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入狱 英勇斗争
沙千里、沈钧儒等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抨击当局的做法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1936年11月22日夜间，国民党政府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消息传出，全国各界人士大为震惊。11月24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并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电。27日又发表《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严正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对救国会的陷害，重申救国会的立场。此时，宋庆龄也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救国会领袖。全国各地救国会和爱国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和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救国会被捕领袖。中国共产党也发表文章表示抗议。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罗（今泰国）华侨文化界200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他们。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
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特地罢课两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大示威，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等口号。全国许多报纸把他们称为“七君子”，把他们的案件称为“爱国无罪”案。
按照国民党政府法律规定，侦讯时间以两个月为限，必要时可以延长两个月。沈钧儒等七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国民党办案人员侦无可侦，讯无可讯，只得延长羁押两个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八点钟，检查官才炮制出了“起诉书”。这个“起诉书”洋洋数千言，东拼西凑地捏造了“十大罪状”。邹韬奋愤怒指出：“故意罗织，人人以罪。”律师出身的沙千里感慨地说：“我们万不料侦查了四个月之久，起诉书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国家，污辱了神圣的职务。”
“起诉书”出笼，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向全世界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民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十分尴尬。
1937年6月10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开庭，公开审理此案。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人群，前来瞻仰七君子风采，对他们表示敬意。法院当局见事不妙，贴出布告，改公开审讯为不公开审讯。沈钧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他们的律师向书记长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
“七君子”的律师都是来自上海的著名律师，全都是自愿前来进行义务辩护的。每人都有三名律师，总共21人，组成一个律师团。他们不仅要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为保障“爱国无罪”而斗争，为全国人民争取爱国的自由。法院当局无法审理，只得答应“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来。
“起诉书”又臭又长，全然建立在诬陷、歪曲的基础上，因此破绽百出，不堪一击。沈钧儒等七人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狱；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他们不可能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接洽”。“起诉书”却无中生有地把西安事变列为他们的“罪状”之一。法院当局借口救国会曾于11月间致电，吁请张学良出兵援助绥远抗战，诬陷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这就构成了彼此“勾结”的“证据”。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沈钧儒头一个受审，他义正辞严作了回答：“我们发电报给张学良，是为绥远事件共同抗日，同电还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宋哲元，希望他们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于拿西安事变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我本人很奇怪，应请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
邹韬奋也据理进行驳斥。他指着电报说道：“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援绥抗日’，并非叫他进行‘兵谏’，并同时还打了同样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么勾结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辩护律师接着说：“起诉书中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这无异给法院当局将了一军。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表示“宽恕”张学良、杨虎城，“既往不咎”，可是张学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软禁起来。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31日，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对七人案难以继续审理，只好“具保释放”，释放了这七位爱国领袖。
沙千里等“七君子”在苏州监狱与国民党当局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前后8个月，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与外界各界的营救相互配合，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狱中，沙千里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七人之狱》，另一本是《婚姻、子女、继承》。
全面抗日 转战汉渝
“七君子”回到上海，受到了上海各界的隆重欢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国运动的范围得以更加广泛开展，不但各界群众参加，连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参加的也不少。为顺应形势的发展，上海各界救国会改名为“上海救亡协会”，“上海职业救国会”改名为“职业救亡协会”。沙千里回到上海后，担任“职协”常务理事兼秘书处负责人，继续抗日救亡活动。
“职协”是各行各业进步青年职工团体，沙千里领导“职协”与文协、教协、妇协、工协等联系，积极开展战地服务，救护与慰问伤兵，救济难民，编印宣传刊物，培训抗日救亡干部等。1937年11月9日，中国军队西撤前夕，“职协”曾发动“保卫大上海运动”，动员了各界人士捐款捐物支援前方，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声势，安定了民心，支援了前方将士。“职救”编印的《救亡周刊》，由沙千里任主编，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为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沙千里还担任《国民》周刊的编委，在《国民》周刊上写了不少文章。《苏联革命二十周年纪念与我们的斗争》一文具有代表性。在文中，沙千里明确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并建议中国应该联合苏联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1937年10月，南京、上海相继失守，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先后撤退到武汉。他们不定期聚会，研讨抗日形势，同时创办报纸刊物，宣传抗日救国，接待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流亡到武汉的爱国青年，把他们介绍到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参加革命或安排在武汉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1938年初，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沈钧儒、沙千里等联络武汉当地的爱国青年和从上海撤退来的原来“蚂蚁社”的骨干成立了武汉蚁社。蚁社吸取了很多爱国青年，规模不断扩大，最多时达到500多人。蚁社社员积极参加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各种活动，很快就成为当时武汉颇有名气和影响力的群众团体之一。沙千里还与何惧在武汉成立一个基金委员会，通过委员会筹款创办《大众报》。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抗日逐渐消极，反共日趋积极。1938年8月20日，国民党汉口卫戍司令部以莫须有的罪名解散“蚁社”、“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青年救国团”。沙千里亲自起草抗议书，要求政府立即恢复蚁社组织。但最终整整工作十年的蚁社被迫解散。蚁社的社友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奔赴新四军，有的参加宣传队、演出队，继续参加抗击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蚁社十年，虽然没有直接接受中共的领导，但是蚁社中有许多地下共产党员，深受党的影响，培养了大批团结进步青年，为革命输送了大批人才。沙千里等创立的蚁社功不可没，永载史册。
在武汉期间，沙千里还积极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宣传抗日救国方面写了许多文章，呼吁发动民众抗日。沙千里指出，民众运动应该是抗日的主力，民众是抗日的源泉，然而国民党根本不相信民众，自抗战以来，不但没有发动民众抗日，还不断镇压民众抗日的自发行为，压制民众。他断言：没有民众的支持，抗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鼓励了民众参与抗日的决心和勇气。
由于沙千里工作出色，由共产党员杨修范和袁清伟介绍入党，经湖北省委书记何伟、王翰和中共长江局董必武相继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但是为了便于在民主党派中开展工作，他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直到1980年才正式公开。在他的入党过程中，沙千里曾这样回忆到：
他于1934年或1935年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苏联之友”后，就经常过小组生活，当时即有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动机。以后救亡运动中，和党员接触频繁，愈加密切，对党有了进一步认识，并且下了参加组织的决心。出狱之后，到了武汉，同在武汉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八路军和周恩来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和联系，许多工作斗争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愈益感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积极奋斗的。
武汉失守后，沙千里与救国会的部分骨干从武汉直接撤退到重庆。在重庆，沙千里与沈钧儒、邹韬奋关系密切。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根据蒋介石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讲话，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并对共产党、民众团体、爱国民主人士的言论行动实行严格控制，剥夺了人民群众抗战以来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国民党假装实行民主，组织国民参政会，邀请各界代表参政，享受听取报告权、询问权和提案权。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救国会的骨干被聘为国民参政员。沙千里积极协助沈钧儒从事国民参政会工作。在9月9日举行的国民党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顺利通过了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提出的“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提案。之后，在重庆、桂林等地便开展了宪政运动。国民党为了对抗宪政运动，极力宣传所谓“五五宪法草案”，沙千里与沈钧儒、张友渔、韩幽桐、张申府、钱俊瑞等7人，对国民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合写了《我们对于“五五宪草”的意见》等系列文章，对“草案”进行了批判。沙千里还单独撰写论文，如《中国宪政运动的回顾与展望》、《对于“宪法草案”的意见》等。沙千里在《对于“宪法草案”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国民党所谓宪法草案是限制人民自由，侵害人民权利，为总统滥施权力创造条件，要警惕袁世凯独裁重演。
除了政治方面工作外，沙千里还积极涉足经济方面的事务。1938年刚到重庆不久，就担任重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推进组长，并主持过“工合”办的《工业合作月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斯诺创办，得到了周恩来、宋庆龄、蒋介石、孔祥熙的支持和赞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时，主张用生产合作的方式来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以发展中国工业，建立经济的国防线，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自创立开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规模不断扩大，到了1940年10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已经建立了2300多个小工厂，遍布16省。从内地到敌人的后方，到处都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小工厂。抗战开始后，这些工厂遭到巨大破坏，损失惨重，后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制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逐步衰落。
1941年3月，在重庆的一些抗日党派的负责人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为了调解国共冲突，争取实现民主政治和时局的好转，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也是这个同盟的发起人之一，但由于民主政团同盟发起人对于救国会参加同盟的意见不一致，所以直到1942年，沈钧儒、沙千里和救国会才加入同盟。从此，民主政团同盟形成了三党三派，扩大了队伍，增强了力量。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救国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民主同盟。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这表明民盟的政治主张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对民盟的这一进步，沙千里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经明确地说：“我们坚持在同盟内部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促进同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1942年4月，沙千里和沈钧儒、崔国翰、林亨元成立了平正法律事务所，进行律师业务。他们积极主动地为进步文化事业机关、团体的合法权益开展工作。除了受聘《新华日报》的法律顾问外，他们还受聘担当鲁迅纪念委员会和生活书店等13家书店、出版社的法律顾问。他们积极办理周恩来、董必武和八路军办事处交办的案件，同国民党顽固派作合理合法的斗争。
沙千里还和救国会的何惧创办企业，实业救国。他曾任建国机械厂经理、建成实业公司经理、和春麦粉厂经理。这些经历使沙千里与重庆的工商业者联系密切，沙千里利用自己的特长，与基层民众打成一片，团结中小工商业者与国民党腐败的经济制度做斗争，指出四大家族在经济上的掠夺是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
迎接解放 获得曙光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为了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塔密约》，随即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并立刻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
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大反攻阶段。中共准备将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据地一一连通。国民党方面也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迅速占领各大城市，准备接受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
至此，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当胜利的中国人民还没有喘过气来，国民党又挑起了新的内战。为了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与国民党举行谈判。谈判前，沈钧儒、沙千里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并征求他们对谈判的意见。为了顺应形势的变化，1945年冬天，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议，会议制定了新的组织规程和政治纲领。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新的救国会以“团结国人，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新中国”为奋斗的终极目标。沙千里因为回到上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对于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感到非常及时和有必要。
回到上海后，沙千里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是从事律师业务。他一到上海，继续与沈钧儒合办律师事务所，不少工会和公司请他担任法律顾问。最先来请他的是上海法商水电工会和一家百货公司工会，期间，沙千里在打击汉奸势力，维护工会正当权益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二是根据中国人民救国会的纲领和章程，筹建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上海组织，使救国会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下。第三是与马叙伦、林汉达等发起成立了有各党派、各工会、各教育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1945年12月，沙千里、许涤新、罗叔章等成立“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通过了章程和《对当前经济问题之意见》，批评了国民党腐败的经济制度，提出经济民主的九点主张，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
1946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5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移驻南京，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加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对华东地区的领导。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就是党领导下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个人民群众团体。6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6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接着又对华北、华东、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发动进攻。
8月2日，国民党派飞机轰炸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张家口以后，公然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此时民盟发表声明，抵制和拒绝参加伪国大，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指出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因而是非法的。
1947年5月，中国人民救国会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于民盟二中全会决议取消党派盟员，以后盟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会上决定以救国会的名义更加积极活动。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宣言》指出：“今后本会仍一本过去传统的精神，与国内各民主政团，共同努力，以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早日实现。”沙千里在会上积极拥护这一主张。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告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并对民盟成员进行迫害。此前的1946年7月，李公朴和闻一多相继被杀害，国民党妄想用暗杀等恐怖手段，把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于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陆续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香港。沈钧儒和沙千里在11月间秘密离开上海，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活动中心随即转移到香港。
1948年9月，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前往东北解放区。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是第一批，沙千里是第二批。他们到哈尔滨后，曾以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11月16日，沙千里等又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指出：民主的新中国，只有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铲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统一的新中国，只有在消灭反动独裁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
1949年2月25日，沙千里等到达北平。6月，他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大会上发言，他回顾了救国会成立14年来的斗争历程，表示坚决拥护新政协的各项决议，决心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他满怀激情地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全国解放以后，沙千里曾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政务院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2年4月26日，沙千里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