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读书会” 联合抗日
王昆仑入党后，开始酝酿如何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以培养抗日救亡活动的骨干。1935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王昆仑在南京秘密成立了一个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有意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结果遭到了党组织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样政治色彩太浓。同年秋初，王昆仑在孙晓村的帮助下，正式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名为“读书会”，会址设在南京成贤街无锡同乡会。
读书会定期进行国内外形势的分析，有计划组织成员阅读《唯物辩证法入门》、李达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并以河上肇《经济学大纲》以及《读书月刊》、《世界知识》等书籍作为辅助读物。在读书会中，王昆仑着重从事形势分析。随着读书会人员的增多，王昆仑又在中央大学、政治学校、金陵中学等单位建立了读书会小组。为了扩大读书会的影响，王昆仑想了很多办法，甚至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妹妹也为他介绍进步青年加入这个组织。读书会利用节假日搞郊游和爬山等活动，表面上是为准备救亡抗日进行军训和健身，实际上，他们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向进步青年宣讲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去。
读书会组织的日益壮大同样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特别是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发展读书会成员，更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因而，也曾经出现过读书会成员被捕的情况。读书会还积极出版刊物，参与主编《通俗经济学讲话》等工作。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没有直接领导读书会，但是经常过问读书会的情况和工作，并提出相关指导意见，一些中共党员在读书会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1935年5月《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形势进一步恶化。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上海担任塔斯社记者的钱俊瑞，在电台上听到“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立即向中共上海“文委”作了汇报。在上海“文委”的推动下，南京、无锡读书会与上海救国会筹委会的领导决定在无锡太湖“万方楼”召开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会议。8月底，南京、无锡、上海三方的救国会、读书会的人员相聚“万方楼”。会上，钱俊瑞着重指出当前形势的关键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今后工作方向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昆仑分析了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其他成员介绍了读书会的社会活动情况。在这次会议上，王昆仑他们接受了上海救国会同志的意见，以南京读书会为基础，筹备“南京救国会”。王昆仑从事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但苦于没有直接的证据和把柄，因此，他们只能对王昆仑在南京、上海、无锡等地的行踪进行严密监视。在“万方楼”会议召开之前，军统就接到了相关密报，会议期间，军统也派了12名特务，由军统特务系统上海法租界组长沈醉为组长在会场守候，一旦掌握充分证据，便直接逮捕。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真正掌握会议的内容以及与会代表的真实政治身份和背景，加之王昆仑在国民党内是立法委员，与孙科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军统迟迟不敢动手。
会议以后，南京读书会积极参与南京各界救国会的筹备工作，并与新成立的南京妇女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职工救国会等组织一道开展各种抗日救亡运动。王昆仑是南京各界救国会筹备的幕后主要领导。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根据中央指示，王昆仑通过竞选，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样，他就有更有利的条件做国民党元老、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内的正直人士以及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36年4月，王昆仑主动承担筹集在上海建秘密电台所需的经费。为此，王昆仑想到了刘湘。
刘湘是个地方军阀，为了达到统一全国的假象，蒋介石叫他来南京，刘湘不敢来，怕来了会被蒋介石软禁，甚至杀掉，因此总想在蒋介石政府里多找些关系。因为王昆仑是国民党的元老，且有孙科做后台，因此刘湘找到王昆仑，请求王昆仑帮他了解情况，适当的时候，多为他说说话。王昆仑充分利用刘湘的这种心理，多次找刘湘谈当时的时政，指出蒋介石反共与消灭非嫡系势力的种种不是，力劝刘与共产党合作，促蒋抗日，刘湘对王昆仑独到的分析十分赞赏。王昆仑认为时机成熟，直接对刘说，共产党在陕北枪支弹药和给养都很缺乏，希望刘援助，刘当即表示同意。后来，党派冯雪峰与刘湘谈判，刘湘给了中共6万元的资助，建了一个秘密电台，当时中共中央已经撤离上海，转移到苏区，这部电台对上海地下党和中共中央的联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得到的许多情报都是通过这部电台发送到苏区。
在国民党元老中，吴雅晖、居正、谢持、张继等对共产党有成见，日本大兵逼近，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也有不满情绪，他们主张抗日。根据这一情况，王昆仑利用自己是国民党老党员、国民党候补中执委和国民党立法委员的身份，对他们展开工作。王昆仑有意识地向他们透露共产党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帮助这些元老派在思想上逐步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思想，并公开或暗中支持民间的一些抗日救亡活动。王昆仑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尽其所能做以孙科为代表的太子派的工作，在一些重要部门安插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这些人士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下，蒋介石被迫与中共讨论抗日合作的问题。8月初，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飞抵南京参加蒋主持的国务会议。期间，周恩来亲切接见了王昆仑，高度评价了王昆仑在隐蔽战线上所做的工作，并对他做出了重要指示：一是要求王昆仑做好长期隐蔽的准备，要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和声望，不断做国民党“太子党”和左派的工作，特别要做好孙科的工作；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将他的组织关系转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从此，王昆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为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转战重庆 继续抗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浦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在全民抗日浪潮推动下，国民党政府第二天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当地中国驻军第九集团军在总司令张治中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8月14日，日守军开始总攻，空军也到上海协同作战，15日，日本正式向上海派遣军队，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两个师团的兵力开往上海，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张治中决心扩大战果，对日本侵略军发起全线进攻，出动空军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最终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敢发动群众抗日，使中国军队付出极惨痛的牺牲后，不得不撤离上海。11月12日，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军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南京迁往武汉，王昆仑也随之来到武汉。
1938年，王昆仑与曹孟君和范长江等一些记者来到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徐州前线慰问部队将士，抢救受难儿童和报道战争动态。在前线期间，王昆仑亲眼看到了日本侵略者践踏中国的河山，残杀中国的百姓，致使大量贫民背井离乡，家破人亡；也目睹了我抗日勇士们英勇抗日，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王昆仑一行回到武汉后，受到了各方人士的关注和欢迎，他也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后来他做了两件事：一是他挥笔写下了《风雨涡河》、《临沂的老太婆》、《萧山一牧童》、《战车炮队长》、《守蒙城的士兵和副师长》等战场纪实报告文学。这些作品讴歌了抗日军民英勇顽强的抗敌壮举，如实报道了抗日军民缺乏武器弹药和给养不足等严重困难，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日本侵略军的野蛮和残暴。二是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他与曹孟君的爱情瓜熟蒂落，在武汉保卫战前夕，两个人举行了别具一格的婚礼。
回到武汉不久，王昆仑就感觉到国民党高层中弥漫着一股投降的气味。主和派汪精卫被日本的闪电进攻吓坏了，他一方面鼓吹中日关系“只应为友，不应为敌”，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全民一致抗日公然叫嚣：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对抗强盛的日本，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说什么抗战就是“以国家及民族为戏”，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完全是共产党在唱“高调”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后来叛党投蒋的周佛海在汪精卫的默许下，成立“低调俱乐部”，后又公开成立“文艺研究会”，以此组织为掩护，与日本暗中勾结，积极推动卖国降日的“和平运动”。中共中央长江局及时通知王昆仑关注汪精卫和周佛海的投降活动，并及时向中央报告。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重庆的汪精卫也加快了降日的步伐，并在山城重庆大肆宣传投降的舆论氛围，重庆各界人心惶惶。那个时候，周恩来等长江局的同志来到了重庆，王昆仑向周公汇报了工作，也如实汇报了自己对战局的担忧。周恩来取来一份《新华日报》说道：“我受命写了一篇《论今后敌人的走向》，发表在汉奸汪精卫出逃这天的《新华日报》上，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我党的方针和政策，你带回去看看吧！”王昆仑熟读周公的文章后，茅塞顿开。
蒋介石刚刚抵达重庆不久，还没从汪精卫叛逃投敌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此时王昆仑接任以孙科为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他担任了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并任秘书主任，还对该协会进行了大的改组，把一些共产党或赞成共产党主张的学者、社会活动家，安插在中苏文化协会的主要部门，为中共进行义务宣传。中苏文化协会不仅为中苏友好和中苏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成了国民党统治区进步势力公开进行爱国民主活动的重要阵地。
中苏文化协会创办于南京时期，孙中山先生的公子孙科任会长，但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王昆仑。为推动中苏友好，并向中国读者介绍苏联方面的情况，1936年，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创办了《中苏文化》，并请著名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出任主编。南京政府搬到重庆后，王昆仑又在巴县歇马场设中苏文化办事处，亲自主持筹备工作。不久，该协会搬到重庆，《中苏文化》也在渝复刊。该协会的经费由国民党立法院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共同承担，会刊经费主要由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提供，每月七千元，不足部分由立法院补给。由于《中苏文化》经费有限，因此，发行对象多为国民党上层人物，且多以赠送为主。
《中苏文化》在重庆复刊后，王昆仑成了实际上的主编，主持《中苏文化》的组稿、出版、发行工作，担任会刊委员会主任。经王昆仑改组后的《中苏文化》是受到中共南方局尤其是周恩来关注的，对此蒋介石也是清楚的。在重庆除了《新华日报》、《群众》杂志而外，只有《中苏文化》能公开宣传苏联，宣传社会主义。
王昆仑积极利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各种活动。1939年，是苏联伟大作家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王昆仑利用这个特殊的机会，在山城大作宣传，发表有关高尔基的纪念文章，组织相关纪念活动，将纪念“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的活动实际变成了山城文化界的一次大聚会，王昆仑亲自发表文章，喊出了反对投降，坚决抗战的口号。他高呼：“高尔基的确是一个崇高而亲切的名字！他常常用自己的奋斗史和全部著作鼓励我们，要我们像他一样为自己的时代而努力，因为他在外国文艺中距离我们最近，所以我们最能接近他，也最喜欢他。我们今天纪念一个外国的伟大作家，也和我们纪念自己的文学大师屈原、杜甫、白居易、施耐庵、鲁迅一样，第一件事是不可忘记自己现实的任务。高尔基曾经用他那坚强、锋利的铁笔扫荡帝俄封建余孽和一切苏联革命的敌人，我们中国的文艺唯一的任务也只是如何铸成一支坚强的铁笔，扫荡我们中国民族的敌人——吃人的日本强盗！高尔基配合着苏联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路线，协助苏联之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中国的文艺战士也应当配合中国抗战建国的路线，努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国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的爆发，蒋介石和汪精卫也玩起了所谓的“宁渝合流”，并在重庆大肆宣扬苏联即将战败，共产党即将被消灭的舆论氛围，在当时的重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重庆各界人士都在议论“在德国闪电式的进攻下，苏联能守得住吗？宁渝真的合流，中国共产党不就完了吗？……”
为了坚定中国人民对苏联卫国战争的信心，同时，鼓舞国内人民抗日战争必胜的士气。王昆仑以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邀请苏联驻华武官、冯玉祥将军、杨杰将军等召开军事讲座。同时，利用《中苏文化》为阵地，不断发表文章，在《三民主义革命者的历史试炼》这篇万余字的长篇论文中，王昆仑回顾了严酷的革命教训，指出一切改良派是没有出路的，一切投降派是注定失败的！最后，他警告蒋介石、汪精卫：“动摇、投机、虚伪、自私、落伍，开倒车，是绝不能免于暴露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中山先生的事业，每一个三民主义者都挺起胸膛、走上新时代的大考场罢！只有认识历史的人才能推动历史，历史会把一切叛徒和弱者淘洗得干干净净。”
痛恨独裁 三次顶撞
在国民党高层，王昆仑痛恨蒋介石的独裁是出了名的，他曾经不顾自身安危，三次当面顶撞蒋介石。1936年，日寇的铁蹄深入到华北，可国民党忙于内部派系的倾轧，全然不顾国家的危难。1936年6月1日，广东首领陈济棠与新桂系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进兵湖南。蒋一面调集军队入湖南防御，一方面收买陈济棠的部属。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叛陈投蒋，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就任蒋委任的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蒋解决了广东陈济棠后，转而对付广西，数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面包围广西。广西也征集上10万军队把守边关，摆出决斗架势。后来在调停下，双方妥协，南京答应白崇禧、李宗仁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等条件。9月中旬，蒋介石、李宗仁在广州会晤，言归于好，广西问题遂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两广与南京蒋氏政权对峙的状态，这就是历史上的“两广事变”。
在这种形势下，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合发表了名为《团结御辱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一封公开信，希望蒋介石放弃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和人民群众一致抗日，同时希望各地方实力派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中央政府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联合共产党抗日。王昆仑读后非常兴奋，又将此信转给冯玉祥将军。
“两广事变”在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中共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斡旋下，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日提出了强硬政策。在会上，蒋介石对上面所说的公开信非常恼火，称这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向他蒋某人示威的。冯玉祥当即说：“这封信我早知道，没有什么样不对嘛！”蒋介石敏感地追问：“你是从哪知道这封信的？”“是王昆仑告诉我的。”蒋介石转向王昆仑疾言厉色地问：“王昆仑，你是怎么知道的？”王昆仑十分镇定地说：“这封公开信早就送到了报馆，我是听他们说的。”蒋介石又追问到：“那你一定也看过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了吧？”王昆仑反问到：“据我所知，岂止是我王昆仑读过《八一宣言》，蒋委员长您不是也读过吗？”王昆仑的犀利大胆震惊了四座，蒋介石气得拂袖而去。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致国民党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封书信被蒋介石扣发了很久。为了争取国民党左派支持抗日，王昆仑为向冯玉祥、孙科等人通报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的内容。冯玉祥将军认为共产党人有推动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最大诚意，于是，心直口快的冯玉祥在蒋介石召开的例会上当面质问蒋：“为什么不把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向中委转达！”蒋介石一愣后反问冯玉祥：“焕章同志，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冯玉祥说：“我是听王昆仑说的！”蒋介石责问：“又是你王昆仑！你又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消息的？”王昆仑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从法国出版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看到的。”答案出乎蒋介石所料。蒋介石训斥到：“堂堂的国民党候补中委，为什么专看外国的报纸？”王昆仑再次反问：“中山先生亲自制定的国民党党章有没有规定国民党员不允许看外国报纸？”蒋介石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1945年5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以正统和抗战功臣自居，借全国实行宪政为名，要求各省市的党、团、参议会一律移归给国民政府，以实现他的独裁统治。5月7日上午和5月8日上午，是时任参谋部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作军事报告。按照大会议程，5月10日上午，对何应钦的报告进行检讨和质询。在审议军事报告时，王昆仑站起来连提三条质询：“第一，抗战已经八年，前线军民流血牺牲，西北大后方却屯兵数十万，为什么不开出去打日本？第二，中国是盟国之一，现在盟军正在大举反攻，我们却连遭败绩，政府对协同盟国作战，有无周密计划？第三，第十军方某，在衡阳兵败被俘，只身回渝，招摇过市，据说是负有特殊使命，被敌方有意放回来的，现在道路传言，报章争载，也希望军事当局有个明白回答，以释群疑。”
王昆仑的质询使会议代表为之震惊，短暂的沉静后，会场喧闹起来。执行主席程潜示意大家坐下，保持安静。在会场的喧闹声中，蒋介石怒冲冲地走到大会主席台，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骂道：“你王昆仑是不明真相，还是蓄意攻击？方军长功在党国，你污蔑方军长，就是污蔑我们全体抗日将士……你现在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却公然在国民党的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你像国民党的代表吗？……简直是共产党的代表……你王昆仑吃国民党的饭，在家里暗通共产党，你以为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吗？你这样做，何不早日退党？我知道现在有许多人看到中共有力量，准备将来摇身一变，当中共中委，所以现在处处留后步，处处替共产党说话，这种人简直无资格当中委！”失态的蒋介石无法控制自己，大骂了一个多小时。台下的特务们应声围攻王昆仑，高喊：“把王昆仑拉出去枪毙！”面对这一切，王昆仑从容不迫、正气凛然，站起来整了整衣服，昂首走出了会场，以示抗议。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社会，于右任老先生曾有诗云：“十年中委无人知，一骂成名天下闻。”
事后，蒋介石派了黄少谷等人面见王昆仑进行疏通，“解释误会”，要王“以国事为重”，继续出席大会，以挽回面子。另外，蒋介石在5月14日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讲了1个多钟头的话，除了“为党努力，为党牺牲，互相规劝，互相勉励”之类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之外，公开认错，表示骂王昆仑是“言语失态”，请同志们“不要在意”，试图这样轻描淡写地了结这一桩公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