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东
一、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设想的提出
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关于在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国的相邻区域之间开展经济合作的构想就有了雏形。当时在中国和印度都有学者就中国西南地区与南亚、东南亚的相邻区域之间实现大联合、建设大陆桥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例如，著名学者谭中先生发表了《从泛喜马拉雅山角度展望中国大西南与南亚、东南亚大联合的前景》一文，中国内地、香港学者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黄枝连先生《关于亚洲西南大陆桥发展协作系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初步探索》、徐康明《架设两洋陆桥，沟通南北丝路》、王益谦《发挥西南整体优势，加速开拓南亚市场》、陈继东、雷启淮《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前景分析》，还出版了相关专著，如晏世经、陈继东著的《中国西南对印度贸易问题研究》。这些论文和专著对开展区域经济技术合作的必要性、基础和条件的研究获得一些进展，对开展区域合作存在的问题、困难及解决的对策措施也有一些研究。这一阶段研究和讨论的着眼点，是整个中国西南地区如何与南亚、东南亚的相邻区域之间进行经贸合作，涵盖了现在所说的中印缅孟区域。但在当时还没有明确形成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的提法。
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 年代末期由中国云南的学术界提出，并得到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学术界的响应，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合作构想。当时中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中国的云南省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出发，提出建设国际大通道的发展思路，利用其毗邻东南亚、南亚的地缘条件，积极倡议开展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1999年8月在中国昆明举行了首次国际学术会议，探讨开展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的相关问题，这标志着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设想的正式提出。
然而，关于中印缅孟区域所涵盖的范围，中国学者之间、中国学者与印度学者之间目前尚有不同认识。例如，印度学者强调开展中国西藏与印度北部、中国云南经缅甸与印度东北部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孟加拉国学者对经过缅甸通达中国云南和经过印度通达中国西藏的合作前景都感兴趣；中国云南的学者主要关注的是通过云南经缅甸通往印度、孟加拉国的合作构想，对通过西藏开展与印度、尼泊尔合作并通达孟加拉湾的合作构想，则认为西藏的条件不如云南而持否定态度。中国的其他一些学者（包括笔者在内）则坚持大西南的概念，主张中国参与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的地区应当是涵盖大西南的区域，而不仅仅是指云南省。
由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对如何推进中印缅孟区域合作的考虑有影响；二是对吸收哪些参与方的考虑有影响。具体说来，主要是对中国和印度方面的相关考虑影响比较大，而对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影响不大。
从中国方面来说，如果中国参与中印缅孟区域合作的地区仅仅是指云南省，就会大大降低开展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对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推动意义，因为它仅仅与中国的云南省有关，而与中国西南的其他省、市、自治区关联性则不大。由于云南省在中国西南地区并不具有核心地位，无论是从资源、人口、幅员、科技、教育，还是从产业结构、国民生产总值、金融通讯、交通运输、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来看，云南省在中国西南地区也只是处于中等地位，并不具有带动整个西南地区加快发展的能力。不仅如此，主要由云南省参与的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其作用和影响力就更是微小。例如，2002年中国与南亚的双边贸易额为83亿美元，四川省与南亚的双边贸易额为2亿美元，而云南省与南亚的双边贸易额比四川省还少。2003年中国与南亚的双边贸易额为120亿美元，四川省与南亚的双边贸易额不到3亿美元，而云南省与南亚的双边贸易额也比四川省少。显而易见，如果不把中国参与中印缅孟区域合作的地区范围定位为包括整个西南地区，则势必会影响到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参加中印缅孟区域合作的考虑。实际上近几年来中国方面参与中印缅孟区域合作相关活动的主要是云南省，中国西南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基本未参与，这一状况的形成与对中国参与中印缅孟区域合作地区范围的认识分歧直接有关。
从印度方面来说，由于印度的东北部地区至今还存在不稳定因素，因此对东北部地区的对华开放还存在某些疑虑，而印度方面对开展与中国西藏的往来却积极得多，一直主张把该地区纳入中印缅孟区域合作的范围。尽管在2003年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时，中印两国中央政府已达成开放经由中国西藏乃堆拉山口进行边境贸易的备忘录，说明中国方面对扩大西藏与印度之间的经贸往来是持积极态度的，但把中国西藏纳入中印缅孟区域合作范围的主张却得不到中国方面（其实仅仅是中国的云南省方面）的积极回应。这就难免会使印度方面产生某些想法，会误认为中国方面仅仅对印度东北部地区感兴趣是否是另有所图？
因此，为了消除疑虑和误会，促进印度中央政府对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就有必要对开展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涵盖范围的问题形成统一认识。
笔者认为，我国西部大开发和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利用西南沿边省、区的有利区位条件，加大对相邻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开放，因此，西南各省、市、区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参加与南亚、东南亚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并成为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作为通往南亚、东南亚的两个“桥头堡”，应当背靠大西南，以大西南在资源、人力、产业、市场、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实力为支撑，去参与中印缅孟区域合作。尽管中国西南各省、市、区由于各自的地理位置差异而在参加与南亚、东南亚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时会有先后之分、轻重之别，但只有整合西南各省、市、区的自然资源优势、人力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市场优势、科技优势、教育优势，才能在推进中印缅孟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取得好的效果。不仅如此，我国西部大开发是全国性战略而不仅仅是地区发展问题。如果中国西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区域经济合作而得到加快发展，这对于促进整个中国经济的快速、平衡发展来说，无疑将具有全局性重大战略意义。因此，只有把开展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的涵盖范围定位于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才能真正发挥开展中印缅孟区域合作所具有的战略意义。显然，能够协调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只能是中央政府，而不可能由某一个省的地方政府来担当主角。
从这一认识出发，本文所论之中印缅孟区域，是指中国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青海）、印度的北部地区（喜马偕尔邦、北方邦、比哈尔邦等）和东北部地区（阿萨姆邦、那加兰邦、曼尼普尔邦等）、缅甸和孟加拉国，也涉及位于中国西藏与印度北部之间的尼泊尔、不丹等南亚国家。这一区域面积大，人口多，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鉴于尼泊尔和不丹两国学术界尚未参加目前已经开始的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学术活动，笔者沿用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的提法，但所涵盖的范围与中国部分学者所指的范围是有所不同的。为了能在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涵盖范围问题上统一认识，有必要讨论开展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意义。
笔者认为，中印缅孟各国在相邻地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总体上说，中国西南与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和印度相关地区具有较强的产业互补性，这是开展区域经济技术合作的内在推动力。从更大范围看，这一区域是中国、南亚和东南亚三大经济区的结合部，通过开展该区域的经济技术合作，将把中国、南亚和东南亚三大市场连接起来，通过建设中印缅孟陆上贸易通道和空中走廊，将把中国、印度和中南半岛的三大铁路系统、公路系统和空运系统连为一体，既能大大缩短相互间往来货物的运输里程，降低运输成本、节省运输时间，方便人员来往，又使这一地区由过去三大交通网络的“末端”，变为过境走廊和交通枢纽，可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长期封闭、半封闭的状况，进一步强有力地促进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具体来说，开展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的意义主要是以下方面：
一是有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的西南地区、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北部、东北部构成了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的核心区域。这一区域具有诸多特点：其一是自然资源丰富。该区域内有丰富的生物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天然气资源、森林资源和海洋资源，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其二是这一地区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等国被世界银行列入低收入国家。中国的西南地区、印度北部、东北部地区则是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欠发达地区。因此，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是中印缅孟毗邻地区的首要任务。其三是这一地区是世界上最不开放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的西藏、云南地区、印度的北部、东北部地区、缅甸的北部地区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本国的交通网络到这一地区就成为了“末端”而中止。各国毗邻地区互不合作、孤立发展的状况成为该地区发展严重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有关各国的学术界都意识到，通过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可以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打破封闭、半封闭状态，改变互不合作、孤立发展的状况，从而有利于造福本地区人民，使这一地区尽快摆脱贫困。这将为促进本国总体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是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合作。中国西南和缅甸、印度、尼泊尔、不丹陆地相连，与孟加拉国为近邻。中国的云南省是缅甸进入中国的陆路通道，中国西藏自治区与印度、尼泊尔、不丹之间有数千公里的陆上边界，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经贸文化交往。2007年青藏铁路通车后，印度北部地区、尼泊尔、不丹的货物到中国西藏拉萨即可经铁路运达中国内地，印度的东北部地区也可通过缅甸、孟加拉国的陆路通道进入中国。孟加拉国可经过缅甸进入中国云南省，也可通过印度进入中国西藏。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趋势的日益推进，中印缅孟四国都意识到加强合作是本国发展的需要。缅甸希望在南亚和东南亚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也希望作为中国西南的出海通道。中国云南和西藏则希望成为中国西南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印度则位于东南亚、中国通往欧洲、非洲的陆路、海路大通道上。这样，从四国毗邻地区的经济合作入手，通过在这一区域开展合作，使这一地区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区。在此基础上，毗邻地区的合作将进一步扩大到相关国家的更大地区，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最终有助于形成四国之间的合作。
三是通过相关各国经济上的合作，有助于建立政治上的互信。中印缅孟四国政治制度不同，也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各国曾一度在相邻地区采取了相互封闭而不是合作的政策。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封闭就得到解决，反而由于封闭造成了更多的不信任。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表明，各国的安全需要通过各国的合作来解决，才能实现相互安全、共同安全。这种新的安全观告诉我们，在21世纪，各国不应再以一种相互对立的情绪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而应加强合作，建立互信机制，共同发展。中印缅孟毗邻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经济文化联系和民间贸易往来，即使在各国市场互不开放的状况下，民间贸易活动也从未停止过。这充分说明该地区的经济具有互补性，毗邻地区的人民需要相互贸易。因此，进一步密切经济关系、开展经济合作是有基础的，完全可以通过开展经济合作，突出经济色彩，淡化政治分歧，以这一地区的经济合作为突破口，来推进中印缅孟四国间的全面合作。因此，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对于加强中国与印度、缅甸、孟加拉国的关系，增强政治上的互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是对中国周边安全和西南地区的大开发具有战略意义。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符合我国21世纪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也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沿边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西藏是中国西南边陲，中国陆路的西南大门，与东南亚、南亚毗邻，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及稳定周边关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开放和开发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需要通过西部大开发的推动来实现。西部大开发必须与西部的对外开放相结合，才能奏效。云南面对着两个人口密集的大市场――东南亚和南亚，西藏则即将成为中国内地进入印度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拓展周边市场具有优势。西南地区的大开发如果不能开拓好东南亚、南亚这两大市场，它的发展空间也要受到极大影响。因而，无论从周边安全的角度还是从西部大开发的角度来看，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所担负的使命和所能发挥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五是对印度、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从印度方面来看，随着印度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进，印度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正在崛起的印度正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然而，印度北部、东北部地区的封闭与落后状况却成为印度加快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印度政府日益重视这一问题。因此希望通过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来发展与中国、缅甸、孟加拉国的关系，扩大经贸往来，促进印度北部、东北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把印度北部地区建设成为进入中国西藏自治区、把东北部地区建设成为进入缅甸及东南亚、中国云南省的经济走廊，为整个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从缅甸方面来看，中印缅孟四国合作对缅甸的意义无论是从********还是从经济发展来看都是积极而重大的，符合缅甸的国家利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可以为缅甸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提供重要的机遇，也可以使缅甸相对落后的西部、北部地区成为连接中国和印度、孟加拉国的陆路贸易通道，从而促进该地区的发展。
从孟加拉国方面来看，中印缅孟四国合作可以为孟加拉国提供更多来自中国、东盟、印度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促进孟加拉国的发展和对外开放。
从尼泊尔和不丹两国的情况来看，这两个喜马拉雅山国都是内陆国，经济发展滞后，对外封闭严重。如果积极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可为改变这种状况提供重要机遇。
由此可见，中印缅孟区域合作对于本地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对21世纪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这是值得关注和应当加以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种重要意义只有在有关各国中央政府通力合作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如果从发挥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意义的全局眼光，而不是仅仅从本地区的狭小范围来考虑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的涵盖范围问题，就容易达成共识。
笔者注意到，印度政府对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认识具有更高、更大的视野，并非局限于局部地区，这对我们思考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的涵盖范围有重要参考意义。例如，在2004年10月19日于新德里举行的第三届印度―东盟商业峰会上，曼莫汉？辛格总理提出了关于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概念，他说：“……我们应当努力使现在的印度―东盟关系步入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不可扭转的趋势，这个新高度就是亚洲经济共同体，它包括东盟、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这个共同体将使我们的人民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人们不能不被这样一个前景所吸引：从喜马拉雅山脉一直到太平洋，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市场，并通过高效的公路、铁路、航空和海运服务所连接。这个多国共同体将由一个‘利益环’构成，围绕着它进行着大规模的人员、资本、观念和创造力的流动。这样一个共同体的总收益将达到欧盟的水平，在贸易额方面将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它将包括世界半数的人口，其外汇储备将超过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总和。这个设想即将实现，我们必须为迎接它的到来而共同做好准备。”从印度总理的上述表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印度政府是从整个亚太地区合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这与我们对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涵盖范围的认识和重要意义的评估具有某种程度的吻合性。我们可以把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视为中国、南亚、东南亚更大范围的经济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加快发展，将为中国、南亚、东南亚更大范围经济合作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近几年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活动与发展态势
自从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的概念提出以来，在相关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包括学术交流和经贸往来两大方面，但发展却是不平衡的。
从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学术活动来看，1999年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国的学者和中国云南省的部分官员在昆明举行了第一次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大会，来自四国的参会人员共同签署了非政府性的《昆明倡议》，倡议通过各国努力，在平等互利、持续发展、比较优势的原则下加强联系，促进最大可能的经济合作。有关各方的参会人员对开展合作、共图发展达成基本共识。2000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了第二次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大会，继续就交通、旅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进行研讨。此次大会还提出，在这一地区进行经济合作时应注重非传统安全问题，诸如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等，引起了大会关注。这表明，这一地区的合作将会超出经济合作的范围而扩大到其他领域。2002年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召开了第三次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的《达卡声明》表明，这次会议在四国之间合作机制问题的认识上有了新的突破。与会四方的参会人员同意正式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更名为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2003年3月，在缅甸首都仰光召开第四次四国地区经济合作论坛。2004年12月，在中国昆明召开第五次四国地区经济合作论坛。至此，四国的学术界正在形成合作机制。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其一，在这5次会议中，2次由中国参与方主办的会议都是由中国云南省的学术机构和有省政府背景的机构来运作的，而非中国中央政府的作为，中国西南其他省、市、自治区也未参与，事实上形成了中国参与方仅仅是云南省的局面。其二，在由印度、孟加拉国、缅甸三国参与方主办的3次会议中，印度、孟加拉国参与方并无政府背景，而是纯属学术行为，缅甸参与方有中央政府背景，而中国参与方（云南省）则有地方政府背景。正因为如此，笔者把这几次会议定性为学术性会议而不是政府间的合作会议，会议所形成的文稿、资料，也不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公信力和约束力。这些学术活动对各相关国家中央政府的政策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不宜作夸大其词的评估。
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态势来看，在各国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与人员交流取得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促进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直航的开通。2000年12月4日，利用赴印度新德里参加第二次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大会之机，中国云南省组织了由副省长带队的多达100余人的代表团，乘商务包机从昆明直飞新德里。此次商务包机直航打破了中国和印度之间长期不通航的状况，为2002年3月28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正式开辟北京―德里直达航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中国和印度直航班机从北京和上海直飞新德里，经停昆明时也只是加油而不载客、载货，后来改为直飞而不再经停昆明。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和印度直航的开通对连接两国首都和最大城市之间的交往有直接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不在中国西南地区载客、载货，因而对促进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作用有限。尽管如此，云南省的商务包机直航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二是近年来中国云南与缅甸、印度与缅甸之间的陆路交通建设有了新进展。中国云南省积极进行连接缅甸的境内公路建设，取得实效。孟加拉国与缅甸、印度与缅甸之间也加快了交通线的连接。这些新进展对促进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作用是重要的。
三是2003年6月中印两国签署了开放乃堆拉山口的边境贸易备忘录，使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形成陆路贸易通道成为可能，这对开展中国西藏与印度北部地区、尼泊尔、不丹及孟加拉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意义重大，对促进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积极影响也是重大而深远的。
四是经贸合作有所扩大。随着中国、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与印度双边关系的改善，中国与印度、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之间的经贸往来不断扩大，尤其是中印双边贸易增长显著，2003年达75.9亿美元，2004年可超过120亿美元。但这种贸易往来主要是通过海路进行的，通过中国云南省和西藏进行的贸易额虽有所扩大，相比之下，还微不足道。例如，2002年中国与印度的双边贸易额达49.5亿美元，而中国云南省与印度之间的贸易额仅为0.5883亿美元。又例如，2004年中国与印度的双边贸易额可超过120亿美元，但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边境贸易额仅为1.5亿卢比。这说明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潜力还有待开拓。
五是学术活动和人员交流大幅度增加。近年来中国与有关各国之间的学术活动和人员交流大幅度增加，这既是中国与相关各国关系改善和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对中国与相关各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着积极影响。而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与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直接相关的则主要集中表现为云南省与有关各国之间的往来和交流有明显增多。应当指出的是，除了中国云南省外，中国西南其他省、市、区与南亚、东南亚交往的扩大主要是受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的推动，而与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性并不大。
总的看来，近几年推进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活动在学术性探讨方面进展较为显著，实际的区域经济合作有所开展，但进展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迅速，其原因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笔者相信，随着有关各国对区域经济合作认识的深化与趋同，随着现存问题的逐步解决，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将会得到更强有力的推动而快步发展。
作者简介：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南亚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南亚国家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述：《独立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西南对印度贸易问题研究》（合著）、《南亚国家的经济改革与民主化浪潮―印度和巴基斯坦研究》（合著）、《印度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合著）、《世界贸易组织与印度经济发展》（合著）《西藏开拓南亚市场及其特殊性研究》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论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途径
程瑞声
克什米尔问题已经延续了50多年。这一争端不仅给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带来严重的后果，而且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也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印巴之间在独立后先后爆发过3次战争和多次武装冲突，这在二次大战后新独立国家的相互关系史上是少有的。战争使双方都受到很大损失，巴基斯坦因此而一分为二。从2002年初以来，印巴双方百万大军对峙，使两国再次处于战争的边缘。在2002年底双方撤军后，两国关系仍处于僵持状态。印巴两国关系长期不和，成为两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两国的军备竞赛使两国的军费都很重，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过大。当然，由于印度是一个大国，对军费负担的承受能力较强，而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所受的负面影响更大。巴基斯坦人口增加较快，经济发展迟缓，外债负担重，经济不时出现某种危机状态。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贫困人口占人口的比例都较高。如果两国能长期和平友好地相处，双方就能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经济和社会发展。应该说，印巴两国领导人对这点都是有充分认识的。2001年8月15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印度独立55周年纪念日讲话中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不应该互相打仗，而应该一起向贫困开战。”2002年1月12日，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在讲话中说，“在******教里，圣战不仅限于武装斗争”，需要对文盲、贫困、落后和饥饿发动“更大规模的圣战”。
克什米尔是印巴两国之间爆发战争时双方军队必然会进行作战的地区，是两国关系紧张时两军沿控制线不时进行交火的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是印度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经常发生战斗的地区。愈来愈多的人员伤亡，大量房屋和财产遭到破坏，旅游业陷入低谷，经济长期萧条，这一切给克什米尔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恢复和平，已成为克什米尔人民最迫切的愿望。
在外交上，克什米尔争端也对印巴两国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印度作为亚洲的大国，其外交志在四方，而克什米尔争端却使印度不得不把相当的精力花在同巴基斯坦对抗上，成为印度走向世界大国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印度埋怨其他国家往往把印度只是视为南亚国家，和巴基斯坦同等对待，而不承认印度的亚洲大国地位。实际上，其他国家所以经常把印巴两国并提是由于印巴因克什米尔争端长期对抗这一客观现实，并非出于主观上对印度的轻视或低估。例如，由于印巴不和，一些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出于对印巴将克什米尔争端引入该组织或会议的担忧，采取了暂不邀请双方的做法。至于巴基斯坦，同印度的对抗也使它在外交上的活动余地受到相当的限制。巴基斯坦同俄罗斯的关系长期停滞就是一例。
由于印巴关系紧张，南亚区域经济合作进展缓慢。成立于1985年12月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也步履维艰，成就不大，其首脑会议常因印巴两国的矛盾而推迟。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相比，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已落后很大一段距离。
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的对峙使克什米尔成为亚洲一触即发的热点。从1999年以来，印巴这两个核武器国家一再濒临战争的边缘，使亚洲和世界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印巴拥有核武器虽然对两国爆发全面战争有遏制作用，但这种遏制作用并非绝对的。印巴双方都有一些好战的人。如果形势一旦失控，不排除这种冲突发展为全面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可能。印巴两国打一场核战争，不仅会给印巴两国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而且将给整个亚洲和世界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出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防止这种悲剧的出现，不仅是印巴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责任，也是国际社会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如何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需要印巴两国认真研究和探索。
由于克什米尔问题涉及领土、宗教、民族等多方面的因素，十分复杂，解决的难度很大。但是只要印巴双方能以创造性思维进行思考和探索，认真总结5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既照顾过去的历史和背景，又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在解决问题的具体步骤上先易后难，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具体来说，双方需要处理以下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