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特科出身的名出版家胡愈之
1938年11月，出版家胡愈之以救国会人士的身份来到桂林，受到了国民党广西当局的欢迎和信任。白崇禧原本想安排胡愈之做自己的秘书，此事被蒋介石知道后坚决反对，白崇禧也就只能放弃。两年后，胡愈之出现在新加坡，接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蒋介石为什么要反对胡愈之任白崇禧秘书？他为什么又要漂洋过海到新加坡呢？原来，胡愈之是一位中共秘密党员，他肩负着特殊使命！
商务学徒 “五四”翘楚
胡愈之生于1896年9月9日，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胡愈之的童年时代，正是晚清政府由封建帝制向维新共和的转型时期，1898年发生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此后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成为了八国联军大肆侵略我国的导火线；《辛丑条约》的签订、反清浪潮的风起云涌以及随后“光复会”的诞生，“同盟会”的成立等，使腐朽的晚清政权更加摇摇欲坠，制度、文化、思想，经济等各方面面临变革。大批革命志士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不断探索，1902年即《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蔡元培、黄炎培则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6岁的胡愈之进入自家的私塾读书，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小学学习生活。1910年，他毕业于县高等小学堂。在学校，胡愈之博览群书、虚心好学、勤奋刻苦、善于思考。1911年，以县试第一名考入绍兴府中学堂。
位于绍兴府仓桥试院的绍兴府中学堂，由创办古越藏书楼的绍兴名绅徐树兰于1897年创建，是绍兴最早开办的两所新学堂之一，也是绍兴的最高学府。1898年，绍兴籍民主人士蔡元培担任该学堂的校长后，以改革教育、提倡新学为宗旨，聘请名师，增添仪器、图书，制定新的规章制度，开启了绍兴近现代教育的先河。1906年8月，随着曾任该校教师的革命党人徐锡麟主持的绍兴大通学堂的成立，及此后徐锡麟、秋瑾等相继遇难，作为革命策源地之一的绍兴，反清和镇压、新派和旧派、地域和宗族等各种矛盾错综交织，政治局面非常复杂，各种风潮滋生。虽然胡愈之在这个学校只读了一个多学期的书，却很幸运地认识了在他以后的革命及文化生涯中有重大关系和渊源的鲁迅。1912年，胡愈之进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学习；1913年，师从绍兴名宿薛朗轩学古文；1914年，在家辍学半年多的胡愈之听说上海商务印书馆招收练习生，于是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并顺利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
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咸恩、鲍成昌、高凤池等人创办于1897年，是我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出版社。夏瑞芳原本是个排字工人，曾先后在英国人创办的《文汇报》馆及英文的《字林西报》馆、《捷报》馆等当过排字工人，因不甘心受洋人的欺负，便与当时在上海美华书馆工作的鲍咸恩、鲍成昌、高凤池联合创办了最初仅为印刷厂性质的小型印刷工场。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五万元，翰林出身的维新派人士、曾任上海南洋工学校长的张元济入股，并主持编译工作。1903年建立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改为中日合办，资本各十万元，引进日本先进印刷技术。翌年编印《最新国文教科书》，数月间风行全国。此后，陆续编印修身、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兴办师范讲习班、附属小学、养正幼稚园及函授学校，还出版各种中外文工具书、刊物和学术著作。1907年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建成印刷总厂和编译所新址。1909年将编译所收藏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涵芬楼，后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1914年初清退日股，资本增至150万元，职工达750人，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出版企业。除了大量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以及古董、辞书、和翻译书籍外，商务印书馆还先后拥有《外交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少年杂志》等刊物，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20多家分馆和支馆，以及数百家销售网点。更集中了一大批诸如张元济、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大名鼎鼎的文化人。
胡愈之在编译所的工作是从做练习生开始的。当练习生，什么都得干。练习生的收入很少，工作却很辛苦。他最初分在理化部，主任杜亚泉又是《东方杂志》的主编。理化部的工作主要是编写中小学理科教科书，同时编动物、植物大词典，也协助做《东方杂志》的编务工作。胡愈之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帮助理化部在编的书籍寻找、翻译一些中外文资料，为动物大辞典编索引，为《东方杂志》做时事摘录，学做编辑，除此之外，诸如登记稿件、计算和领发稿费、核算出版物字数、印张和成本、跑工厂联系排印和核对等等，有时也应编辑的要求翻译一些资料和文章。对于这些繁琐的工作，胡愈之都认真去做，并通过这些工作了解和熟悉了刊物和图书的编排校印的全部过程，从而精通了编辑业务。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气氛和学习氛围非常浓厚。作为练习生的胡愈之深深懂得，要不断学习，才能有发展前途。除了辛勤工作外，他博览群书，刻苦自学，尽力丰富知识储备，努力开阔知识视野，不断增进学识修养。除了每天工作6小时外，其他大部分业余时间，胡愈之几乎都用在读书自学上。拥有46万册藏书的商务“涵芳楼”——东方图书馆，更为胡愈之的刻苦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胡愈之特别注重外语的学习，工作之余读英语夜校，并自学日语、世界语，开始发表著译文章。1915年，因工作出色，19岁的胡愈之正式担任《东方杂志》编辑，并发表评论文章。通过接触外文资料，翻译外国作品，胡愈之的视野不断开阔。1917年，在他担任《东方杂志》编辑的第三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从小向往进步和民主的胡愈之，第一次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开始在《东方杂志》上刊登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主动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洗礼。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揭开了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这时的胡愈之感到异常兴奋，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对《新青年》杂志每期必读，每篇必看。他认为《新青年》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提倡白话文，向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进行冲击，对国民起到了思想启蒙和解放的作用。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胡愈之积极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去，他以《东方杂志》为阵地，1920年到1922年三年多时间里，他在《东方杂志》上源源不断地翻译、撰写了60多篇文章，代表作有托尔斯泰《三死》、高尔基《消极抵抗》、《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论》、《近代英国文学概论》、《近代德国文学概观》等。除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胡愈之还积极投入到文学创作的行列，积极在《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上发表作品，他的这些作品为当时的文学艺术爱好者提供了大量新鲜的信息，为推动20世纪20年代初日趋活跃的文学革命运动贡献了一份力量。
“五四”运动以后，胡愈之成为《东方杂志》的主要编辑。他开始革新《东方杂志》，经过胡愈之的改革，杂志采用白话文，内容更加接近读者、接近实际，国际时事的介绍变为国际问题的评论和研究，科学技术的史料变成为对科学思潮的分析、探讨。刊物上还增加了社会科学新思想、新趋向的评介，使杂志逐渐成为权威性的社会科学大型综合刊物。
期间在1920年，胡愈之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五卅”干将 被迫流亡
19世纪末到20年代初，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众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不断扩大，西方列强变本加厉掠夺中国的财物，剥削广大人民群众。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人民反抗压迫，争取独立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会积极分子、共产党员顾正红等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和开工资，遭到日本资本家的开枪射击，顾正红被打死，工人伤10余人。枪声和鲜血没有吓到工人，反而激起了全上海各日本纱厂工人的愤怒，1万多纱厂工人全线罢工。接着，上海的许多大学生纷纷罢课。
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南京路巡捕房出动大批巡捕，大肆拘捕参加游行和演讲的学生。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捕去学生四十余人，击毙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死三名。6月1日巡捕又枪杀三人，伤十八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从6月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从6月1日到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并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约700个县，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该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6月11日，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向人群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1925年6月7日，上海工、商、学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三罢”运动的公开领导机关。会议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三罢”开始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调集武装，继续屠杀群众，进行武力恫吓，同时施展种种阴谋分化瓦解工商学联合阵线。在威胁利诱面前，资产阶级由动摇而妥协，于6月26日无条件结束总罢市。而工人阶级一直坚持到9月初，通过谈判，取得部分经济要求的胜利后陆续复工。继上海“三罢”之后，全国各地群众特别是工人，都纷纷起来参加了这一反帝运动，其中工人成了反帝运动的主力，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作用。
胡愈之紧密关注五卅运动的进展，并积极投入战斗中去，得知顾正红被枪杀后，异常愤怒的胡愈之迅速参加了由上海市民组织的“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积极参与募捐和讲演活动，并参加了顾正红的追悼会。运动中，胡愈之和周越然、丁晓先等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发起成立了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并以该会的名义应邀到各学校团体进行演讲。他还同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等一起，创办了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公理日报》。
刚刚创刊的《公理日报》报道了五卅惨案的真相，即时报道工人和学生的罢工动态，并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宣言的形式提出了解决五卅事件的要求。因此，《公理日报》一创刊就受到上海各界的热烈欢迎。1925年6月30日，《东方杂志》专门推出了一期由胡愈之主编的“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增刊主要篇幅刊登了胡愈之根据自己在运动中亲眼目睹的事实写成的3万多字的长篇纪实文章《五卅事件纪实》，该文分14部分，对五卅运动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作了详细的记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洪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纠察队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队员被打死打伤。事件发生后，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当天下午，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对左派人士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的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亲眼目睹“四?一二”政变惨状的胡愈之悲愤至极，与郑振铎、周予同等六人起草“四?一二”抗议信，寄给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三大知识分子”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
因为抗议信胡愈之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1928年初，在朋友的劝说下，胡愈之决定离开上海去法国。出国之前，他找到当时商务印书馆的高层，提出出国后继续为《东方杂志》写稿，由商务印书馆支付稿费维持他在法国的基本生活。商务印书馆同意了胡的请求，让他以《东方杂志》驻欧洲特约记者的身份去法国。
1928年1月中旬，胡愈之从上海乘坐法国“波尔多芬”好邮轮，开始了他历时三年的欧洲游生活。经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士运动入地中海，航程近16000公里，最后于1928年2月下旬他到达法国南部著名港口马赛。
初到法国的胡愈之举目无亲，又不懂法语，但是凭借自己精通世界语的优势，他很快与法国世界语团体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迅速安定下来。不久，胡愈之进入巴黎大学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胡愈之又拿出了他刚进商务印书馆时的学习劲头，充分利用巴黎大学的各种资源进行学习。为了突破法语这一语言关，胡愈之专门到生活费比法国低，但同样是说法语的瑞士日内瓦暂住了一段时间，向一位华人法语教师学习。在巴黎大学学习的这一段时期，胡愈仔细研读了国内看不到的法文版、英文版马列原著，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
作为《东方杂志》驻欧洲的特约记者，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职责，学习之余，他抽空为《东方杂志》写了许多欧洲各国时事问题的通讯和评论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到1931年的三年间，《东方杂志》共刊登胡愈之的国际时事问题通讯和评论文章达17万字，平均每月近5000字。巴黎留学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是对于胡愈之来说，是非常值得的，在法国期间他认识了很多朋友，如巴金、朱光潜、孙伏园等，他们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相互鼓励，共同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
胡愈之是世界语在中国最持之以恒的推动者。他于1920年发起的“上海世界语学会”，据说是全球世界语运动历史最长的团体。在法国期间，胡愈之多次参加了法国世界语小组的活动，1928年，作为中国世界语代表，参加在安特卫普召开的世界语联大会，后来又参加牛津大会。世界语联每年开会，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中也拒绝暂停。常有千余自愿参加者，一律用世界语交流。
1930年，欧洲范围内爆发了经济危机。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法国的生活费不断增高。1930年法郎与白银的比价竟比1928年增加了4倍，靠一点微薄的稿费和其他人的资助胡愈之难以维持自己的学业，无可奈何之下，胡愈之决定中断学业，于1931年1月动身回国。为了去看看德国和苏联，胡愈之决定乘横穿欧亚大陆的国际列车回国。在德国、波兰、比利时等国，一路有“世界语同志”接待，所到之处，胡愈之便与当地的世界语组织开展交流。
苏联当局没有给胡愈之签证，但是在莫斯科站台上，竟然看到挥舞着世界语绿星旗等着他的两位女“同志”，俄国世界语者轮流陪他参观访问。在苏联的短短7天时间里，胡愈之亲身体验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在各方面显示出来的活力，也无形之中强化了胡愈之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希望。回国后，胡愈之写下了介绍《莫斯科印象记》，全文共6万多字，按参观顺序由各具标题，既独立又连贯的41个篇章组成，是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著作，反映了他对新的社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