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与“魔鬼”打交道的大亨卢绪章
1949年的一天，上海警察局稽查处传讯上海广大华行经理卢绪章。一见面，负责此案的特务头目就劈头盖脸地对卢绪章说：“你是共产党，你的车牌号是50008号，我们掌握了你的证据，快点从实招来，不招就枪毙你！”卢绪章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兄弟，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我是陈果夫先生的常客，对于我的情况，果公了如指掌，不行你打电话向果公证实一下。”
多年的潜伏生涯练就了卢绪章过硬的心理素质和敏捷的反应能力，也使他一次次能够转危为安，书写了一个红色资本家卧底的传奇人生。
少年立志 追寻革命
卢绪章，原名卢植之，1911年农历6月17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县城内一家经营米行的小商人家庭。卢绪章出生那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新兴资产阶级革命力量推翻了封建帝制清政府的统治，全国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潮。那时的宁波虽然是个落后贫穷的海边渔村，但是革命的热潮使这个小城暗流涌动。1916年，孙中山先生来到宁波考察，并在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中学）召开的“宁波各界欢迎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寄予宁波人：“兄弟今日之所希望于宁波者，以宁波既有土地，有此资力，苟能积极经营，奋发图强，宁波不难成为吾国之第二上海，是在诸君之努力耳。”孙中山的宁波之行和富有激情的演说，让当时的宁波人为之振奋，意义深远。尽管只有5岁，但卢绪章从大人们的反映中对此事留下了深刻印象。
1918年，卢绪章进入鄞县第一小学念书，学校校规严格，师资力量较强，教师中有晚清的秀才、翰林，也有主张进步文化思潮的王任叔、蒋本菁等。卢绪章聪明好学、成绩优秀，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就在卢绪章上小学后不久，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杭州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宁波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广大中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运动。宁波早期的共产党员将爱国运动推向高潮，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新的共产党员，上文提及的王任叔到卢绪章就读的鄞县第一小学讲课，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对卢绪章的影响很深，使卢绪章从小就受到了革命教育。小学期间，卢绪章还利用课余时间与老师、同学结伴出游，欣赏宁波的美好风景。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经营的米行生意不好，家境情况越发糟糕，父母无力继续支撑卢绪章读书。加上当时宁波的时局不稳，父母害怕卢绪章会出事，所以就决定不让他继续读书，让他独身去上海苏州河路源轮船公司找叔叔卢宗祥。到上海后，在叔叔的安排下，卢绪章在源通轮船公司当练习生。他工作努力，兢兢业业，不久就熟悉了业务。下班后，其他小职员在打麻将、看电影、聊天、泡茶馆，卢绪章却躲在一边细心地看书，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修养。
卢绪章在公司表现很出色，受到了公司高层和同事的普遍赞赏和夸奖。通常练习生晋升正式职员需要二到三年的时间，而卢绪章只用了一年的时间。1927年，卢绪章又承担起源通轮船公司货运部负责人、主任，有授权签发提货单和处理货运业务的实权，月薪从25元增加到40元，那年卢绪章才16岁。加薪晋职，对卢绪章来说，固然可喜，但是，由于文化程度较低，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不足，他常常感到工作力不从心，困难重重，所以急切需要提高业务水平和文化水平。正好源通轮船公司的附近有一家上海市商会商业补习夜校，于是卢绪章报了名，开始参加夜校补习班。
上海商业补习夜校是一所旨在提高上海工商企业在职职工的业务能力、商业知识和文化修养的专科夜校。学校利用晚上上课，聘任上海商科大学等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所以受到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职工欢迎。卢绪章到夜校参加学习提高自己能力的做法，得到了叔叔的赞赏，其他同事也对他佩服有加。
在夜校学习期间，卢绪章和先后认识了叶春年、田鸣皋、杨延修、张平、郑栋林、徐国治等人。他们以“联络同学感情、养成团结能力、发展自治精神、互相研究学术”为宗旨，发起成立了上海商会商业补习夜校同学会，卢绪章很快成为了同学会中的骨干会员。
卢绪章进入夜校学习不久，上海发生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北伐军攻占武汉以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军阀统治，配合北伐进军，先后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由于准备不足等原因而失败。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去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委军委书记。他和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以及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一起，为起义做了周密的准备。
周恩来等人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出版《平民日报》、《工人快报》、《上总通讯》等刊物，印发传单，在工人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并召开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推选出由各阶层代表31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首的军委，制定出起义计划，组织并训练了3000人的工人纠察队，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铁路工人预先举行罢工，切断了敌人对上海军阀部队的援助。1927年3月20日夜，北伐军占领龙华，进逼上海，起义条件成熟。3月21日，中共江浙区委发出起义指令，从中午12点起，全市实行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80万人。起义队伍在预定地点集合后，从下午一点起，在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等7个区同时向敌人发起进攻。全上海枪炮声四起，喊杀声震天。市民们踊跃参战，主动拿出木板、砖头、布袋，构筑工事；饭铺的伙计赶做饮食，送往前线；佩戴红十字标志的济难队员，运送伤员，往来于战火纷飞的战场。到21日晚，除闸北外其余6个地区相继解放。
闸北是敌人防御力量最强的地区，在20个军事据点上，守敌用机关枪、大炮、铁甲车进行顽强抵抗。起义工人奋不顾身，英勇战斗，到22日下午6点，终于消灭了敌人。市民们欢呼雀跃，庆祝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胜利解放。这次起义震动了全国和全世界，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使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中。不久，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篡夺了上海工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一时间，上海又成了发动军阀血腥统治的世界，血雨腥风，到处杀气腾腾。
1927年秋，卢绪章、叶春年等人按照当时上海普通中学普遍建立的童子军组织模式，正式倡议组织起“上海商会商业补习夜校社会童子军团”，号召参加童子军团的每一个成员要做到“日行一善”、“加强自我修养，服务社会”，夜校同学积极响应。11月1日，“社会童子军团”正式成立，以绿色营帐和半轮月亮作为团徽，以后又编为中国童子军“第五十团”。
1929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平协和医院逝世。6月1日，中山先生灵柩从北平碧云寺运到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举行国葬。“社会童子军团”也荣幸地被派往南京参加奉安大典的服务工作，卢绪章、叶春年等10余名团员被分配担任外国使团和观礼外宾的翻译工作，“社会童子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1年6月8日，江淮流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卢绪章领导“社会童子军”积极参加难民救济工作，引导难民入住难民收容所。在救济难民的过程中，卢绪章他们发现上海市社会局某些官员私吞救济款，非常气愤，就写了通讯稿在报上发表，揭露上海社会局官员的腐败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同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叶春年、卢绪章等积极领导“社会童子军”成员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上海繁华地段张贴抗日标语，招募新团员，不辞辛劳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抗日救亡、募集抗日捐款、棉衣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1年，在父母的再三催促下，卢绪章抽空回到阔别5年的宁波与毛梅影结婚，没有度完蜜月他就告别了妻子和父母急忙赶回上海，继续他在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的事业和源通轮船公司的业务。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战争。在国家兴亡、民族危急的时刻，“社会童子军团”在卢绪章、叶春年等带领下，奔赴前线运送抗日伤员、参加战地服务，抢救战区难民，受到了十九路军军部的表扬。从前线回来，“社会童子军团”内部发生矛盾，被迫解散。
创办华行 秘密入党
“社会童子军团”被迫解散后，卢绪章、田鸣皋、杨延修、张平、郑栋林几位“社会童子军团”的骨干还经常聚在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渐渐地，他们都觉得应该有个固定的组织和固定的地点。1932年秋的一天，几个兄弟又聚在一起了，并当场决定，由卢绪章、田鸣皋、杨延修、张平、程恩树、郑栋林作为发起人，组织一个进步社团，定名为“兰社”，吸收从“社会童子军团”退出的团员，并租了固定的场地作为办公地。兰社的宗旨是：团结爱国职业青年，抵制社会上不良的腐化堕落生活习气，组织健康向上的业余生活。兰社经常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谈论时事，交流心得，开展体育活动；举办业余补习班，邀请懂英语和商务的成员为会员补习英语和商业知识，提高职业青年的业务水平。兰社还经常组织会员郊游、露营、游泳、唱歌等活动。
由于积极开展一些有益的活动，兰社吸引了很多人参与，在当时上海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但是由于兰社没有固定的纲领，没有具体的目标，最为重要的是没有社会背景，没有资金来源，一切费用都是靠几个骨干来筹措，苦苦支撑了一年多后，兰社不得不宣告停办。兰社的失败告终使卢绪章他们明白，必须要有稳固的经济来源。于是，几个兰社的骨干开始下海经商。1932年秋，田鸣皋、卢绪章、钱兴中三人合资创办了光大行，为外地教会医院、客户办理医药用品邮购业务，但经营不到半年就亏损倒闭。
1933年3月，失败的卢绪章重新再来，与田鸣皋、杨修延、张平、郑栋林又筹集200元成立了广大华行，继续从事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邮购业务，后又开办了海思洋行和友宁行，三块招牌，一套人马，进货一本账，出货三本帐，业务蒸蒸日上。1935年，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为了避免重蹈光大行倒闭的教训，广大华行1935年底在嘉兴召开“南湖会议”，明确了公司的发展方向——早日成为进步的、有影响的青年社团。
20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商人紧随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来到上海淘金，他们竞相争夺中国市场，进行疯狂掠夺，他们占据了上海工商业的重要领域，控制了上海的经济命脉，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压制。上海的洋行发展到鼎盛时期，仅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洋行就有200多家，经营范围很广。加上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家的外国公司近2000家，拥有华籍职员10万余人。卢绪章他们经营的广大华行只能在夹缝中成长，举步维艰。
自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战争后，国内的抗日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北平学生举行了“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的高潮。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280多人联名发表《救国运动宣言》，旋即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2月21日，沈兹九、史良、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发起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接着，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校学生救国会也成立了。随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救国会。1936年5月31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都参加了上海救国会。
1936年11月12日，上海各界联合救国会为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到场有1000多人，卢绪章担任纠察队长。会上，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沈钧儒、沙千里发表了富有激情的演说，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此事大大激怒了国民党蒋介石，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 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于1937年4月3日向沈等提出起诉书，并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事件开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就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7人，并于1939 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在这过程中，卢绪章等积极参与各种营救活动，并逐步成为活动中最活跃的一员。
上文提到，当时的上海拥有外国公司近2000家，华籍职员约10万余人。这些职工大都出身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比一线产业工人优越，且大多受过西方教育或者西方文明的影响和熏陶，生活上较散漫，思想也较保守。但是，面对帝国主义的欺凌、歧视、他们也恨之入骨。“洋行华员救国会”随之成立，开展了一些抗日救国活动和宣传。
10万庞大洋行华员阶层也引起了上海地下党的高度重视，为了组织、发动这些人开展群众运动，共产党委派王明扬、石志昂等地下党员到“洋行华员救国会”工作，将原来的“洋行华员救国会”改组为一个合法的群众性团体——“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会址设在上海汉口路115号主楼。联谊会成立后，经常举办时事讨论会、专题报告会、读书会，组织军事训练班、救护队等。由于这些活动富有特色，吸引了大量洋行华员参加，规模不断扩大。淞沪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洋行职员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上海地下党适时增派地下党员到“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加强抗日斗争的领导工作，并专门设立“战时服务团”，把具有抗日救亡意识的洋行职员团结在一起，开展救护伤兵和难民，募集军需物资和慰劳金，组织抗日演出等战时服务工作。
1937年，由于工作出色，卢绪章、程恩树等被吸收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举办的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受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目的是提高抗日救亡骨干分子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当时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潘汉年等作为讲师为学员上课。卢绪章参加了这个班，并在这个班上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入党介绍人的杨浩庐。
杨浩庐，1911年生于四川宜宾，1928年参加共青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曾任苏中行署工商局局长，华中军区供给部政委、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联络部秘书长，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华东财经办事处工商部副部长，山东省工商部部长。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局长，对外贸易部局长、部长助理，沈阳医学院院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顾问。
杨浩庐在与卢绪章接触一段时间，并做了多次长谈之后，彼此增进了了解。1937年10月18日，在杨浩庐的介绍下，年仅26岁的卢绪章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上海沦陷 暗战“孤岛”
“八?一三”抗战，经过3个月的战斗，最后一批中国军队于11月12日撤出上海。自此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4年中，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被日伪势力包围的“孤岛”。依靠着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互相利用和暂时妥协，与沦陷区及战乱不止的内地相比，“孤岛”的局势相对安定。对内、对外交通畅通，内贸和进出口贸易完全自由，经济上出现了暂时的畸形繁荣。譬如1937年底，公共租界可以开工的工厂只有400多家，到1938年底已达4709家，一年增加10倍以上；进出口商行从1937年的213户增加到1941年的613户，全国的轻工业产品绝大多数从上海口岸输出。商业总户数、营业额和利润也都成倍增长。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营造业无不迅速发展。
租界当局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令取消一切抗日救亡团体，禁止一切抗日救亡活动，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和“战时服务团”活动不得不转入半公开状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的华员都有不少悲观情绪，为了鼓舞抗战的信心和斗志，积蓄抗日力量为长期抗战做好准备，上海地下党在这些团体中不断开展各种娱乐活动，组织张贴抗战标语、宣传抗战形势、参加“保卫大上海”宣传周活动，在闹市区高唱救亡歌曲，鼓舞市民的抗战士气。卢绪章还组织秘密读书会，并经常亲自为会员做时事形势的演讲。
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上海地下党指示卢绪章等骨干将原来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改建为完全公开合法的群众联谊团体“华联同乐会”。“华联同乐会”并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以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修养身心、改善生活、提倡正当娱乐、推行社会福利事业为宗旨。为了使“华联同乐会”取得合法地位，卢绪章积极与上海工部局和青年会等上层组织联系，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并积极与上海名流联络，邀请了虞洽卿、袁履登、闻兰亭等24名当时上海名流出任名誉理事。这些名流在当时的上海家喻户晓，一言九鼎，具有很高的威望。因此，1938年4月，“华联同乐会”最终取得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发的社会团体许可证。9月，“华联同乐会”举行隆重的庆祝成立大会，应邀出席的贵宾和会员共有1000余人，组织了近百名工作人员担任联络和招待，有百名业余和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参加演出，盛况空前，吸引了众多新闻媒体记者前来采访。
为了吸引更多的华员到“华联同乐会”参加各种活动，卢绪章在外滩附近租了一栋功能完善的房子，把它建成了活动俱乐部，拥有礼堂、剧场、图书馆、阅览室、医务室、保健室，还有食堂，并经常举行各种活动，受到了附近洋行职员的欢迎，他们纷纷入会参加各种活动，每天前来参加活动的达数百人之多，气氛相当热烈。到1939年夏季，“华联同乐会”拥有会员一万多人，是当时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中人数最多的一个。
卢绪章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健全和完善“华联同乐会”的组织工作。他严格遵照党的教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照顾一切应该照顾的人，不搞宗派主义，不搞小团体，顾全大局，将有影响、有号召力的人推向前台。在一些要害部门安排地下党员负责，如组织部由卢绪章自己任部长，秘书处主任由杨延修担任，学术委员会和出版委员会部门负责人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成员也多为共产党员。“华联同乐会”还加强与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科学界等的联系，聘请这些领域有影响的人物担任各委员会的导师、顾问或者负责人。
由于卢绪章在筹建“华联同乐会”过程中贡献突出，上海地下党组织任命卢绪章为华联同乐会党团书记，党团成员有舒自清、杨延修、张平，卢绪章还担任华联同乐会总支部书记，下设若干支部，“华联同乐会”组织关系统一归地下党“职委”李希之单线负责领导。卢绪章还在会员中寻找优秀分子，逐渐将他们发展为共产党员，为上海地下党输送了新鲜血液。卢绪章通过多种形式要求党员在新形势下努力执行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政策，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严格区分公开活动和秘密工作。群众性活动尽量分散，采取小型化为主，不显露锋芒，党员之间采用单线联系，对于暴露的地下党员，立即隐蔽或转移。“华联同乐会”除了积极开展内部的各项活动外，还积极参与当时上海各界的重大社会活动，受到了上海各界的普遍欢迎。
1939年9月，随着英、法向法西斯德国宣战，二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伪政权乘机控制了上海租界，并且实行了更加严格的管理，上海“孤岛”时期的畸形经济繁荣开始走向衰落。因为战争的影响，外国人在上海开办的洋行难以正常运行，业务大大缩减，华员大批被裁减，加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西迁，上海的很多工厂、学校和医疗机构纷纷迁往西南大后方，广大华行在上海的生意越来越不好。为了扩大广大华行的业务，更重要的是为党的活动提供更多的经费，广大华行决定派田鸣皋和郑栋林在昆明设立广大华行昆明分行，昆明分行成立后，由于抓住了国内政局变幻的有利商机，公司迅猛发展，人员不断增多，后又在重庆开设分行。此时的卢绪章一直留在上海管理广大华行上海分行，并参与上海地下党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