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制，在有的典籍中称“节制”，均指某一地区及其事务同时受两个职官管辖之意。明代即在地方实行兼制之制，如在贵州、四川、湖广地区实行的兼制措施，《黔记》有比较翔实的记载：“巡抚贵州兼督理湖北、湖南、川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御史一员，建节会省兼制三藩，内则监军道，外则四兵备道，武则总兵、参将、都司分阃，川东、湖北、湖南文武官悉听节制。”[94]现将明人奏议中的相关史料梳理并解读如下。
切照贵州地方，与湖广、四川、云南、广西诸省边界地方，疆土参错，砦落交杂，争斗频生，奸宄迭作，边圉之患，无岁无之，所以然者，葢缘辖属各异，事体不一，各怀彼此之心，竞图利害之便，互相推托，养成患害，贻毒生灵，亏损王化。臣自入境以来，询求利病，而阖省士民谓宜建设总督以专西南之阃，重以事权，责以经略，长久之术，莫大于是。臣请言其利害之故，陛下幸垂听焉。
贵州之在国初，本三省之远地也，至永乐十二年，始置都布按三司，以扼西南之吭，军民衙门大抵皆分属二省，以示犬牙相制之意，甚善计也。但百年之后，时异势殊，脉络阏隔，威信阂滞，于是贵州遂称难治矣。何以言之，边情夷患，动必牵连，约会则不及，独任则不可，此制驭之难，一也。两省之间牵制文法，意见异同，谋猷互异，此体统之难，二也。武弁夷酋，动分彼此，名虽兼制，不受约束，此任使之难，三也。纷争奏诉，必经会勘，文移往返，壅滞积年，此勘断之难，四也。贵州钱粮，多额川湖，连年拖欠，动以万计，此催征之难，五也。每遇有警，调用军夷。或托他故，动相妨病，此调度之难，六也。钤属既别，期会自疏，地方事情，多不互报，此经略之难，七也。有此七者，则虽有雄略之士，其能展布行事矣乎，此威信之所以未广，疆宇之所以未宁也。
（萧端蒙《特建总督重臣疏（川湖总督）》，《萧同野集二（疏议策）》，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八十六）
（又见《萧同野集》卷二，《明代基本史料丛刊·奏折卷》第82册）
按：永乐间，贵州立省后，因与四川、湖广、云南、广西边界地方疆土参错，更加上明廷实行的“犬牙相制”措施，令这些地区的军民衙门大抵分属两省，造成辖属各异，事体不一，官员亦各怀彼此之心，竞图利害之便，互相推托等问题。萧端蒙在疏中认为此种建置有制驭之难、体统之难、任使之难、勘断之难、催征之难、调度之难、经略之难等七难。
贵州之议则又止言添设兵备副使一员，驻扎施州而不及所辖之地。臣等恐兼制之权欠专，而佥事之体未崇，因从而折衷之。谓宜如贵州巡抚议，添设副使一员，请给敕书、关防，整饬荆?地方兵备，从湖广按察司列衔，在于施州卫驻扎，专属湖广抚按考核，仍听川贵巡抚、四川巡按节制。
（谭纶《议设兵备官员以图善后疏》，《谭襄敏奏议》卷四，《明代基本史料丛刊·奏折卷》第55册）
按：此段史料言在施州地方添设兵备副使一员，由湖广抚按考核，但由川贵巡抚、四川巡按节制。此亦为明代所实行的兼制措施表现之一。
嘉靖二年，副使舒公表以威清兵备带管迤西，始于戡乱定祸之余，建道于兹，而凡驻扎者有所止矣。然东西兼摄往返之劳犹昔也。岁辛卯巡抚刘公上元始建议析贵宁为毕节、威清，新镇为思石、都清各二道，以副使、佥事各分治之，屯田则各以其地隶焉，而又各以所近兼制川、湖、云、广之徼，而各驻于要冲。于是天子允其议，降玺书以责成之。其在毕节者，曰整饬毕节等处兵备，分巡贵宁道，驻扎毕节，不时往来巡历永宁、乌撒、赤水等卫，兼以屯田而以佥事领，则合兵备、分巡、屯田之政为一矣。
（郭子章《黔记》卷二十四《公署志下》）
按：贵州省初设之时，官制与他省相比简化，兵备道、分巡道仅属贵宁、新镇二道。但二道相距数千里，往返跋涉、文移应酬耗时费力。故嘉靖二年（1523年），贵州提学副使舒表奏请由威清兵备带管贵州迤西地区。而贵州巡抚刘士元则建议分贵宁道为节节、威清二道，分新镇道为思石、都清二道，从此贵州守巡道为四。文中所言“又各以所近兼制川、湖、云、广之徼”，即指明初在黔蜀毗邻地区所施行之兼制制度。
丁璿奏：贵州所辖乌撒等十二卫所屯堡，俱属四川、广西地方，诸蛮不时出没，缘非统属，不服追抚。请以四川、广西土官衙门与贵州卫所相参者，悉听守备贵州参将郭瑛禁治。从之。
（吴廷燮《明督抚年表》）
按：此为正统九年（1444年）六月，贵州巡抚丁璿奏请将与贵州卫所并处之四川、广西土官听贵州守备参将管治。原因在于贵州所辖卫所设于土司地区，但明廷为便于统治，实行了“司卫同城分隶”或“司卫同地分隶”的分辖措施，如卫撒土府与乌撒卫、永宁宣抚司与永宁卫分别隶属于蜀和黔两省，黎平府辖下诸土司与铜鼓卫和五开卫则是分别隶属于黔和楚两省。从丁璿之奏可以看出，这种分辖措施亦存弊端。
蜀之东川，业奉朝命兼制，然事权全不相关。禄千钟、禄阿伽纵贼披猖，为患不已。是东川虽隶蜀，而相去甚远，虽不隶滇，而祸实震邻。宜特敕蜀抚按，凡遇袭替，务合两省会勘。蜀察其世次，滇亦按无侵犯，方许起送，亦羁縻绥静之要术也。诏下所司。时诸土司皆桀骜难制，乌撒、东川、乌蒙、镇雄诸府地界，复相错于川、滇、黔、楚之间，统辖既分，事权不一，往往轶出为诸边害。故封疆大吏纷纷陈情，冀安边隅，而中枢之臣动诿勘报，弥年经月，卒无成画，以致疆事日坏。播州初平，永宁又叛，水西煽起，东川、乌蒙、镇雄皆观望骑墙，心怀疑二。
（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九《四川土司一》）
按：此为泰昌元年（1620年），云南巡抚沈儆炌奏言东川隶蜀而兼制于滇之不便，因而建议东川土司袭替一事，由两省会勘，方可起送袭职。此段史料亦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明代川、滇、黔毗邻地区，由于明廷的分化政策，导致“统辖既分，事权不一”的弊端，诸土司往往利用此弊端起而为乱；二是言明廷勘报措施之弊端，因勘报往往由两省或数省官会勘，易造成“弥年经月”，久拖不决的问题。
蜀之有杨虏，犹黔之有安虏，皆枭獍也。安尤强。可以制杨之死命者惟安，杨亦独忌安，无敢逞，乃安能守高皇帝令，通九驿，往来滇黔者悉赖以给。惟是骄伉不习汉法，所部有犯，不即奉行，然播州虽蜀地，而黔军门有兼制川东之敕，故亦属黔，且去蜀远而去黔近，彼见黔中事体多裁抑，安（应为杨）氏因专事蜀，且其人黠甚，交给重庆士大夫，多为左右于监司之侧者，而蜀之监司亦多受其馈，待以优礼，故生杀予夺，惟其欲为，无所禁忌，所由来久矣。万历十七年，贵州巡抚叶梦熊必欲正法，四川巡抚李尚思、巡按李化龙竟庇虏而与叶异，甚而相仇，如李尚思移咨叶梦熊有云：必如贵院之不容杨应龙，将尽割川东之地以与贵州而后可乎？叶回咨亦云：必如贵之曲护杨应龙，将使本院缴兼制之敕而后可乎？至李化龙直劾叶狡猾启衅，盛称应龙赤心报国。遂使杨虏冯其城社，将叶所委播州任参将缚于马前，辱其妻孥，斫军门所予令旗，此尚知有朝廷哉。叶疏其必反，当声罪致讨，而奉圣旨不过会勘。又移叶甘肃，以蜀方伯彭富代之，为杨虏计甚备，而酿成今日之祸者，谁为厉阶也。
（《国榷》卷78，神宗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条）
按：陆从平谈黔蜀相争原因，一在于播地两属，播州虽隶属四川，但贵州亦有兼制之责；二在于杨应龙厚蜀薄黔，故蜀官曲护之，而黔官欲将其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