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 揭露日本
1929年10月，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政府为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与苏俄爆发了中东路战争。东北当局损兵折将，实力大为削弱。日本坐收渔利，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开始增兵长春，并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张学良闻讯大惊。11月，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在美、英、法的调停下，中苏签订了《伯力协定》，中东铁路又恢复到中苏合营的状态。暂时缓和的中苏关系，使张学良更加关注日本对东北的威胁，他明确交给阎宝航一个任务——请他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将在日本西京召开的第三届太平洋国际会议。
太平洋国际学会，又称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是一战后亚太地区非政府组织学术团体。该团体从1925年7月在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届大会起，共举办了13次会议，以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民族等问题为内容，组织与推动亚太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1929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届太平洋国际会议在召开之前就定好了主题，主要是研究中国东北问题。因此，中日两国对此次会议十分重视，会议召开之前做了很多相关的准备工作。张学良亲自召见阎宝航，要求阎宝航组团参会。因此，阎宝航对参加这次国际会议极为重视，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当做好充分准备，利用这个讲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阴谋。会前，阎宝航召集出席会议的代表商议，正式成立代表团筹备会。
在准备会议的期间，张学良秘书王家祯告诉阎宝航，他那里有很多日本问题的相关资料可以提供给阎宝航使用，以便阎宝航能掌握更多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证据。阎宝航将这些文件译文借来一一翻阅，在这些文件中，阎宝航惊奇地发现：早在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就在东京召集了东方会议，讨论对华政策。驻华日使芳泽，关东长官儿玉，关东军令官武藤，南满铁道社长广安，及驻奉总领事吉田，驻沪总领事矢田皆被召回国参与会议。会后，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决议，又起草了一份给天皇的奏折。阎宝航还在这些材料中发现了这个“奏折”的手抄本，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文件，便立即将文件交王家祯分段译出，并进行认真校译，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起名为《田中奏折》送给张学良，张学良看后非常惊讶，指示阎宝航迅速将“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并要带到第三届太平洋国际会议上散发，揭露日本妄图侵占中国的阴谋。
第三届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于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在日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31名中国代表除阎宝航外，还有胡适、余日章、张伯苓、徐淑希、陈衡哲、陶孟和、宁恩承、周天放等十余人。1929年10月16日，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发表了宣言，把日本侵略东北的政策归纳为六点：1. 铁路政策：铺设五大铁路、延长吉会线、实现二线两港计划；2. 经济政策：投资、制铁、煤矿、伐木、农场、贸易、银行、金融；3.政治政策：设驻军、警察；4. 文化政策：殖民教育、开垦播种；5. 移民政策：商租杂居、驱逐中国人、垄断土地；6. 扰乱政策：贩卖吗啡、走私鸦片和毒品、唆使土匪。同时提出十个口号：1. 打倒殖民地中的敌人；2. 收回东三省外国人经营的制铁所、煤矿及所有侵略用机关；3. 收回旅大，反对商租杂居；4.拒绝外国人的不合法移民方法；5. 自办铁路等所有事业，绝对不向敌人借款；6.坚持经济不提携主义，促使敌人之觉醒；7. 反对敌人的经济开发主义；8.反对把东三省作为敌人的侵略地；9. 废除以往与敌人签订的所有不合理条约；10. 反对敌人强行铺设吉会铁路。
这次太平洋讨论会的主题是中国满洲的问题。中国代表的发言集中揭露了日本的侵华政策。以松冈洋佑为首席的日本代表团则为日本政策辩护。他在发言中大谈日本帝国一向重视本地区的和平，声称日本与满蒙国防及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利害关系，鼓吹所谓的睦邻友好、帮助满洲国发展经济等等。阎宝航以详细的史实揭露了松冈洋佑的谬论，并拿出了译好的《田中奏折》分发给参会人员阅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恼羞成怒，竟以退出会场相威胁。在这次会议上，以阎宝航为代表的代表团成员很好地维护了我国的权益。
抗击日本 东北禁毒
东北易帜后，国内虽然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利益受到限制，他们于是不断制造事端，挑衅中国政府。1929年7月11日，阎宝航联络省城商工各界人士杜重远、高崇民、卢广绩、金哲忱在工商总会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发起成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简称“外交协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由阎宝航亲自起草的成立宣言。宣言把主要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明确指出近百年来，帝国主义者列强挟其残暴之威焰，来临吾华，铁蹄到处，山河变色，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强迫订立，一切特权之掠取，我国沦于殖民地之悲惨地位而莫由自拔。在帝国主义集团之中，对我国压迫蹂躏尤为特甚者，则为东邻日本。
宣言强烈要求日本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否则，必将“集四万万人民为一体，誓死与违反公理及危害中华民族自由行动者奋斗，不中辍、不退缩，决不患其不成立。”外交协会规模不断扩大，从9月至11月，辽宁各县响应成立分会号召，有26个县成立了分会。外交协会一经成立，便成为东北当局处理外交事务的智囊与后盾，它在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维护国家主权及民族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外交协会的活动经费最初由省工会、商会拨付，后来由张学良资助。
一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毒品侵略。当时的东北成了日本人生产毒品的基地，沈阳等大城市都有制造吗啡、海洛因及其它毒品的工厂。日本人还在东北各地设立了许多烟馆和毒品发售所，可以说，东北城乡都遍布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品。这一情况激起了阎宝航的愤怒，他奔走呼号，四处联络爱国人士。1929年7月，以阎宝航为长的辽宁省拒毒联合会正式成立。辽宁省拒毒联合会成立后，大搞禁烟、拒毒的宣传动，通过板报、标语、漫画和话剧等形式，宣传毒品的危害，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
1930年5月5日，在阎宝航主持下，辽宁省拒毒联合会把5月5日定为“拒毒日”和“禁烟日”，并组成四支宣传队，到沈阳各闹市区宣传禁烟、拒毒，又把6月14日至20日定为“拒毒运动周”。
辽宁拒毒联合会还联合其它爱国团体，组织成立毒品销毁委员会，协助政府主持毒品销毁工作。仅1930年，就搞了三次销毁毒品活动：第一次，1930年3月10日，销毁了日本饭治商店由德国汉堡贩运来的海洛因147包；第二次，1930年6月16日销毁了由日本人山岸勘吉经营的保绿公园从德国汉堡运来的海洛因239包；第三次，1930年9月21日，销毁了日本人山田文吾的鸦片400两、海洛因1包。在这三次活动中，以第二次销烟规模最大，万余名各界人士参加了销烟大会，盛况空前。
3月10日，正是90年前在广东虎门销毁鸦片的林则徐到达广州的日子。阎宝航力主将焚毁日期定在这一天进行，也是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的精神与壮举。会前，阎宝航、车向忱和沈阳市警察局局长黄显声商议，决定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届时邀请各国驻沈阳领事参加，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这天上午，在通往小河沿体育场的街道上，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几辆满载着缴来毒品的汽车缓缓而行，警察全副武装、威风凛凛地在前面开路，汽车的后面是由近万名学生和市民组成的游行队伍，人们边走边呼喊口号：“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粉碎帝国主义纵毒祸华政策！”
走进小河沿体育场，只见正中央搭起了一座席棚，棚内安放了一张长桌做主席台。它的侧面设立了观察席，政府官员和中外来宾在此就坐。在主席台的前面，并排架起四口大锅，周围堆放着汽油、木材等，体育场四周挂满了宣传禁毒的标语和漫画。
这一天，德国、英国、奥地利、苏联等国的驻沈领事以及意大利客人都来到了禁烟现场，唯独日本驻沈领事没有到会。下午1点30分，大会主席、禁烟委员会委员、拒毒联合会总会长阎宝航邀请中外官员、各报记者共同开封验包，确系毒品无疑后，从各包取样封存，总计毒品239包加上从瑞士寄来的一大包海洛因，共240包，当众悉数分倒入四口铁锅之内，然后浇上汽油，加木材举火焚烧。顷刻间，烟火冲天而起，继而烟雾蔽天，毒品很快被烧得灰飞烟灭。全场万余名群众目睹此景，无不拍手称快。会场里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活跃全国 组织抗日
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故土血流遍地，大好河山很快沦陷。日军占领了沈阳，并把反日爱国团体所在地及负责人作为破坏、报复的主要目标。因此，积极主张抗日的阎宝航受到日本人的追杀，城内到处张贴着5000元悬赏捉拿阎宝航和其家人的布告。
面对日本侵略军对我东北地区的侵略，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要求东北张学良守军不要轻举妄动，张学良执行政府的决策，东北军没有对日本关东军进行还击。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阎宝航离开了沈阳赴北平。在北平，阎宝航见到了正在治病的张学良少帅，一见面，他就声泪俱下地向张报告日本关东军突袭北大营，攻陷沈阳城，残杀无辜，烧杀抢掠的罪行，并要求张学良出兵抵制日本关东军的侵略。张学良无奈地说：“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南京政府作出了不抵抗的决定，我也没有办法。”看到少帅不为所动，阎宝航非常生气，愤怒地说道：“少帅，我对你很失望，你应该知道，军人不能为保卫东北三省尽职尽力，而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你这是在犯罪，会受到历史的谴责！”同行的人都为阎宝航的捏把汗，但少帅没有生气，而是好言相劝，一起商讨对策。从这个小细节，也充分看出阎宝航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
张学良建议把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各界人士组织起来，成立统一的抗日团体，并表示给予帮助。对东北军部分将领参加群众抗日团体，张学良采取了默许态度。9月27日，东北各界人士400余人，在北平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召开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大会选出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黄显声、彭小秋、霍维周、熊飞、车向忱、杜重远等31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以“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恢复失地、保护国家主权”为宗旨。10月21日，救国会举行全委会议，选出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彭小秋、霍维周、熊飞、杜重远、李梦醒九人为常委。下设总务、宣传、军事三个组，阎宝航任宣传组组长，副组长杜重远，负责出关人员的政治培训和抗日宣传工作。
作为宣传部长，阎宝航每天都以饱满的热情，从事救亡宣传，同时用很大精力去帮助难民所安置难民。他开始在流亡北平的青年学生中，挑选骨干组织各种宣传队，自编自演一些反映流亡抗日的小话剧、舞蹈、歌曲到街头、学校、工厂和郊区农村演出。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歌曲节目。这些救亡歌曲和节目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东北流亡者和关内广大民众。阎宝航还组织宣传队沿平津、平汉铁路开展宣传、演讲，号召民众开展救亡，支援东北抗战。在阎宝航的建议下，救国会把每年的9月18日，定为“亡省纪念日”。这一天，凡有东北人聚集的地方都要召开纪念会，发表专题演讲，控诉声讨日军侵略暴行。阎宝航支持和组织东北人联合外省人士到奉天会馆和哈尔飞大戏院举行“亡省纪念会”。许多报刊对救国会各机关、大专院校举行的“亡省纪念会”事先都发消息，昭示民众，事后进行专题报道。救国会还规定，每到这一天，救国会各常委、执委必须到各处参加纪念会。
救国会成立后，积极动员和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组织请愿团赴上海、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向国联调查团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真相；创办《救国旬刊》、《复巢月刊》、《东北通讯》、《东方快报》等报刊，及时、系统地报道东北人民和东北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揭露日军在东北的罪行，并大力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组织宣传队，沿平津、平汉铁路，深入城镇和农村，广泛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10月末，“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成立，阎宝航任指挥。很快，请愿团组成了一支600余人的队伍。这时，国民党宁粤双方和平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救国会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前往上海请愿。11月7日，请愿队伍到达上海，但此时上海和会已经结束，大部分代表已经离沪，仅有汪精卫、胡汉民仍在上海。请愿团指挥部决定，由王化一率领队伍在上海南市区游行示威，阎宝航等人去会见汪精卫、胡汉民。会见时，汪精卫滔滔不绝，但却不着边际。阎宝航等人即与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11月10日，请愿团到南京，11日，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礼堂接见请愿团，对请愿团提出的要求，敷衍几句后便离开了。阎宝航痛心地说：“国民政府既然决定不要东北，我们就自己去干吧！”
创建军队 坚决抗日
经过一段时间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实践，张学良觉得东北民众救国会组成人员的成分比较复杂，有国民党改组派，有青年党、无党派人士，也有共产党和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青年。因此建议，改组救国会领导层，成立核心组，以推动东北救亡运动。经过改组后的东北民众救国会由10人组成核心组，他们是：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赵雨时、霍维周、孙恩元。核心组负责讨论救国会的原则大事，并按张学良将军的指令开展工作。
当日本人侵略东北时，东北军队没有抵抗，没有正规军队的有效阻击，日本关东军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东北的大部分地方。虽然有一些零星的抵抗，但效果不是很好。但是，1931年末至1932年初，一些绿林首领、中下级军政人员、帮会首领、爱国士绅揭竿而起，组织义勇军。救国会审时度势，积极加以引导、改组、收编和委任。到1932年3月，接受救国会委任的义勇军已达54路（后发展到56路）、27支队、6路骑兵，还有特种编制的义勇军十数支，计人数约10余万人。迅猛兴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给阎宝航等救国会领导人以极大鼓舞。后来，抗日义勇军的足迹发展到全东北，30余万人。
1931年12月初，黄显声指挥辽西、辽南义勇军击败日军第一次西侵之后，曾致电救国会，建议救国会“速派要员潜往龙江、吉林以及辽宁东边各县，尽力鼓吹警甲民团，联络起来。一致扰乱，到处袭击”，使“日人疲于奔命，前后受敌，国家危亡或能因之稍救于万一。”救国会接此电后，先后派出车向忱、宋黎、黄宇宙等大批人员，到辽吉黑各地组织义勇军。1932年1月25日，救国会实行改组时，常委专门通过了《义勇军工作方针》，同时，在宣传部（后改为政治部）增设“关外工作指导委员会”，由阎宝航兼任该委员会委员长。“关外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对义勇军的工作，其中包括：派员出关、训练政治工作人员、战地宣传队组织与工作、调查敌伪情况和特务人员之训练等。
抗日义勇军人员复杂，良莠不齐，为了提高义勇军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提高战斗力，阎宝航建议举办训练班，从东北籍学生中挑选一批学员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到义勇军中工作。在训练中，阎宝航因材施教，因需施教，训练教材根据各地之需要分别订定之。训练不限时间，以授毕各种应用知识为度，其训练人员的数额依各项工作之需要规定之，对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员采取个别训练，不使发生相互关系。关于遴选政工人员标准，对于派往“在敌军势力范围内及义勇军克复区域内”与担任义勇军正当教育的人员，其标准不同。派往敌军势力范围及义勇军克复区域内人员，要“有政治常识，曾在社会服务，有相当经验，年龄在25岁以上”。担任义勇军政治教育人员，要求“熟习（悉）国内外情况，富于民族思想，有政治教育学识”。至于担任秘密破坏工作人员，则要求“有特别经验或专门知识和富于冒险牺牲特性”。当然，有些受训工作人员，可能担任联络各救国团体的任务，要求“长于交际，熟悉救国工作情形”等等。阎宝航对受训人员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如有泄漏机密情事者，应受最严厉之惩罚；并于训练开始时，举行宣誓，以昭郑重”。
1932年2月24日，由阎宝航创办的第一期“政治训练班”在北平奉天会馆开学，阎宝航亲自授课，不仅讲政治工作、群众工作，而且还讲时事。训练班的学员都是阎宝航从东北的优秀青年中挑选的。培训结束后，大部分学员被派往东北各地开展抗日活动。
1932年6月初，在救国会第191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把东北抗日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为了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阎宝航领导下的政治部制定了政治工作方针。他把东北辽、吉、黑、热四省以地理形式，划分为13个区，分别派政治专员、政治特派员，同时组织四个特务团，共计228人分派各地。
军队组织起来了，军需和军费开支是个大问题。当时的南京政府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不支持，所以也不给半点军费，好在张学良将军了解到东北义勇军的情况后，慷慨解囊，从自己有限的军费开支中挤出一部分给救国会和抗日义勇军，并多次发放给义勇军一些军械。为了帮军队筹措军费，阎宝航还与救国会的其他常委一道，广泛开展为东北义勇军和流亡关内的难民募集资金活动。他们分别拜会各界人士和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这些人士包括：朱霁青、黄任之、史量才、王晓籁、张佩年、穆藕初、江向涣、褚慧僧、温宣尧、李济深、杜月笙、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宋子文、胡筠、杨志雄、齐世英等。他还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信，要求给东北义勇军以支援。蒋接信后，派他的侍从秘书高凌百交给阎宝航一张三万元支票。
阎宝航还利用他的同乡、同学，时任海关税务司副司长的丁贵堂和孙一民的关系，联合上海海关高级职员张勇年等人通电全国，号召海关员工向东北义勇军捐献慰问金，得到响应。全国海关的中国员工按月扣献薪金的5％，经救国会寄给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抗日部队。阎宝航还不辞辛苦远赴香港、菲律宾、檀香山及旧金山等地，向当地华侨募捐。募捐活动得到了全国及海外各地各界爱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大批捐款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前线，送到难民手中，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抗战。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何应钦下令取缔救国会。阎宝航、王化一等人联名分别致信蒋介石、何应钦，向他们说明这几年救国会、义勇军抗日事迹，表示为收复东北不会屈服任何压力，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要求蒋介石、何应钦接见他们，听听东北人民的呼声，但是无济于事。6月17日，救国会干部霍维周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青年党暗杀，《救国旬刊》撰文悼念霍维周，揭露汉奸卖国贼的无耻行径，引起北平各界的关注。在这种形势下，何应钦被迫于7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由阎宝航、王化一等，阎宝航等人先后详细陈述两年来救国会抗日救亡工作的情况，并指出，政府应该考虑东北失地与几十万流亡民众，支持救国会的工作，而不应取缔。何应钦说，对于失去自由的东北人民特别是对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政府和他个人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政府有政府的考虑，为了圆满地解决中日问题、东北问题，东北人民一定要树立全局观念，要相信政府。何应钦拒绝了他们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等项要求，并明令取消救国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迫宣布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