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是印度近代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
他是中国人最熟悉和最敬仰的印度文化名人。刘建研究员的两篇文章，代表了中国新一代学者研究泰戈尔的成果。《哲人绝唱诗界丰碑――〈泰戈尔诗选〉评介》依据中国编译出版的《泰戈尔诗选》，对泰戈尔诗歌进行了介绍和评论。泰戈尔主要的诗作有：《诗集》、《故事诗》、《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其中《吉檀迦利》是一部宗教抒情诗集，是他献给他心目中的具有人格的神――梵的颂歌，它也是泰戈尔的代表作，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刘建在逐一介评它们后总结说，泰戈尔的诗歌始终体现了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对宗教哲理的思索和对世界大事的关注。
《泰戈尔在中国》一文先介绍了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流传。1913年泰戈尔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人便开始向国人介绍泰戈尔及其作品。从那时起至今中国形成了1923―1924年（泰戈尔访华前后）、20世纪50年代和****后的三次泰戈尔热。中国现有共24卷的《泰戈尔全集》。文章接着阐述了泰戈尔毕生对中国的关心和热爱。从最早痛斥英国在中国倾销鸦片、到访华时对中国的赞颂、到抗战期间对中国同情与支持，充分体现了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文章最后论述了泰戈尔对中国新文化青年的影响，他的作品的中译本也是中国文学宝库的组成部分。
哲人绝唱诗界丰碑
――《泰戈尔诗选》评介
刘建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是印度近代伟大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泰戈尔不但是印度文学史上罕见的巨匠，而且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少有的大师。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作品愈益放射出璀璨的思想光芒，显示出永恒的艺术魅力。泰戈尔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并被作为教材在中学和大学讲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泰戈尔与圣雄甘地，被认为是印度20世纪的两大伟人。
泰戈尔在其60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保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和过人的创作精力，以其全面的艺术天才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在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给后世留下了数量惊人、种类繁多的艺术珍品。他毕生创作50余部诗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90多篇短篇小说、20余种戏剧，同时著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散文作品和其他杂著。这些作品主要收在多达29卷的《泰戈尔文集》中。此外，他还创作了2000余首歌曲和大量绘画作品。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均出自他的手笔。
泰戈尔1861年5月7日生于印度孟加拉省加尔各答市。当时的印度，正处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之下，也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重要历史时期。泰戈尔出生时，加尔各答是英属印度的首府，同时也是印度的文化中心。当时，以加尔各答为中心的印度宗教改革运动、文学革新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潮流涌动。这三大运动汇流，构成了印度近代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
泰戈尔家族是孟加拉的望族之一，在农村拥有大片的地产，在城市拥有豪华的邸宅。这一家族虽然属于婆罗门这一印度最高种姓，但从泰戈尔的祖父德瓦卡纳特？泰戈尔（1794―1846年）起，便不再把种姓制度的“神圣”放在眼里，颇多离经叛道之举。他是印度最早“睁眼看西洋”的人物之一，也是印度最早旅英人物之一。泰戈尔的父亲戴本德罗纳特？泰戈尔（1817―1905年）通晓印度与西方的哲学，是一位宗教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他是印度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高尚人格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对泰戈尔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泰戈尔是家中的第14子，上有兄长和姐姐13人。这些兄长大都多才多艺。他们的非凡才能和家庭浓郁的文学艺术气息，对泰戈尔产生了重大影响。泰戈尔家族是富有的，也是开明的。多少年后，诗人在回忆童年时说，自己的“心智是在一种自由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但“我们的食物谈不上精美。开列一下我们的衣物清单，只会招致现在的孩子们的嘲笑。”富有而不纵容子女是泰戈尔父亲的治家之道。
泰戈尔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先后上过几所学校，但时间都不长。他对这些旧式学校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对于传统教育制度对人的束缚，他深恶痛绝，这一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主要是靠严格的家庭教育和勤奋的自学获得的。他学习的课程有梵语、孟加拉语、英语、历史、数学、地理、绘画、音乐、体育等。从晨至暮，一天的课表排得满满的。各科均聘有专任教师。他们执教认真，风雨无阻。10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与家人到恒河边去。他犹如鸟儿脱离了樊笼，在绮丽的自然风光中陶醉了。他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观察孟加拉乡村，茅舍、小径、浴场、田野、集市，无不引起他的强烈兴趣。从那时起，他与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1873年春，他随父到喜马拉雅山旅行。雄伟的雪峰，幽美的林壑，清澈的山溪，激发了他的幻想，孕育了他的情思。
泰戈尔8岁能诗。他于1875年发表第一首长诗《野花》。1878年9月在父兄的安排下赴英国学习法律，但他的主要兴趣和收获却是在文学与音乐方面。1880年2月回国。1882年出版抒情诗集《暮歌》，从此正式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世纪90年代，他服从父命离开城市到乡下经管祖上的田产，在乡间生活了整整10年。农村丰富的现实生活与旖旎的自然风光唤起了他的创作激情。诗歌、短篇小说、戏剧等多种样式的文学作品从他的笔端源源流出。这是他一生创作中一个最多产也最辉煌的黄金时期。从1901年至1913年，是他创作的又一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他的作品从内容到风格都展现了不同的风貌。在这一时期，他除了创作中长篇小说之外，还沉浸在对宗教哲理的思考之中，写了许多带有神秘主义气息的宗教抒情诗。1901年，他在圣谛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小学。
这所学校后来在1921年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大学。他的后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这里。1905年，他积极参加了反对英国殖民者分割孟加拉的民族运动。1913年，他以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印度人也是亚洲人首次获此殊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诗人为人类的命运深深担忧，他的目光转向印度之外的广阔世界，他的作为“世界公民”的国际活动时期开始了。他的足迹遍及欧洲、美洲和亚洲的数十个国家。从这时到辞世，是诗人创作的又一重要时期。1919年，印度发生英国殖民者血腥镇压反英民众的阿姆利则惨案，他为此愤然辞去英国政府授予他的爵士头衔。1924年，他应梁启超先生邀请访问中国，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其友好的感情，对中国文化表示了高度赞赏的态度。他在离华前的告别讲演中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了美的世界。”他还说：“我从来没有像与你们在一起这样快乐过，也从来没有与别的民族这样密切接触过。”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真挚的，也是珍贵的，因而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20世纪30年代，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泰戈尔拍案而起，强烈谴责它们的暴行。例如，他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写诗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和虚伪，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文人野口米次郎试图劝诱他支持日本侵华时一连给对方写了两封长信，痛斥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战争罪行。
他的这些大义凛然之举，体现了令人感佩的伟大人文精神。1941年8月7日，泰戈尔病逝于加尔各答。
尽管泰戈尔多才多艺，但他在本质上却是一个诗人。从他的创作实践看，诗也的确是他毕生最为倾心也最为得心应手的艺术样式。他虽然成功地运用过各种文学体裁，但唯有诗歌被他当作终生的事业。他在写诗时“绝对谈不上心灵的宁静”，而是呕心沥血，苦苦思索。他坚决反对无病呻吟，矫揉造作。他说：“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我可能做过许多不诚实的事情，但我在诗歌中却从未说过一句假话……”他对于诗歌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他十分重视诗歌的韵律。他认为，“就语言而言，韵律起着河岸的作用，赋予它以形式、美和特征……为了给语言以力量，韵律的严密束缚是必要的；否则，它就会一再扩散开去，而无法前进”。他又认为，“束缚产生了形式美、运动美和音乐美；界限不但有助于产生美，而且有助于产生力量”。他还认为，“韵律的产生，如同整个宇宙中一切美的产生一样。纳入严格规定的界限之内的思想的河流，赋予律诗动人心弦的力量，这一点，含糊而变化不定的散文是做不到的。”丰厚的文学素养、严肃的创作态度和深湛的诗歌理论等因素，使得泰戈尔的诗歌横空出世，独步天下。泰戈尔是印度在公元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印度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是印度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它们将永远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熠熠生辉。
泰戈尔主要用自己的母语孟加拉文写作，但也用英文写了一些诗歌和大量演说。在印度之外，他的作品主要以英文译本流传。他曾经将自己的不少诗歌和一些短篇小说译成英文。他的《吉檀迦利》等英文诗集就是他自己翻译的。他的译笔流畅而自然，以至连英国人都不能发现他的译诗出自一个非英语民族的诗人之手。他的这些英文译诗，被西方学者视为“第二原著”。我国的译家、学者和读书界对泰戈尔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情。陈独秀在1915年以五言古诗的形式将泰戈尔的4首选自《吉檀迦利》的诗歌译成中文在《青年杂志》上发表，成为我国介绍泰戈尔作品的开先河者。此后，在泰戈尔来华访问前后，在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初以及在80年代以后的20年间，我国先后三次出现译介和阅读泰戈尔作品的热潮。众多名家相继参与其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传播泰戈尔作品方面功勋卓著。该社编选的《泰戈尔诗选》是我国目前最为流行也最为优秀的一个泰戈尔诗歌选本，共收入诗人的6部诗集以及他晚年的一些零散但却重要的诗篇。现将其内容分别简介于下：
《诗集》
这是泰戈尔的一部相当重要的英文诗集，共收入诗歌130首，并有序诗1篇。由国际大学出版社在诗人逝世翌年出版。《诗集》中除了最后9首之外，均为诗人自己从孟加拉文译成英文。时间范围从1886年至1941年，跨度达56年。《诗集》中的重要诗歌基本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即宗教抒情诗、写实诗和政治抒情诗，此外还有一些杂诗。
宗教抒情诗在这部诗集中占有相当比例。诗集中的第8首、第11首、第16首、第22―26首、第33首、第35―37首、第46首、第49首、第52―53首、第57首、第61―63首、第85首、第113首等都是宗教抒情诗。这一类诗具有神秘的色彩，比较难于理解，但却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十分耐人寻味。这些诗歌中的“你”（第22首、第23首等）、“王”（第24首、第26首等）、“父亲”（第25首）、“朋友”（第29首、第53首）、“主人”（第49首、第57首等）以及“永在”、“无尽”（第33首）等，都是对“神”的称呼或“神”的别名。理解了这一点，就掌握了这些诗歌的关键，也就不难读懂和欣赏这些宗教抒情诗。关于这位“神”以及这一类诗歌的意义，我们将在下文评介《吉檀迦利》时一并予以说明。
《诗集》第94首、第100首均系写实诗歌中的名篇。前者先以凝重之墨摹写冷漠无情的莲花河，继以传神之笔描绘活泼可爱的古巴伊河。显然，浩荡的莲花河在这里成了细小的古巴伊河的陪衬。在诗人的笔下，这条小河被人格化了，其神韵就像一位清纯可爱的少女。她有着“苗条翩婉”的体态，朴实无华的语言，也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后者热情赞颂了一位普通的山达尔劳动妇女。她黧黑而结实的身躯，匆忙而矫健的步履，粗糙而朴素的服饰，引起诗人的由衷赞美。诗人通过对这位山达尔女人的描写，表现了对劳动和健美的歌颂。罗丹说过，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然而，泰戈尔却具有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的慧眼，他的许多诗歌都展现了生活中被人忽视的美。
政治抒情诗在这部诗集中占有显著地位。它们表现了诗人维护正义和疾恶如仇的凛然正气。例如，第102首抒发了诗人对殖民者蹂躏非洲人民的强烈义愤，第108首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嘴脸。这些诗篇，表现了诗人对人类命运难已的殷忧，喷射着正义的怒火。我国已故著名作家谢冰心先生在其为《诗选》写的“译者附记”中指出：“这是泰戈尔人格中严霜烈日之一面，与《吉檀迦利》集中所表现的霁月光风，是有其不同的情调的。”可谓一语破的，深中肯綮。可以说，“霁月光风”与“严霜烈日”是诗人天性和创作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是诗人的基调，后者是诗人的变奏。与那些在邪恶面前屈服或保持缄默的怯懦文人相比，泰戈尔的精神和作品无疑是极其伟大的，体现了一种令人感佩的浩然之气。
《故事诗》
这是泰戈尔前期诗歌创作中一部极其重要的孟加拉文叙事诗集，在印度历来被视为诗人留给人民的最好的精神遗产之一。诗集收入诗歌24首，并有序诗1首，初版于1900年。当时，诗人不但正处于创作上的井喷阶段，同时也处于爱国主义激情汹涌之时。诗集主要取材于印度古代经典作品中的历史传说，其中既有佛教故事、印度教故事和锡克教故事，也有拉其普特人及马拉塔人的英雄传说。
诗人热情歌颂了民族英雄在抵御异族入侵时英勇献身的精神。其中《被俘的英雄》无异于一部锡克教徒英勇斗争的史诗。诗人写了锡克教徒的胜利，更写了他们悲壮的牺牲。在莫卧儿军队的残酷镇压下，英雄们的鲜血洒遍五河之邦，七百个英雄连同他们的首领般达都因战败被俘，全部壮烈牺牲。般达父子在敌人面前尤其表现得泰然自若，视死如归：“孩子的嫩脸上闪耀着/英勇无畏的光辉”；父亲“屹立着死去――/不曾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戈宾德？辛格》一诗充分表现了锡克教祖师戈宾德？辛格百折不挠的坚强斗志。他在战斗失败之后仍然对未来信心百倍，怀着豪迈的英雄气概去重整旗鼓，渴望着战斗和胜利，“去把侵略者的胸膛/用利剑刺穿”，“等待着晓日初升的黎明出现”。《洒红节》写拉其普特人用计谋战胜入侵者。《婚礼》表现了一个王子在婚礼上壮别新娘，奔赴疆场，马革裹尸而还的牺牲精神。《践誓》写了一个宁可牺牲也不愿放弃土地投降敌人的将军。这些诗歌都以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表现了爱国主义思想和英雄主义精神，读来惊风雨，泣鬼神，荡气回肠，令人感叹。
《故事诗》中的佛教和印度教故事，表现了诗人对民本主义的弘扬和对真善美的礼赞。《轻微的损害》谴责为了一时寻欢作乐而无端焚毁贫苦农民茅舍的王后。《无上的布施》说明穷人要比王者、富商、财主等有钱人更为高贵。《供养女》称赏了为信仰而牺牲的侠义精神。《审判官》歌颂了一个不畏权势、鄙弃财富和地位的法官。《密约》赞扬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崇高品质。
《故事诗》的创作，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适应当时印度日益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需要。这部以艺术形式再现印度历史、歌颂远祖先贤优秀品质的诗集，极大地激励了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意志，增强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正因为如此，这部诗集迄今仍然是印度学校的语文教材，一部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故事诗》中不时出现写景的诗节。它们犹如一幅幅生动的印度风情画，让我们看到了那里绮丽多姿的风光。它们是诗中故事发生的背景，也蕴含着诗人丰富的感情。读着它们，我们嗅到了盛开的茉莉与素馨，听见了杜鹃婉转的啼鸣和晚祷的钟音，目睹了高大的娑罗和雨季的浓云。诗人在写景时常常采用白描的手法，但却能以三言两语写出动人的意境。《故事诗》充分体现了诗人在驾驭语言艺术方面的巨大才能。
《吉檀迦利》
这部英文宗教抒情诗集是泰戈尔的代表作，是20世纪世界文坛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诗集共收诗歌103首，1912年在伦敦出版后随即风靡西方世界。这些诗歌，是诗人从其同名孟加拉文诗集和另外几部孟加拉文宗教抒情诗集选译而来的。孟加拉文《吉檀迦利》有着严格的韵律，而英文《吉檀迦利》则以散文为体。“吉檀迦利”的意思是“献歌”。
纵观诗集，我们不难看出，它是诗人献给一位神的。同上文提到的《诗选》中的宗教抒情诗一样，在诗人笔下，这位神有着种种名称和身份。诗人时而称他为“主人”，时而称他为“朋友”，时而称他为“父亲”，时而又称他为“国王”，但更多的时候还是直接称他为“神”，或干脆将他称为“你”。在翻译这部诗集时，诗人借用了英语中“God”一词，但他诗中的“God”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从印度哲学中玄而又玄的“梵”这一抽象概念演化而来的一个具有人格的宗教神。两者虽然同为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但却属于不同的宗教哲学范畴，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泰戈尔的宗教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印度古代奥义书哲学和印度教毗湿奴派教义。这是一种类似于泛神论的思想。奥义书哲学认为，万有同源，皆出于梵。它又认为，万有一如，皆归于梵。换言之，梵是宇宙的最高本质和最高实在。宇宙万物皆派生于梵，存在于梵，统一于梵。自然、社会、国家及人的意识都不过是这一宇宙精神的显现，是其存在的不同形式。泰戈尔认为，梵是一种无限的存在，而现象世界和人是有限的存在；人的灵魂与宇宙精神具有实质的同一性。达到梵我一如是诗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在“有限”中证悟“无限”的欢乐，是他宗教抒情诗歌创作的主题。他在《吉檀迦利》第75篇中写道：“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心爱的意义；但是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指向着你。”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吉檀迦利》的创作主旨。
梵是什么呢？泰戈尔在其发表于美国的著名讲演《什么是艺术》中说过：“西方可能相信人的灵魂，然而它并不真正相信宇宙有一个灵魂。这是东方的信仰，而东方对人类的全部精神贡献都充满了这一理念。”他还说，“我们相信这一宇宙灵魂”。通俗地讲，按照诗人的解释，梵就是宇宙灵魂，就是宇宙精神，也就是无限。在奥义书中，对梵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一者认为梵是非人格的绝对，一者认为梵是有人格的神。在泰戈尔的笔下，他无可避免地带有梵的双重特点。他似乎是遥远的，又是切近的；他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他超越一切，又无所不在。他可以是广阔的天空，狭小的鸟巢（第76篇），“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不可知者”（第95篇），但总的看来，他基本上是一个以不同身份显现的人格神。他时而是荒街上孤独的行人，在雨野里用轻柔的脚步行走（第32篇）；时而在野阑人静之时，手操竖琴来到诗人身边（第26篇）。人类世界成了神出没的王国。
泰戈尔在《什么是艺术》中还形象地描绘了他和印度人民心目中的这位由梵演化而来的人格神。他说：“与我们同在的神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神；他属于我们的寺庙，也属于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所有关乎恋爱与慈爱的人际关系中，都感觉到他与我们的切近，而在我们的喜庆活动中，他是我们尊敬的主宾。在开花与结果的季节，在雨季到来的时候，在秋天的累累果实中，我们看到了他的披风的边缘，而且听到了他的脚步声。我们通过我们崇拜的所有实在对象崇拜他，在举凡我们的爱是真挚的地方，我们爱着他。在善良的女人身上，我们感觉到他，在真诚的男人身上，我们认出了他，在我们的孩子们的身上，他这个‘永生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地再生。”这段话可以看作是诗人对《吉檀迦利》中的神的直接解释。“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梵成了无所不在、亲切喜人的神。《吉檀迦利》正是诗人献给这位人格神的颂歌。
印度是一个宗教王国。印度传统文化的实质是宗教性的。古往今来，那里产生过许多宗教和教派。宗教一直主宰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左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印度历史上曾先后产生并流行多种宗教。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印度最早的宗教婆罗门教式微，印度思想文化界出现如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似的激烈斗争，诸家并起，异说纷呈。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和社会理论应运而生，对文化、人生和精神信仰进行理性的探讨，形成印度文化史上灿烂的一页。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便是这场思想文化较量的产物。目前印度最大的宗教印度教出现于印度中古时期，即公元4世纪笈多王朝时代。印度教系从婆罗门教演化而来，是婆罗门教文化复兴的产物。印度教从形成之日起就是佛教的对立面。佛教神性的有增无已与印度教人性及世俗性的渐次发展成为这两大宗教影响此消彼长的重要原因。到公元7世纪我国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印度求取佛法之时，佛教已在印度许多地方显现出衰败的迹象。这在他归国后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中不乏记述。从公元10世纪末至公元13世纪初，突厥******不断入侵印度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在破坏印度生产力的同时也给予印度教和佛教以沉重打击。到公元13世纪初时，佛教在印度本土趋于消亡，而印度教却与******教并存下来。现在，在印度10亿人中，信仰印度教的约占82%，信仰******教的约占12%，信奉基督教、佛教、耆那教和其他宗教的约占6%。多种宗教在印度的长期共存和印度人民对宗教的虔诚信仰造成了印度文化浓厚的宗教性和斑斓的色彩。宗教生活和宗教文化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
长期为大多数人所信仰的印度教，实际上业已融入广大印度人民的生活方式之中。
宗教广泛渗透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也强烈地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因而形成了印度文学的宗教传统。泰戈尔在《什么是艺术》中概括了这种历史现象。他指出：“对于印度来说，无限（神的别名――笔者注）不单纯是哲学思辩的材料；它对于她犹如阳光一样实在。她在日常生活中非得看到它，感觉到它，并利用它。所以，它大量出现在她的表达崇拜的象征体系之中，出现在她的文学之中。”他进而指出：“在印度，我们的文学的大部分是宗教性的。”诗人的这些论断对于我们理解《吉檀迦利》不乏启迪意义。可以说，在泰戈尔生活的时代，宗教问题还是印度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他创作的中期，宗教诗歌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主体。他毕生没有中断对宗教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宗教诗歌便是他借以进行这些思考和探索的一个手段和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