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三子
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建康城皇宫内，宋文帝刘义隆迎来其第三子的诞生。出于对这位新生皇子的期许，刘义隆为其赐名休龙，希望这个孩子未来能成为刘宋帝国的栋梁。
当然，从后世的记载来看，刘休龙一名早已湮没于史海，我们记得更多的则是这个孩子的另一个名字——刘骏。这个叫刘骏的小男孩便是日后的孝武帝，刘宋皇朝的第五位皇帝。表面上，刘义隆对这个孩子很疼爱，但相较他的大哥二哥，刘骏绝对可以说是被父皇时常忽视的皇子。刘义隆长子刘劭是袁皇后所生，出生不久便被立为太子；而次子刘浚的生母则是刘义隆最宠爱的潘淑仪。相较之下，刘骏生母路惠男出身低微，又不能长期笼络住刘义隆的心，母子二人同被淡忘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刘骏出生的年月也真不赶巧。他出生这年，北方虏主拓跋焘大举发兵征讨胡夏，夺取安定、平凉、长安、临晋、武功等地，占据关中，胡夏至此名存实亡。面对自己在北方的盟友被打得只剩下一口气，刘义隆当然心有不甘。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刘义隆委派到彦之为将，发起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北伐，意图夺回宋少帝刘义符时代被北魏侵夺的河南之地。谁知到彦之误判了敌军兵力，加之自身眼疾突发，南方步兵不擅长在北方平原作战，导致此次北伐反攻滑台受挫，铩羽而归。刘义隆闻讯勃然大怒，将到彦之下了大牢。可想而知，流年不利的刘义隆对在此节骨眼上出生的小刘骏自然不会抱有太多好感。
虽然不被父皇关注，小刘骏仍在少年时代表现出了他的不凡，史载其“少聪颖，又长于骑射”。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年仅五岁的刘骏便被刘义隆封为武陵王，不久就坐镇地方了。
恰恰在刘骏出镇地方的那几年，刘宋王朝内部发生了一场皇室倾轧事件。该事情开了个坏头，以至于后来刘骏乃至整个刘宋王朝都没能走出手足相残的怪圈。也许，恰恰因为这件事对刘骏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创伤，改变了他对这个家族乃至国家的认知，也改变了他日后执政的方方面面。
那么，这个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要揭晓谜底，我们还得从该事件的两个主人公说起——宋文帝刘义隆和时任“相王”的刘义康。如果将刘义隆在位三十年的统治时间划分一下，基本可以划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从宋文帝即位起到檀道济被诛杀，这是宋少帝时代顾命四大臣掌权转化为宋文帝剪除前朝老臣自己开始掌权的过渡期。第二段则是从檀道济被杀到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即“相王”刘义康的专权时代。而第三段则是元嘉十八年到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刘义隆真正确立至高无上统治权的时代。
那么，这个刘义康究竟有何才干，又何以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刘义康是宋武帝刘裕的第四子，刘义隆在世的几个弟弟里最年长的一位。史书称刘义康非常干练，见过之人皆过目不忘，对下级上呈的文书“莫不精尽”。尤其在元嘉十年左右，刘义隆生了一场大病，已准备料理后事了，朝中大事尽归刘义康处理。史载义康：“既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由是朝野辐辏，势倾天下。义康亦自强不息，无有懈倦。府门每旦常有数百乘车，虽复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聪识过人，一闻必记，常所暂遇，终生不忘，稠人广席，每标所忆以示聪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
而檀道济被杀事件也恰恰发生在刘义康专权的这段时间里，“枉杀檀江州”的真相现今已变得扑朔迷离，罪首究竟是刘义隆还是刘义康，檀道济该不该杀，也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平心而论，除了这件事，刘义康秉政还是有利于“元嘉之治”的营造的。毫不夸张地说，刘义隆能取得瞩目的政绩，其弟刘义康功不可没。刘义康专权时间从元嘉十年（公元433年）到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近十年之久，占据了宋文帝统治时期的三分之一。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刘义康的相权代替了皇权。
“相王”义康（上）
在皇权独尊的封建社会，任何威胁到皇权的政治力量都将被清除。因此，刘义康的地位就显得很尴尬。
有一件事引发了宋文帝对刘义康的戒心。一次，病中的宋文帝品尝柑橘，觉得口味不佳，便感慨今年柑橘不如往年。哪知，一旁的刘义康却说今年的柑橘有甜美可口的，并让下人去自己府中取来，拿来的柑橘个个比进贡宋文帝的还大三寸。相王这么做，在他自己看来是出于兄弟情深，想给皇兄吃好的，可于宋文帝来看却完全相反：好东西都给你相王了，那朕这个天子往哪里搁？
这仅是一件小事，只不过是四弟追求物质享受。宋文帝不会小题大做，为此事翻脸。莫说是他做不到，连后世不如他的梁武帝在面对贪婪成性的六弟的数十间金库时，也不过一笑置之。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撕碎了维系兄弟感情的纽带。事件起由是殷景仁和刘湛之间的党派倾轧。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朝堂的地方必然也有党争。刘宋王朝是由一些寒门谋士联合北府军佬一同建立起来的，相较之前世家大族轮流坐庄的东晋是有很大不同的。毕竟下层人士刚刚走上政治舞台，阶级力量尚薄弱，在政治博弈中，他们还要受到东晋遗留下来的那批世家大族的打压，士族和庶族的争斗贯穿了刘宋王朝的始终，成为一场场宫廷政变的内因。而这次党争的两位主角——刘湛和殷景仁，则恰恰代表了这两股势力。刘湛出身较低，属于寒门庶族；殷景仁虽比不得王谢那样的一流门阀，其家族在东晋也算是阔过，出了殷浩、殷仲堪等国之重臣。
宋文帝在使用这两位大臣的时候表现得很纠结，一方面要重用寒门打压世家大族，另一方面前朝少帝殷鉴不远：武帝留下的四个顾命大臣有三位出自寒门，而他们居然堂而皇之地搞了一次政变。宋文帝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平分了两人的权力，让他们一同参与朝政决策。可这看似公平的分配仍旧引来刘湛的不满，觉得自己还是分少了。于是，心怀不满的刘湛处处给殷景仁使绊子，甚至动用刺客，欲杀死殷景仁。宋文帝觉察此事后，只得派人严密保护殷景仁。而刘湛还不知足，想把斗争扩大化。
相王刘义康从内心来说是很排斥世家大族的，从一件小事便可窥端倪。当时，丹阳尹袁豹的儿子袁淑前去拜会刘义康，为显示自己的才学，当刘义康询问自己年龄时便说道：“邓仲华拜衮之岁（东汉邓禹二十四岁被封大司徒，仲华为其字）。”刘义康听完蒙了，完全不知对方在说什么，于是坦言道：“我不知道是几岁啊！”哪知袁淑卖弄上瘾了，又来了句：“陆机入洛之年（陆机二十四岁名动洛阳）。”刘义康依然没听懂，发火了：“说人话！我不读书，你小子少在我面前拽文！”袁淑吓坏了，连忙老老实实说自己二十四岁。早这么说不就成了，非要整个“甄嬛体”。虽然刘义康碍于袁淑父亲的面子，任命其为司徒祭酒，不过对于袁淑的卖弄，他还是很不爽的。刘义康瞧不起世家大族的卖弄，是出于对自己文化素养不高的自卑，还是出于自傲，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想象，从底层爬上来的宋武帝刘裕的儿子辈，对世家大族始终怀有一种戒备和敌意，本质上是不可能与之打成一片的。当然，纨绔子弟刘义真是儿子辈中绝无仅有的特例。
如今，刘湛的拉拢，对刘义康来说可谓正中下怀。除了与生俱来对世家大族的敌意，更多的是对权力的执着。刘义康痴迷权力，而且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当初，他就是为争权而整死了武将檀道济。后来，他变本加厉，凡是能力强的人都纳入自己的幕府中，却将那些无能或自己不满意的人荐入朝廷为官，不难让人猜到他在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府中配备了六千余名仆从，他也不报告。仗着兄弟情深，很多事情上他都是“率心迳行，曾无猜防”。
假使说他是皇帝，还则罢了，无非是第二个秦始皇，可他毕竟不是皇帝啊！刘湛的拉拢无异于在把自己送上死路的同时又将刘义康送上死路，因为此刻的斗争不再单纯是他和殷景仁的党派倾轧，而是上升为皇权与相权的终极斗争。
宋文帝那头呢？起先，文帝刚刚登上帝位的时候，考虑到自己的几个孩子都还小，为了抗衡“三大臣”只能团结自己的弟弟们，而年龄最长的刘义康成了首选。随着时间流逝，文帝开始悄无声息地削减刘义康的权力，任命殷景仁和刘湛也是其中一环。
这边刘义康和刘湛一搭上线就开始排挤殷景仁，如此做法自然引来宋文帝的不满。可还没等文帝开始出台应对措施，刘义康这边又有人作死。
这次搞事的人叫刘斌，南阳人，刘湛的同族，时任司徒长史。当初宋文帝病危时，他就和王履、刘敬文、孔胤秀等人密谋，一旦文帝驾崩，即废掉当时年幼的太子刘劭，扶持相王刘义康登基。为此，他们还特地私下到尚书议郎索取东晋成帝去世后弟弟康帝继位时的旧档案。对这件事，刘义康倒并不知情。
可这回刘斌却打定主意要搞个大新闻。他撺掇刘义康为自己谋取丹阳尹一职。这样的要职宋文帝怎么可能答应？他启用何尚之为丹阳尹，而将吴郡太守给了刘斌。虽然吴郡太守也是个肥缺，可级别却相差很多，恰巧不久后会稽太守羊玄保请求内调回京，于是刘义康再次请求将会稽太守一职给刘斌。对比一下，傻子都知道选哪个好。当然，宋文帝也不糊涂，重新任用王鸿接任会稽太守一职。
当时间轴转到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宋文帝刘义隆和相王刘义康的权力大战正式拉开序幕。自那时起，宋文帝再也没有驾临相王府院。
“相王”义康（下）
在宋文帝下定决心清除相王一党后，为麻痹对手，他首先将丹阳尹一职如愿以偿地给了刘义康集团，当然，给的是刘湛，而不是刘斌。看似刘义康集团得了便宜，其实宋文帝又暗自摆了刘湛一道，原先刘湛的领军将军被拿下了。也就是说，宋文帝假意示好的同时，解除了刘湛在中央的一切军务。而前丹阳尹何尚之则被安排去搞祭祀活动了，而他闲来无事，索性开始在建康城郊收徒教书，“南学”由此而起。
同时，在地方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宋文帝亲自下旨将湘州与荆州分离，让七弟刘义季取代曾经主宰荆州命运八年的临川王刘义庆，成为新一任荆州刺史。
荆州这个地方，在整个东晋时期发挥的作用非常微妙。由于其版图相当之大，民众繁多，物资丰富，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威胁中央的军事存在。王敦、陶侃、桓温、桓冲、刘毅……莫不如是。为了控制好该地，东晋乃至后来的南朝曾多次将荆州分割为荆州和湘州两处。可这样一来，控制荆州的权臣自然不愿意，分离后的荆州会时不时再次合并。
其实，宋武帝刘裕就曾有过明言：荆州一地乃天下所重，能做此地长史的必须是皇室至亲。临川王刘义庆虽然才德兼备，是刘宋宗族目前最拿得出手的人物，但他毕竟只是刘裕的侄子，而非儿子。
本来这个职位在刘义康、刘义恭先后入辅中央后，该由宋文帝六弟刘义宣接替，但这个老六的资质实在太过平庸，只好暂由宗室刘义庆接管。如今，老七刘义季也到了坐镇地方的年纪，接管此地理所应当。由于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太过微妙，恰是宋文帝准备对相王动手的节骨眼，所以后来引发了刘义庆的惶恐。
在调动地方高官的浪潮中，宋文帝也在紧锣密鼓培植自己诸子的力量。截至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宋文帝膝下有九子，但年纪在十岁以上的也仅有太子刘劭、始兴王刘浚和武陵王刘骏三人。于是，文帝任命次子刘浚为南豫州刺史，镇守历阳；以三子武陵王刘骏为湘州刺史，同时册封四子刘铄为南平王，也就是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等到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刘湛母亲去世。此后刘湛变得疯疯癫癫，还将自己的女儿全部溺死。在常人看来，刘湛疯癫的背后，其实是他早已嗅出宋文帝浓浓的杀机。他明白，经过一年的精心布置，宋文帝准备下手了！
宋文帝准刘湛回家守丧，顺带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同年十月，宋文帝突然下诏刘义康入宫，后者入宫后旋即被软禁。同一天，卧病在床多年的殷景仁突然神采奕奕地吩咐家人准备朝服要入宫。
当夜，殷景仁和宋文帝会晤，临危受命，负责抓捕刘义康一党的骨干分子。首先，刘义康集团的二号人物刘湛就被从家中抓进大牢。抓捕当时，刘湛还大骂：“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在乱国，知道吗！”
抓捕的人也不多啰唆，直接在狱中传达了宋文帝的诏书，后将其就地正法。同时被杀的还有刘湛的三个儿子。那个喜欢搞事情的刘斌很快也被禁军将领沈庆之在吴郡逮捕，就地正法了。在短短的时间里，刘义康一党被诛杀殆尽，主宰刘宋帝国长达十余年的“刘义康时代”终结了。
刘义康倒台容易，可余波并未散去，许多大人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
首先是宋文帝的外甥徐湛之。虽说是外甥，但只比文帝小三岁。其母是刘裕的长女会稽公主刘兴弟。种种原因，会稽公主大了宋文帝兄弟们几乎一辈人的年纪，而刘裕也最为宠她。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刘裕子女中唯此长女是嫡出，其他都是庶出，包括宋少帝、宋文帝两兄弟虽然先后为帝，但他们的生母都不过是一介偏妃。可见其在皇室的分量如何了。刘兴弟夫君死得早，唯一的儿子自然得保住。于是，她急匆匆找到宋文帝，一见面就将宋武帝刘裕当年微贱之时穿的衲衣扔在刘义隆面前，哭喊道：“你家本来非常贫贱，这是我母亲为你父亲缝制的衲衣。现在，你家刚吃上口饱饭，就要来杀我儿子么？”到底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家”“我家”分得清清楚楚了。对这位老姐，宋文帝又敬又怕，听完后也跟着大哭起来。宋文帝不但赦免了徐湛之的死罪，还委任他为太子詹事、侍中。因母亲的缘故，徐湛之非但没受到波及，反而从之前刘义康的心腹一跃成为宋文帝的心腹，完成了一次超越自我的华丽转身。直到他死的那天都未能再改变。
因“刘义康事件”改变命运的，并非徐湛之一个。
紧接着，第二个关键人物——殷景仁的命运也被改变了，准确地说，应该是被终结了。殷景仁接替刘义康扬州刺史一职，身体却每况愈下。由于长年神经衰弱，体力不支，就职当天，他居然问起身边人：“今年男子娶妻多，还是女子出嫁多？”仅在刘湛死后不到两个月，殷景仁也莫名其妙死了。
第三个关键人物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临川王刘义庆。由于刘义季顶包的时间恰恰就在那个微妙期，事后刘义庆越想越不对，怀疑宋文帝会否将自己划归刘义康一党。出于明哲保身的顾虑，刘义庆开始退居二线，对政事也不似之前那样上心了，倒是利用闲暇时间，召集文学雅士一同编纂了一部奇书——《世说新语》。对于这本书的价值和地位，熟悉六朝的读者想必都不会陌生，在此不做赘述。
国乱自始
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聚焦到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相王刘义康身上，等待他的最终判决会是什么呢？
作为皇室子弟，又曾是德高望重的相王，杀是杀不得的，对此宋文帝心知肚明。他私下派人去探视被软禁的相王，传达了希望他主动请辞之意。刘义康如梦初醒，上表辞去一切职务，随后不敢逗留京师，准备坐船离开建康城前往江州。
登船之后，刘义康回身远望烟雨迷蒙下的建康城。多年前，他为帮助哥哥，毅然决然放弃坐镇一方的机会，只身挑起“相王”一职，这座城见证了他的辉煌，也镌刻下他的落寞。他想不通，自己像忠犬一般为皇兄效力，到头来竟如丧家之犬惨遭驱逐。走入船舱后，他轻声问身边的慧琳师傅：“弟子还能等到回京的那一天么？”慧琳半晌无言，只留下一句话：“相王此刻真应悔恨自己当年不读书啊！”是的，刘义康不喜读书，看不懂袁淑的故意卖弄，自然也参不透古往今来功高震主者的殒命劫数。
刘义康没看透，有人却帮他看透了。一个来自千里之外的解职人员扶令育亲自前往皇宫，上表面圣道：“前汉，文帝与弟弟淮南王刘长生隙，刘长被贬谪，袁盎曾劝谏说‘淮南王刘长如果在流放的途中死去，陛下将落下杀弟的恶名’。文帝没有采纳，刘长果然死去，文帝追悔莫及。陛下即位以来，四处选拔贤才，何况彭城王刘义康是先帝的爱子、陛下的弟弟，陛下却弃之不用，天下都为陛下感到痛心。”
“即使彭城王有什么过错，也该趁此机会让他分辨善恶，指引他走上正道，为何要听信传言而将其废黜！庐陵王刘义真的往事就是前车之鉴。臣虽一介草民，若彭城王一旦在南方故去，也深为陛下感到羞耻……请求陛下将彭城王召回京师，兄弟和睦，则天下不再怨恨，不必非要恢复其司徒、扬州牧的职务啊！臣下所言如果对国家不利，请求陛下杀了我。”
扶令育为国之心相当感人，所陈之言也很是诚恳，宋文帝却只听进去一句，即最后那一句。扶令育最终被打入大牢，在狱中被正法了。
刘义康没有回来，而宋文帝对已经被贬为江州刺史的弟弟仍不放心。他委派征虏司马萧斌领豫章太守一职，实际上，江州大小事情都由这位豫章太守全权处理。另外，宋文帝又派龙骧将军萧承之领军驻防豫章，警惕刘义康的异动。
刘义康明白此刻自己这个江州刺史已然成了光杆司令，甚有自知之明的他于次年上表辞去江州刺史一职。宋文帝答应得很爽快，改任其为都督江州、交州、广州三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一职由庾登之接替。
熟悉六朝历史的读者都知道，都督某某诸军事只是个添头，少去了“刺史”便什么都不是。此刻的刘义康再无任何权力可言。那么，刘义康是否可以松口气，认为皇兄对其杀心已灭？宋文帝之举骗得过刘义康，甚至骗得过朝廷，唯独骗不过自己的长姐——会稽公主刘兴弟。作为过来人，她已看惯太多宫廷政变，生死即在一瞬间。一次，文帝与长姐聚会，公主趁其乐融融之际突然离席，走到文帝面前行跪拜大礼，痛哭流涕。宋文帝吓坏了，深知长姐一般不哭，一哭必是大事。第一次哭是丧夫之时，第二次哭则是前番救子心切，这次哭又是因为什么呢？宋文帝连忙搀起长姐好生安慰，刘兴弟则老泪纵横道：“车子（刘义康的小名）年老了，日后恐怕不为陛下所容，我这个做姐姐的特地求你饶他一命。”注意，刘兴弟说话很有技巧，当初是“你家”“我家”，现在又是“姐姐”“陛下”，看似拉远关系，其实触动了文帝内心最脆弱的那根神经。
宋文帝听后也即刻号啕大哭，想起当初惨死的大哥、二哥，自己病重期间刘义康的兢兢业业。于是，他走到殿内另一侧，打开窗户，指着窗外隐约的蒋山说道：“我指蒋山立誓，如有朝一日违背长姐所托，便是有负初宁陵（宋武帝刘裕的陵寝）！”当即，他下令将宴会上的美酒封存起来，派人赏赐给江州的刘义康，并送去书信道：“会稽姐姐饮宴之时思念弟弟，现将所余美酒封送于你品尝。”
刘兴弟这招有用么？短期来看，还是起了一定效果。直到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她去世前，刘义康都安然无恙。可最终宋文帝仍是杀死了刘义康。宋文帝失信于长姐，辜负了高祖，也失信于天下，最终落得被儿子杀死的下场，也不无讽刺。
有人说，刘宋王朝乃至整个南朝皇室的骨肉相残是从刘劭弑父开始的。其实不然，当宋文帝向弟弟举起屠刀那一刻，南朝的命运业已注定。
刘义康时代结束了，但对刘宋王朝的影响却是巨大且深远的。首先，刘宋王朝兄弟内部开始渐生嫌隙，众兄弟团结一致对抗顾命大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实事求是地讲，刘义康对宋文帝并无恶意，一直为国事操劳，可说是忠心耿耿。刘义康的不幸遭遇，不仅让剩下的几个弟弟对宋文帝这个三哥心生芥蒂，就连堂兄刘义庆也开始疏远文帝，这是宗室内讧的先兆。
其次，朝臣之间的团结和积极进取之心消失了。刘湛结党营私，虽有重罪，可他并非蒙蔽皇上、陷害忠良的奸臣，不过是贪权。而现在呢？真正想干事、积极进取的人死了，剩下的都是些人浮于事、浑噩度日的庸人。“各家自扫门前雪”成了刘宋王朝官僚集团的真实写照，再也回不到当初团结一致的局面了。
而最关键的一点是，通过此次事件，无论是高门世族，还是寒门庶族，其表现都让刘宋统治者大失所望。高门步步钻营，寒门贪权躁进，都给宋文帝敲响了一记警钟。往后，刘宋历任君主甚少在高门和寒门中不断摇摆，转而将权力下放给皇亲，从而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皇室内讧。
之所以把刘义康事件说得这么详细，是因为该事件对少年刘骏世界观的影响是刻骨的。如果宋文帝没有对刘义康赶尽杀绝，或许日后孝武帝刘骏的双手也不必沾满太多亲人的血液。
刘湛被捕前说过：“你们这是在乱国！”确实，他言之无误，刘宋王朝的动乱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