩建成的列宁墓外面也竖立着蓝色的隔板。这是历史记忆与当今军事实力的展现，在救世主塔的钟声敲响时，编排精确的阅兵式于10点钟准时开始。1.6万名士兵和坦克、导弹从佩戴着勋章的退伍老兵与嘉宾的眼前经过，随后最新式的战机按照传统在天空中喷洒出俄罗斯国旗的颜色。
贵宾包厢中出现的面孔与往年不同。西方国家因乌克兰冲突拒绝参加庆祝战胜希特勒德国70周年的活动。因此弗拉基米尔·普京邀请了新的朋友来看热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及埃及和南非的总统都来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参加了。
俄罗斯总统致开幕词的语调听起来很温和。他赞扬了1945年红军的“伟大胜利”，并提醒人们，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2700万人，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普京没有忘记缺席的盟友，明确表达了对曾经的盟军的感谢。“我们感激英国、法国和美国人民为胜利做出的贡献，我们感激在各分战场无私战斗的各国，包括德国的反法西斯者。”
他没有提到列宁，也没有提到当时的最高指挥官约瑟夫·斯大林。俄罗斯的一名电视记者在这一天表达得更加直白，他在电视直播中指出，不应当忘记，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是与古拉格、与劳改营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此外，爱国主义爱的并不是权力，“爱的是国家”。
随后，弗拉基米尔·普京与成千上万群众一起，在莫斯科城中游行了一阵，许多人举着他们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父母或祖父母的照片。普京也举着他父亲的照片。这是出于自身的认同感与历史，无论西方参与与否都不会改变。气氛很祥和。大多数人都没有关注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对世界政治格局的不同意见导致各国无法再次共同庆祝对纳粹德国的胜利，这一点只引起了轻微的摇头叹息。
最轰动的时刻到了。安格拉·默克尔与俄罗斯总统一起向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无名烈士墓献花。默克尔总理的哀悼被看作政治上的补偿，她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拒绝参加胜利游行。一开始，一切还在按计划进行。军乐，想跟总理和总统合影的孩子们。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在困难时刻向公众展示德国的善意，以传达愿意对话的信号，但几个小时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却失控了，电视上还直播了这场招待会。德国总理的身体语言表现出她尽最大可能与东道主拉开距离的意愿。满面愁容的安格拉·默克尔经验老到地看向摄像机，并在献花后口头表达了对东道主的行为的反感。
“吞并克里米亚的罪行是违反国际法的，再加上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冲突，合作因此遭受了严重挫折。”她在莫斯科时只对另一件事又用过“罪行”这个词：在提到犹太人大屠杀时。弗拉基米尔·普京注意到了在全国性的纪念日出现的这种相提并论。他不置可否地忽略了这次毫无外交策略的猛烈抨击。形势很困难。偏偏是在这一天出现这种类比，他可没有忘记。
他虽然用自己的典型方式保持了理智，将这起轰动的事件当作普通的政治事件大事化小，但还是采取了行动。他在一个月后我们关于德俄新局面的谈话中克制地说：“她是七国集团中唯一到场的政府首脑。与战争有关的一切当然会引发情感和政治上的波动。”默克尔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出支持乌克兰的姿态，他将之视为预料之中的职业态度，但他当然是不赞同她的评价的。他说，至少不要忘了基辅引起多人死亡的政变，或者南斯拉夫和伊拉克战后秩序的变化。他熟练地列举了一长串西方国家的侵犯举措，随后突然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德国总理并不代表别的欧洲国家，她只代表德国。这就是一次从她那个方面发起的冒犯。可她是客人，所以我选择了沉默。吵架是不合适的。”
默克尔的一名亲信说，将吞并克里米亚与大屠杀相提并论是个错误。还在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为这次棘手访问准备的发言稿就已经被检查了一遍。在新闻发布会上，总理把手里的发言稿看错了行，看到说大屠杀罪行的那一行去了。这个解释倒也不是完全说不通。
安格拉·默克尔面临的难题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将这个所谓的失误完全当成了有意的羞辱。对于俄罗斯总统来说，在举国欢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背景下保持沉默尤为困难，因为默克尔的失礼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这种侮辱性的相提并论很容易让人想起波兰外交部长格热戈日·谢蒂纳的攻击，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前夕接受电台采访时声称，解放奥斯维辛的不是俄罗斯士兵，而是乌克兰士兵。波兰没有邀请俄罗斯总统作为解放者代表参加庆祝活动，而是邀请了刽子手的代表，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
“有一点是肯定的，”著名历史学家格茨·阿利在《柏林日报》上评论道，“解放奥斯维辛的既不是波兰，也不是‘西方国家’‘民间组织’或北约，而是苏联军队。因此，庆祝奥斯维辛解放70周年，却不邀请俄罗斯代表，是轻率的、无情的，是在政治上疏忽了。显而易见，波兰政府要对这个错误负责，而德国总理则扮演了无辜者的角色。”格茨·阿利也提到了具体的军事单位：“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六十军的红军战士。他们的213名同志在解放奥斯维辛的战斗中牺牲。”
政治正确代替理性分析
“我必须如此，我的人民希望如此。”在最初的某次采访中，普京简短地回答道，那时我问的是西方价值观对他来说是否无足轻重。如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丝不苟地通过调查来确定，他的大多数人民想要什么—德国总理也是如此。安格拉·默克尔的鲜明观点并非出于对德国舆论的预见天赋，而是出于适当的民意调查。在2009年到2013年的议会任期中，联邦新闻办公室进行了约600项机密调查—包括从某位部长的声望到政府项目的可接受度等内容。普京做的事情也差不多。
如果人们相信接受政府委托的机构与亲近反对派的列瓦达中心的定期调查，那么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个世界是由很多敌人和很少盟友组成的。少数族群对权利和人权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并且只有一小部分年轻人梦想加入欧盟。
在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后，许多人感到自卑。大多数人想要的是一个民主的俄罗斯，无须外部的帮助或建议—无论这种民主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人们对安全感的要求非常强烈，领土完整具有优先地位。与此同时，对外国人与移民的恐惧与日俱增。这就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的施政背景。研究结果可能招人喜欢或惹人讨厌。但你总得注意它。
正如默克尔也经常认同的那样，谁若是传播政治正确，而不去分析各方的利益，谁就错过了正确施政、达成谅解的机会，充其量只能交出一份自我实现的愿望清单。在个别情况下，这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但从长远来看，政治纲领的作用就跟新闻工作者工作守则的效果一样微乎其微。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像我们一样根据个人状态来评判国家首脑。
恰恰是一个东德的自由德国青年团前干部和一名在德累斯顿生活过五年的苏联前特工，来就欧洲的和平进行谈判，这是历史的一个讽刺性错误。这两人都会说对方的语言，又一个偶然。但事情并不因此变得简单。在安格拉·默克尔政治生涯的开始阶段，关于她在东德与苏联占领军交手的故事在西方甚嚣尘上，据说苏联兵在这个前工农国家偷了她的自行车，而她曾经秘密投身于为波兰带来自由的团结工会，显然这对于任何一个拥有她这样身份的人来说都是影响深远的。
于是，她理所当然地成了德国联邦众议院里的反对派领袖，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全力支持美国，并且在当时的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同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一起拒绝派兵时，指责施罗德缺乏民主意识。美国在一场可疑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为战争理由展现给全世界看的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明，事后证实只是战争宣传。它们是伪造的。
尽管如此，务实清教徒的继承人美国仍然是全世界自由与和平的担保人，无论是在伊拉克战争中还是在世界各地爆发的冲突之中。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丑闻暴露了美国如何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的监控系统，并无视朋友或盟国身份，毫无顾忌地做着监听默克尔的电话，或窃取德国公司的系统数据的勾当，但这也并没有成为让美国滚开的理由。自从德国联邦情报局在美国的帮助下成立以来，它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个前哨，并在主权独立的德国也保留下来，它是权力的另一面，按照默克尔的逻辑，没有它是不行的。生活总有阴暗面，即使你站在正确的一边，也要大度一点。没有谁会像默克尔一样总是站在正确的一边，即使是她，还总是要不断调整。
“自由，美国就是为了它啊。她把这个国家的稳定最终也归功于它的自由。”默克尔传记的作者、《南德意志报》国际部主任，同时也是知名的美国依赖论者斯特凡·科内柳斯在《安格拉·默克尔：总理和她的世界》一书中写道。科内柳斯的评论与默克尔的信条颇为一致，他引用默克尔的话说：“将我们欧洲人聚集并团结在一起的（……）是对自由的共识。”科内柳斯揭示了默克尔的基本原则：德国的政策绝不可能违反美国的利益。
整个德国的遗产在安格拉·默克尔身上得到了特殊的表现。这位来自东德的总理偏爱东欧，她几乎以某种个人补偿的方式这么做，这产生了一个问题。默克尔以欧洲代孕母亲的身份解决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历史矛盾，这种努力在政治上是无效的。国家创伤只能以其自身的认同和当事人的直接接触来愈合，而不能通过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的代理人的调解来平复。此外，这种尝试还长久地损害了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普京与默克尔对权力和手腕的共同偏好，同样不能让沟通变得容易。他们俩有着共同的烦恼，一个人总能透过另一个人的公开声明看到她/他的底牌，并且很可能会发现对方根本就没有总体规划。
西方政治家中，安格拉·默克尔跟克里姆林宫打过的电话最多。但是，拿起听筒并不意味着能够自动认识到对方的利益，遑论认同它了。对于德国总理来说，“普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她曾悄悄告诉贝拉克·奥巴马，她不确定普京是否仍和现实世界有联系。默克尔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看到了自己的这段话。而这另一个世界也与我们息息相关，认识到这一点是一个艰苦的学习过程，需要熬过这个过程的不仅仅是德国总理府。
除了拥有对美国不可动摇的信念之外，默克尔还缺乏对正确的时间点和他国历史的敏感性，后者不止一次地引发了很难再次察觉到的误解。“文化智力”这一概念，以及宣称的德国应当从一个国家的经历入手来制定政策的考虑，这两样应当决定德国的外交政策，却在与莫斯科的关系中几乎察觉不到。
2013年6月在圣彼得堡的会晤是一个例子。这次会晤是例行公事。一个德国董事会主席代表团与安格拉·默克尔想与东道主就两国间经济合作的“现代化伙伴关系”的其他项目进行磋商。晚上，弗拉基米尔·普京与德国总理应当在冬宫共同为一场展览揭幕以展现善意。设定展览的主题需要敏锐的嗅觉，因为它事关艺术品劫掠。这座涅瓦河畔的著名博物馆与德国和俄罗斯的专家一起整理了埃伯斯瓦尔德的黄金宝藏，这是苏联士兵在战争结束时从德国带回国的。总理办公室传出消息说，安格拉·默克尔想就此机会发表一番讲话。德国大使馆的观点是：这些宝藏应当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应当运回德国去。关于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俄罗斯认为，这些黄金是用数百万俄罗斯人的生命换来的，柏林方面了解这种想法，并予以了否定。
差异是炒作话题的绝佳素材，这是政治与媒体间流行的把戏。从柏林出发的那天早上，新闻发言人告诉群集的记者，克里姆林宫与德国总理府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俄罗斯人不希望默克尔发表讲话，但德国总理可不会被轻易禁言。假想的丑闻迅速散布。几个小时之后，《明镜》的网站上就出现了《圣彼得堡的艺术品掠夺：默克尔使与普京共同参加展览揭幕式告吹》。不止《世界报》一家媒体以此为头条：《默克尔与普京的会面告吹》。其他媒体也在跟进。
言论自由与普京的独裁姿态之间所谓的矛盾成了当天的兴奋剂。但这次会面并没有告吹。弗拉基米尔·普京于6月21日下午在圣彼得堡与安格拉·默克尔举行了亲密会谈，并提醒她第二天就是展览向公众开放的日子。
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这天早晨，当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伯爵的电话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从床上叫醒的时候，这次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的袭击早已全面展开。总理府的顾问或许会不清楚这段历史，但克里斯托弗·霍伊斯根这样的外交政策专家却不太可能不了解。对于俄罗斯总统来说，德国在这一天发表将这些黄金宝藏运回德国的言论，是国内政治上的一次侮辱。在德国媒体上却找不到对当天的历史意义的一丁点说明。
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看来，过去几年是一段陌生化的时期。与其说是跟美国的陌生化，不如说是跟欧洲和德国。这是一段充满羁绊的关系。他的两个女儿都会说德语，曾经在德国上学。其他俄罗斯领导人都不像他一样有着深刻的德国烙印。1990年代初，作为家乡圣彼得堡的副市长，他推动了圣彼得堡与汉堡结为友好城市。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法学家、前汉堡市长亨宁·福舍劳，与一小群德国法学家定期造访俄罗斯，为他制定新宪法提供咨询。更不用提格哈德·施罗德，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德国前总理了，在他第一次与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之前，外交顾问曾强烈建议不要跟普京握手，但他却和普京成了密友。德国与俄罗斯在政治层面上的特殊关系今天已经结束了。在德国总理府里，早就流行起了“政权更替”这个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