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学校 接收遗孤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残酷地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攻。屠杀革命领袖是他们实施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被特务杀害，他们的子女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四处流浪，生活困苦。1930年，中共中央决定，让董健吾以圣彼得教堂牧师的身份，用基督教会和“互济会”的名义，在上海创办一所幼稚园，专门收养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这样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
开幼稚园虽容易，但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经费，互济会只能提供一小部分，大部分要由董健吾设法解决。为了筹措经费，董健吾一面在教友中募集，一面赶回青浦老家，毅然把祖传的几十亩地全部卖掉，换得500多块大洋。回到上海后，他找到好友肖志吉医生，用较低的租金，租了肖志吉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又请木匠打了几十张小床小桌椅。为了免遭国民党警特的骚扰，董健吾特地通过关系，请宋庆龄题写了园匾——大同幼稚园。当时取“大同”之名，主要寓意是世界大同，即世世代代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奋斗，展开来说，就是要把革命干部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抚育好，使之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实接班人。经过紧张的筹备，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终于诞生了。董健吾亲自担任园长，他的夫人和李立三、恽代英的夫人，都安排在大同幼稚园当保育员，精心照料、培养革命者的后代，以慰烈士在天之灵。当时，寄养在大同幼稚园里的，有革命烈士彭湃的儿子彭小湃、恽代英的儿子恽仲希、蔡和森的女儿蔡转，中共领导干部李立三的女儿李力、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女儿等等。
1931年初的一天，董健吾接到上级通知，要他立即去某酒店接头，接收来自湖南的3个孩子。原来，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被反动军阀何健杀害后，8岁的毛岸英、6岁的毛岸青、4岁的毛岸龙生活没有着落，处境危险，在当地党组织的安排下，几经辗转到了上海。毛岸英3兄弟进入大同幼稚园时，因受特务的迫害，身体都十分虚弱。1931年4月，董健吾奉命到汉口出差，就在他离开上海的时候，毛岸龙突然发起了高烧，紧接着上吐下泻，一个小时就泻了四五次，病情来得非常凶险，值班的保育员很着急，便抱着毛岸龙到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就诊，经医生诊断为痢疾。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传染病，孩子小、抵抗力很差，当天晚上毛岸龙便死在医院。董健吾深感内疚，对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倍加疼爱，经常叨念着要让他们和毛泽东团圆。
在办园过程中，董健吾发现地处戈登路的幼稚园场地小，采光不足，附近又没有可供孩子们游戏的公共园地，孩子们长期呆在室内不利于健康成长。1931年的春天，董健吾又求人帮忙，将幼稚园搬到法租界陶尔菲斯路341号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开间楼房。那里阳光充沛，房舍宽敞，环境幽静，又靠近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改善了许多。天气晴朗的时候，保育员就带领孩子们去附近的法国公园走动，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听故事，做游戏。有时，董健吾坐在草地上，孩子们围着他，一个个唱呀、跳呀，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许多带孩子来公园游玩的家长，见此情景，十分羡慕，不断地前来询问，工作人员一一耐心而又得体地作出回答，扩大了幼稚园在社会上的影响。
到了1934年初，国民党特务嗅到了大同幼稚园有不同寻常的味道，暗中进行调查，计划抓取孩子作为人质。董健吾获悉这一情报，当机立断解散了大同幼稚园，在上海党组织的安排下，疏散了在园的全部革命者子女。有亲可投的，归亲友收养；无亲可投的，由组织另行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在上海无亲无故，党组织指定董健吾负责收养。当时，董健吾住在上海地下党开设的古玩店“松柏斋”楼上。毛岸英兄弟的生活由妻子郑兰芳及其母亲照料。几个月后，经与特科的欧阳新商议，董健吾决定将毛岸英兄弟转移到前妻黄慧光家里——因为毛岸英兄弟一口湖南话，不敢送他们去上学，只得把他们关在家里玩，至于学习，就只能由大孩子来充任小老师了。毛岸英好学，董健吾的长子和二女儿担负起了教学的任务。两个小老师恪尽职守，除教语文和英语外，还规定每天写一板大楷。毛岸青尚小，好动好玩，最让人操心，他还时常溜出家门听街头艺人说唱《二闰》、《水浒》、《西游记》，哥姐们把他从街上拉回家后，他就有声有色地向大家讲述听来的故事，邻居中有一位京剧武生，天天在家练功，毛岸青看得眼热，就找来木棍，学着舞刀弄棒。
白色恐怖威胁下，董健吾只能日夜保持高度的警觉。在毛氏兄弟寄居的5年多时间里，董健吾帮助黄慧光数易居所，与此同时，经济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开始两年，凭着牧师职务的收人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向毛岸英兄弟提供的每月10元生活费，日子还过得去。但后来，为专门从事特科工作，董健吾奉命辞去牧师职务，生活全靠党组织发的津贴，随着斗争形势日渐恶化，党的经费越来越困难，党中央减发了对董健吾的生活津贴，停止毛岸英兄弟的生活补贴。
自从中共上海中央局数次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后，董健吾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全家的生活来源随之中断。无奈之中，除典当财物外，他们千方百计自谋生路。有时为生活所迫，岸英带着岸青到街上去找饭吃，他们拣过烟头，拾过破烂，在白渡桥上帮人推过车，卖过报纸、油条。一天晚上对账，岸青发现所卖的报纸竟收了不少假币，认定假钱是几个外国水手买报时给的，一怒之下，拿起粉笔在电线杆上写下“打倒洋人”四个字，不料被巡捕撞见，掴了他一记耳光，岸青当即头痛欲裂，后被赶来的岸英背回去，因未能及时医治，影响了他的一生。
汉口脱险 通报危情
三十年代，红色革命根据地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了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力量，一批批中共领导干部从上海分别派往各地。1931年从苏联取道回国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偕夫人张琴秋等，将赴鄂豫皖苏区。在讨论进入苏区路线时，沈泽民夫妇拟订从合肥经六安入境，张国焘、陈昌浩则要求先到汉口然后进入黄安。但是，这两条路线都是岗哨林立、暗探众多。为了使这些革命骨干顺利到达目的地，主管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来命令顾顺章护送，因为顾顺章掌管中共中央通往各地和苏区的交通网。但对派顾顺章单独去汉口执行护送任务周恩来又不大放心，顾顺章工作中盲动又专横，而且个人生活也十分不检点，吃喝漂赌无所不能。鉴于此，周恩来决定派董健吾随同顾顺章一道负责掩护，并通过汉口的社会关系确保安全。
董健吾接受任务后，便主动与顾一起研究送张国焘和陈昌浩的方法。当日黄昏，顾顺章找到张国焘说：“4月1日有一艘来往沪汉的船开往汉口，老板与我很熟，你们打扮成普通商人，我安排人接你们上船，我跟董健吾先走一步，在汉口物色人员护送你们到黄安。”张国焘点头同意。
3月30日傍晚，由顾顺章、张增谦、董健吾组成的魔术队从上海出发了。他们趁着夜色，乘上英轮，驶向汉口。4月3日，顾顺章一行抵达汉口，并于4日下午6时将张国焘、陈昌浩接到日租界一个秘密的交通据点住下。7日，将张、陈等托付豫皖苏区派来护送的交通员后，顾顺章提出在汉口呆上几天的要求。董健吾与顾商定，在未找到可靠的住宿地点前董暂住在他的同学、时任暨济水电公司经理刘少岩家里，顾顺章则提出下榻在汉口怡园附近的世界旅馆，并约定碰头的时间和地点。几天后，当董健吾通知顾顺章已为他找到社会关系可靠的人家居住时，顾顺章却以住旅馆比住私人家中好，出入方便、住宿自由为借口加以拒绝。不日，当董健吾从刘少岩那里获悉，顾顺章所住的世界旅馆系由探口大流氓、洪帮头子、武汉行营侦缉处长杨庆山把持时，要顾顺章马上离开，另寻住处，以免遭不测，顾顺章拒绝了这一建议。
董健吾与顾顺章常按约定时间在江边接头。有多次，顾顺章不顾地下工作纪律，事先没有经过组织的同意，在接头时，竟带一个穿戴白衣、白帽、白高跟鞋的时髦女郎。顾顺章还辩解说，这个女人是他在新世界饭店舞厅结识的舞女，带她来接头，可以避开国民党暗探视线。女子第一次见到董健吾，就抢先介绍自己是顾顺章的姨妹，叫严丹萍，她还老是问董健吾姓什么，董说姓王，她不相信，还多次打听董健吾的职业和经历。在这种场合下，董健吾不敢与顾顺章谈正事，只好敷衍几句先走开。董健吾离开时，察觉到这个女子在窥测他的去向。董健吾感到情况异常，怀疑此女有问题，多次劝顾顺章与此女断绝往来。顾顺章不但不听，反而说董疑神疑鬼，少见多怪，庸人自扰。
在汉口这个花花世界里，顾顺章与那位时髦女子花天酒地，将带来的盘缠费用花了个精光。4月19日，汉口新市场的魔术馆前贴出了一则招聘演员的广告，耍得一手好魔术又正缺钱花的顾顺章不由得技痒难忍。他找到董健吾，要他一起登台表演魔术，董健吾认为公开露面是违反党的特科工作纪律的，极易暴露自己，就没有同意，并竭力劝顾顺章不要擅自违反党的纪律。顾顺章不听董健吾的再三劝阻，与新市场魔术馆签订合同，公演预告贴至各要道路口的醒目处，大肆宣扬。眼见演出时间一天天逼近，董健吾萌发了亲自回沪向周恩来汇报情况的念头，于是谎称家中急电“祖母病危，要求尽快回沪”。顾顺章不知道实情，就托人为董健吾买了回上海的“建国”号船票。董健吾拿到船票后，立即向顾顺章辞行，同时要他不必送行。
董健吾回到刘少岩家，告诉刘少岩自己买了“建国”号船票，明早就回上海。说来也凑巧，刘少岩及妻子因常来往于沪汉之间，对各条轮船的情况比较熟悉。当刘少岩得知董要搭乘“建国”号轮船时，就说“建国”号较简陋，速度也很慢，又不怎么安全，不如改乘日商株式会社的“洛阳”号轮船，舒适、快速、安全。刘少岩的妻子也说道：“我家佣人阿福明晨乘‘洛阳’号回上海，你不如改乘‘洛阳’号轮，路上有个照应。”董出于各种考虑，就听从了刘少岩夫妇的建议，将“建国”号轮票换成“洛阳”号轮票。
为了防止有人跟踪，回沪那天早上，董健吾身着牧师服，戴上墨镜，手提装满鼓鼓囊囊废纸的网篮，佯装乘“建国”号登船。等响过催客铃后，董健吾丢下网篮，急忙下船，驱车直赴日商码头，改乘“洛阳”号轮，两轮启程的时间相隔两小时。
就在同一天下午，汉口新市场魔术馆内座无虚席，观众对艺名“化广奇”魔术师的表演不时发出赞叹，掌声响彻整个大厅，魔术师洋洋自得的脸上放着红光。演出结束后，顾顺章迅即走出新市场，与中共中央军委驻武汉交通大站主任张菘生接头，两人一前一后向法租界走去时，被中共叛徒发现，叛徒立即通知特务，很快，顾顺章、张菘生被捕。此时，董健吾乘坐的“洛阳”号正驶向九江。约在4月24日晚上11点多，“洛阳”号将要靠近九江码头赶上先期出发的“建国”号轮船时，在“建国”号轮停泊的九江码头，岸边军警林立，人声鼎沸，如临大敌。“洛阳”号轮的乘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船长见九江码头这般模样，又知无人在此下船，为免出现意外，于是下达命令：船不靠岸，直抵上海。“洛阳”轮拉响汽笛，向着长江下游驶去。
董健吾乘坐的“洛阳”号轮于26日（星期日）下午到达虹口日商码头，靠埠下客。董健吾一返回家，就立即给秘密交通员老王打电话。一听到董健吾的话音，老王大吃一惊，急忙问他是怎样返沪的。董在电话中简单地讲了改乘“洛阳”号回来的情况，并要求面见周恩来。老王听完他的陈述后，长长舒了一口气，要他好好休息。一小时后，董健吾接到电话通知，约定晚上7点半来见周恩来。在大中华饭店506房间里，当周恩来一见到董健吾，便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并连道旅途辛苦，站在旁边的交通员老王也喜形于色，连忙让董健吾入座。董健吾将这次护送任务和在武汉的情况详细地作了汇报，讲了易船的经过，并对顾顺章在汉口的行为，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董健吾说：“顾顺章在汉不仅故态复萌，而且变本加厉。我曾多次进行过劝阻，他都当成耳边风，自以为是。若再这样下去，被捕的可能性很大。为了请示对策和你对我临行前的嘱咐，我借故赶回上海。”
周恩来听罢汇报，对董的做法表示赞许，说：“你这次好险啊！幸亏脱身得快，否则也会遭殃。”董健吾听到周恩来的话，如坠云雾，不知险从何来。周恩来解释道：“从南京方面得到确切消息，顾顺章在你离汉的当天晚上便被国民党武汉行营逮捕，旋即叛变，供出了你和其他同志。为将你捉拿归案，国民党九江方面对‘建国’号轮进行了全船大搜查，因船票是顾顺章亲自给你的，而船上又未查出你的人影，于是全船戒严，还令该船九江以下各埠一律不停，直抵上海。我们最后获悉，‘建国’号轮在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后，军警将全船百余名旅客押到巡捕房，逐一盘问，结果是一无所获。”至此，董健吾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洛阳”号轮到达九江码头时岸边那番紧张的情景。
周恩来对董健吾说：“你虎口余生，脱险归来，应向你表示祝贺。现在通过你的汇报，使组织上及时掌握了顾顺章在汉口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研究下一步的对策非常有利。”接着，周恩来、董健吾和老王三人一起商量了应变措施，周恩来并责成董、王两人在次日清晨以最快的速度分头进行工作。
协助潘公 消灭叛徒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原中央特科的许多骨干人物都不能继续留在上海工作。1931年6月，中共中央调整了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领导班子，重新组成了新的特科领导机构，由中央委员、原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担任一把手，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赵容（即康生）担任二把手，原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担任三把手。中央特委下设四个科：第一科即总务科，科长由陈云兼任；第二科即情报科，科长由潘汉年兼任；第三科即行动科，又称红队，科长由康生兼任；第四科即通讯科，科长仍由李强担任。改组后的中央特科的任务没有变化。
1932年，陈云调江西苏区工作后，康生负责领导工作，潘汉年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仍兼第二科科长。董健吾是二科的情报工作人员，原在陈赓领导下开展工作，改组后转归潘汉年领导，他的直接领导人是潘汉年的主要助手欧阳新。
潘汉年与经营古玩店的董健吾经常联系，一天上午，董健吾坐在松柏斋古玩店里，翻看刚刚送来的各种报纸，突然，他被《申报》刊登的一条新闻所吸引，该报称：昨日傍晚，一艘待命驶往南昌的客轮，停泊在十六铺码头，形形色色的旅客正在蜂拥着上船。这时，一辆美式轿车戛然停在码头上，先走下两个腰插手枪的保镖，旋即又走下一位身着长衫，手提皮箱的中年男人，很有派头的样子起步登船。忽然，“啪”、“啪”两声枪响，中年男子当即倒在码头上，凶手迅速逃离了现场。
这时，潘汉年来到董健吾的店里说事，看到董健吾在看这条新闻，就说，事有凑巧，我正是为这事来找你的。把事情的原委大致说给了董健吾。
原来为了配合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党中央从江西苏区派了一名叫熊国华的同志来充实上海的秘密工作，此人原在苏区从事机要工作。熊国华到达上海后被捕，因经不起刑讯逼供，叛变投敌，向龙华伪警备司令出卖了好几个党的同志，同时还把他掌握的中央苏区有关的情况向敌人泄漏。潘汉年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国民党设在上海的特务机构认为这个叛徒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对国民党的军事“剿共”行动很有利，于是决定派人把他护送到南昌，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他掌握的所有机密。上海地下党认为如果此人返回南昌，必将给苏区和红军造成难以估量损失。上海地下党及时向保卫中央机关的负责人陈云同志做了报告。经过研究，为了确保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顺利进行，决定在上海处决这个叛徒，交由康生负责的三科执行。康生组织特科人员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埋伏，当叛徒准备乘船回南昌时“红队”队员冲上前去射杀。这次新闻上写的，其实就是特科“锄奸队”刺杀叛徒的情景。
潘汉年通过内线获知，叛徒被击中一枪，子弹从颈项穿过，竟然没有死去，当即被租界巡捕房送入仁济医院抢救治疗。潘汉年感到事态严重，立刻向党中央做了报告。很快，中央命令，为了确保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下党的安全，趁这个叛徒伤势严重，几度陷入昏迷的情况下，将其击毙在医院中。
仁济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附设在一座教堂的后面。平时，医院中就有着良好的医疗秩序，一般看门诊的病人是不准进入住院区的，就是探视住院病人的亲属，也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敌人清楚这个叛徒被狙击致重伤的原因，在他的病房门前，加了专门人员看守，想接近这个叛徒相当困难。
潘汉年和助手们认为，若想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处决叛徒的计划，必须摸清叛徒居住的病房，以及病房四周敌人布防的情况。而要完成这样一项特殊的任务，最好找到一位和教会有关系的情报人员，打着宗教的旗号，进入病房区探查，董健吾成了大家心目中的最好人选。
董健吾深知这项使命的重要性。他受命之后，找到医院中一位和自己很熟悉的牧师，在一般的闲谈中，获悉这个叛徒住在隔离病房，专由巡捕房警务处监守，防范甚严，非经特许，不准接近。接着，他又以关心病人为名，和这位医院中的牧师视察了所有的病房，他还发现，在这个叛徒的病房门口还有两名武装巡捕监守。
回到自己的古玩店以后，董健吾立即向潘汉年做了汇报。潘汉年摸清了叛徒的病房位置，但却无法把我们的锄奸人员打入医院，进入隔离病房，越过武装巡捕的监守，去处决这个倒在病床上的叛徒。潘汉年只好再次要求董健吾利用和医院中的那位牧师的特殊关系，做好有关医务人员的工作，尽快拿出一个可行的处决叛徒的方案。
董健吾再次拜访了那位牧师，向他说明了情况，这位牧师出于爱国的正义感和对潘汉年人格的信任与崇敬，很愿意帮忙，并很快和潘汉年共同密商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这天夜里，保卫人员化装成仁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护士和牧师的带领下，以查病房为由，大摇大摆地走到叛徒的病房门口，出奇不意地制服了监守的武装巡捕，闯进病房，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这个叛徒的性命，然后越墙逃出医院，坐上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车，安全地撤离了。
潘汉年指挥的这次行动，由于是在武装巡捕监守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因而无论是对公共租界的巡捕人员，或是对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人员，尤其是对那些叛变投敌的败类，都有了震慑的威力，叛徒们有了岌岌可危的恐慌感。而这次行动的幕后英雄却是董健吾牧师。
董健吾还帮助潘汉年镇压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王斌。王斌是专门负责引渡工作的，极端反动，血债累累，是杀害龙华24烈士的主要凶手之一。为了震慑敌人，给死难同志报仇，潘汉年请示陈云后，决定将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除掉。但我们在警备司令部的内线已经转移，熟悉王斌的人一时难以找到。潘汉年又请董健吾利用各种关系，帮助查明王斌的饮食起居、行动规律、经常走的路线等等。董健吾很快完成了任务，并翻拍了许多王斌的照片。一天，这个恶贯满盈的特务头子，身着西装革履，坐着他的专用黄包车，神气活现地架着二郎腿，叼着雪茄烟，经过法租界的龙门路时，说时迟，那时快，街头突然闪出两名枪手，“啪”、“啪”两枪，王斌大气都没喘一口，便当场死在黄包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