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涉黔奏议中关于军事方面的最多，这反映出明代的贵州是一个战乱频发的地域。这些奏议的内容多集中于西南地区几次大的战争，如播州杨应龙叛乱、奢安之乱、麓川之役等等，其他尚有一些关于逃军及清军等问题的奏议史料。
（1）播州杨应龙之乱
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是明末万历三大征之一，对明朝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明朝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才最终平定本次叛乱。在平叛过程中，围绕兵力部署、军饷筹备、将领任免等问题，各地各级官员的奏疏纷至沓来，本书即搜检到大量此类奏议史料。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李化龙被任命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四川，在平播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此后所著《平播全书》，收录了大量本人当时所上奏议，详细叙述了平叛的经过。如《留总兵刘綎征播疏》[30]《初报捷音疏》以至《五报捷音疏》[31]等等；另，郭子章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被万历皇帝任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兼制蜀楚军事，与李化龙合力剿平了播州杨应龙叛乱。他亦有《郭青螺文集》，其中辑录了大量有关平播之役的奏疏，如《播平善后事宜疏》[32]《看议播界疏》[33]《咨兵部总督再议四卫》[34]等等。除二人外，尚有其他官员留下的诸多奏议，如沈一贯的《言川贵总督揭帖》[35]对平叛将领的选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上述奏议类史料，对我们研究播州杨应龙叛乱的前因后果、战争经过及影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奢安之乱
奢安之乱指的是明朝天启年间，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使奢崇明及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使安位叔父安邦彦的叛乱，在贵州又称安酋之乱。奢崇明于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于重庆起事，安邦彦于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起兵，进围贵阳达十个月之久。叛乱发生后，明朝廷广调汉土官兵前往平叛，战争从天启元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前后持续了17年，才最终平定。
奢安之乱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影响深远。时有大量奏议存留下来。如参与平叛的总督朱燮元即著有《朱司马督蜀黔疏草》，其中辑录有大量相关奏议，如《恭报逆贼情形机宜疏》[36]《报总督移镇辰沅疏》[37]《请四年新饷疏》[38]《简兵屯守疏》[39]《恭报蔺地善后机宜疏》[40]《直陈黔省情形机宜疏》[41]《列城善后建卫世守疏》[42]《回奏新旧田赋疏》[43]等等；其他官员亦有众多奏疏可供参考，如孔贞一的《为土酋悖旨纠夷恶目称兵肆掠乞赐严究以明国法以安地方事》[44]，薛三才的《复议水蔺事宜疏》[45]等等。
（3）麓川之役
麓川之役，为发生在明正统年间的三次征伐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思机发父子叛乱的战争。明廷经过连年征战，仍未彻底平息叛乱，最终以盟约形式结束。期间连续发动数十万人征剿，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此役虽然发生在云南境内，但因云贵相接，地理位置最近，亦有众多贵州的土官、土舍、土目、土民被征调从征麓川。此役对贵州产生了较大影响，这在时人的奏议中多有体现。如刘球在《雷震奉天殿鸱吻奏请修省疏》有云：“仍令思机发尽削四面之地，分与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许以小职，使仍居麓川，则兵不用而此方可宁息。臣以为宜召还蒋贵，并止四川、湖广、贵州之兵用，全数万生灵之命。”[46]可知亦有贵州汉土官兵参与了麓川之役。另有王骥的《覆何文渊疏（麓川叛寇）》[47]，于谦的《兵部为守备地方事疏》[48]等疏中对于此役对贵州的影响多有论及。
（4）军士逃亡、清军事宜
明代的清军，是明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基础，维护建立在世袭军籍上的卫所兵制，防范、解决军伍空虚和军籍管理淆乱，对军伍实行清理、勾补，旨在确保有兵可用。明代的清军，缘起于军士的逃亡，勋贵、军官对军士的役占以及军籍黄册管理的混乱，其中军士的逃亡为主要因素。因为，在明代，户分三等，军籍世袭，士兵分辖于军中各个卫所。若正军、军余死亡或逃亡，则于原籍勾补。军户未入伍前分居各处，编入里甲，随时备征、备勾，不得推诿或规避。军户的法律地位低下，军户的赋役及额外负担沉重，正军、军余的基本生活条件得不到保障。士兵又不得在本籍从军，而是南北更戍，备尝水土不服之苦。再加上勋贵、军官对军士的役占等等，当时兵士逃亡现象非常严重，这成为明中期尤其后期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贵州也不例外。这些在明人的奏疏中亦多有体现。
杨士奇在《论勾补南北边军疏》中有云：“切见今差监察路御史清军，有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之人，起解南方极边补伍者。有以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之人，起解北方极边补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冻，北方之人死于瘴疠。且其卫所去本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路远艰难，盘缠不得接济，在途逃死者多，到卫省少，长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获罪，亦有艰难死于沟壑而不知者，深为可悯。”[49]对军士因不得在本籍从军，承受水土不服之苦而大量逃亡，以至死于寒冻瘴疠的现象予以揭露。疏中杨士奇还建议按照祖宗成宪，“腹里地方，该勾的军离原卫二千里以里的还发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卫所收操”[50]，并奏请“今所急缺边军者，欲乞除逃军外，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今后清出军丁，各就所近，发甘肃、宁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辽东等处补伍，云南、两广、贵州、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浙江、南京直隶今后清出军丁，各就所近，发四川、云南、贵州、两广及边海卫所补伍，皆就定其卫所发去，待补足其缺之后再有清出者，却于腹里卫所补伍，如此则兵备有实，下人不困。”[51]
马文升在其《存远军以实兵备疏》对此亦有论述，如“查得陕西西安等府所属县分人民，先年为事充军多有发编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处卫所者，为因水土不服，多为烟瘴所侵，随到随死，不可胜计。”[52]疏中马文升亦对此提出建议：“乞敕兵部计议，将陕西人民，先发四川、云贵、广东、广西、福建地方充军者，除四川、贵州见今有例，仍令解补应当外，其云南、两广、福建年久逃故原卫无丁，累到累死，累解累逃者，行仰陕西布按二司清军官员，将前项卫所远年清勾，当解户丁，如果累次解发到彼死亡者，仍照比先不服水土事例，收发陕西三边阙军卫所补伍操备，如此庶使军士各服水上，而无死亡之患，卫所不致阙军，而有操守之实矣。”[53]
徐问的《议处地方事宜疏》则对贵州军士的逃亡现象论述甚详，称“贵州卫所军人，或因三次逃回，或因为事例应改发，定发边卫与极边卫充军。正犯身故，子孙替役，清勾发遣，动差军舍管押，沿途应付，骚扰驿递，及至中途，或到卫身故，或随解随逃，该卫既无实伍之军，原籍又多勾补之扰，况贵州已极边陲，军粮折色廉薄，兼放荞荳征调挖运，身阽危亡，率多逃移事故，所存十无三分之一。”[54]可见贵州士兵逃亡现象比较严重。他在疏中亦针对贵州逃兵现象提出整顿建议：“合无今后凡遇勾补，三次逃军，及为事应改发问发边卫充军者，各省自有边腹，腹里改调即注本省边方，既可以实边又可免逃亡，钩稽腹里亦便之矣。容令臣等酌量地里远近，俱发本省沿边都匀、普安、乌撒、永宁、毕节等处卫所充军，应该及边卫分者，调发前项沿边卫所地方哨堡，常川守哨，永不许更番休息。其问发例终本身者，待其身终，子孙仍补原卫，庶穷边营伍可以少充，而各处官司，得免递相勾扰，道途亦省供亿之费矣。”[55]
杨一清在《经理要害边防保国疆场事》中对贵州的清军事宜多有论及，如“正德元年以后，清出云南、贵州、两广、湖广军人改编，今设卫所着役数足，奏请停止。其余议处事情悉令查照原拟施行，务期威武克振边方有赖，等因。查得改编旧例，止是两广、云贵、四川、湖广等边卫……查得陕西各府并无两广军人，其云南、贵州、湖广三处先曾清出者，节经改编去讫，虽有未尽，数亦不多。前项新设卫所终难填实，如蒙乞敕兵部再议，合无比照榆林奏行事例，将陕西各府正德元年以后，清出云南、贵州、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等都司卫所军人，该起解者免解原卫，改编新设宁夏后卫，及兴武营守御千户所，共辏一千名停止，仍行原卫将名伍除豁如此，庶几威武振扬边方有赖，而腹里人民获安矣。”[56]
此外，王宪的《计处清军事宜》[57]，于谦的《兵部为军务事》[58]，徐贞明的《亟修水利以预储蓄酌议军班以停勾补疏》[59]，毛伯温的《条陈军务疏》[60]等均有涉及贵州清军事宜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