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作为一种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社会组织，其产生、存在与发展都是由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形势与社会需要决定的。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同样也需要将其放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来把握。
一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晚清名臣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摆脱这种任人宰割的状态，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从清政府的洋务派、寻求变法的维新派到激进的革命党人都做了种种努力，发起了各种运动，力图从器物、制度与思想等多个层面寻求救亡之道，但无一最终成功。近现代以来的民族救亡之所以如此艰难，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战争的非对等性。帝国主义列强对近代中国的侵略与战争，实际上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等性战争，而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架构、民众具有现代国民意识、政府能够集中调配大量资源的现代民族国家，与以传统经济为基础、国内各种力量四分五裂、民众缺乏国家认同感、政府缺乏有效整合能力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之间的对决。这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不同国民国家之间的对决，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言，如何求得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也不是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中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它对内没有真正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对外仍然不得不受制于外国列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辛亥革命像以前的历次救亡运动一样，依然没有视民众为主体，充分唤起广大民众共同奋斗的意识，而是将民众排除在积极的政治行动之外，只依靠少数革命党人的单打独斗。如果广大民众的意识不被充分唤起，国内的各种力量得不到有效整合，革命就不会成功，民族的独立自然也就不可能实现。
而要唤起广大民众，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共同奋斗，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唤起者，二是要有唤起的先进思想。在落后的中国，除了新产生的工人阶级稍微集中一些外，农民是非常分散的，如果没有集中、统一而有力的唤起者、组织者、宣传者，要想把农民充分调动起来并不容易。在现代社会，这一集中、统一而有力的唤起者只能是现代政党。另外，中国民众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要想唤起他们共同奋斗的意识，必须对广大民众用先进思想进行宣传教育，这种先进思想只能来自西方，绝不可能产自本土。因为在近现代中西方文化的对抗中，传统的文化理念已被证明不能担负起这一艰巨任务。一方面，是对集中、统一而有力的现代政党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是对西方先进思想的探索追求，两方面综合，就是对以西方先进思想为指导的现代政治组织的强烈需求。
而在近现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关切、对建党必要性的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集中统一性质的阐发、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揭示、对历史进步的信心、对发展规律的分析、对未来社会主义美好图景的描绘，恰恰契合了近现代中国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需要。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而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担、实现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就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我们之所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当时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并长期受其影响的是经过列宁主义中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建党学说源于严酷的俄国革命实践，相比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思想，更为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集中统一与高度的纪律。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完成使命的典范和标杆，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凡此种种，都使得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打上了深深的列宁主义烙印，很大程度上是被苏俄化、列宁化乃至斯大林化（成为最高领袖后的斯大林垄断了列宁主义的解释权）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终使命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建立共产主义，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应具有普遍的国际主义精神。但无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使命也好，还是承担国际主义的使命也好，现实中都要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在民族国家的解放与独立为前提和基础，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民族的独立与复兴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并且，对于以上历史使命，特别是民族使命，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
革命战争年代，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阶级斗争观点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探索中历经艰难困苦，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解放道路与民族独立道路，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我们通常讲的新中国，初步完成了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之所以说是初步完成，一是因为当时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问题并未解决，国家的最终统一并未实现；二是因为虽然形式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建立，但在实质内容方面，国家制度现代化与治理现代化仍然任重而道远。应认识到，中华民族寻求独立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开始全面影响、渗透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国文化的这一改造与转化过程自近代国人迫于外部危机与压力不得不睁眼看世界时即已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但到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中发挥作用之后，中国文化才开始得到更为实质性的改造与转化，中国的民族精神与国民性才开始得到更大程度的重塑。这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各种思潮都未在民族救亡与国家独立中真正成功，未真正深入普罗大众之中，切实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只有随着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发挥，随着共产党群众路线的践行，随着共产党有效的宣传，才被有效地大众化，被大众真正接受、认同乃至信仰。尽管对于大众而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非常通俗化乃至有些简单化的，但这并不妨碍像共产党、人民、阶级斗争、历史规律、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地主、剥削、革命、解放、当家作主、中华民族、共产主义等词汇的广泛流行及民众对其在实践中的切身理解和感受，不妨碍马克思主义逐步作为强势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传统与国民思想传统的有力冲击与有效重塑。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承担的民族复兴使命也包括民族文化的改造与复兴意涵。
二
民族独立实现以后，下一步本来应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现代化与民族的复兴。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建设实践中，尽管也提出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要“以苏为鉴”，但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摆脱苏联模式，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主要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追求所谓“一大二公三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等各种政治社会运动不断，教训惨痛。这些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与总结？实际上，这深刻涉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有效承担自身使命的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承担的思想条件与制度机制问题。
就承担使命的思想条件而言，既然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理论体系，尤其是唯物史观。如果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观点，自然就缺失将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承担使命的条件与前提。但是，准确完全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非认真反复阅读原著那样简单。这是因为，对于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而言，只有在相应的社会存在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对之形成真正深入的理解。如果相应的社会存在条件不充分具备，阅读者从这种不相称的社会存在基础出发就很难去理解源自特定社会条件的社会意识。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学习与理解过程——一个从意识到意识、从观念到观念的过程，而仍然是一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产生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是对现代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反思的智慧成果。就此而言，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尤其是生产力决定论，一个国家现代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发达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近现代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恰恰缺乏理解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的经济与生活基础。
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占主导的依然是传统生产方式，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仍处于最初的起步阶段。近现代的革命与变革不是由于本国新质的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与推动，不是在本国之内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而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无法与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的外来势力抗衡而落后。为了救亡图存，就必然推翻传统制度而代之以新制度。所以，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关注点是上层建筑，是国家政权，是生产关系。也就是说，向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聚焦不是由于国家内部新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驱动，而是外部救亡图存的要求。也正是由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新兴经济力量不强，新质的生产力极其微弱，其决定作用就无法充分体现，为生产关系选择的强制力量就无法展现，社会主体自然也就无法直接观察与切实体验这种决定性与强制性。而如果新的生产力越发达，新兴经济力量越强，新生产力所占比重越大，人们想按照自己主观意志改变生产关系就越难，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选择的强制作用就表现得越明显。所以，在对新的生产力的强制作用没有深刻体会的情况下，“一方面，当人们破坏旧世界的时候，已经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提出破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正确的革命要求，从而使当时的中国革命理论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另一方面，当人们面对建立新社会的问题时，却又很难基于他们尚未真切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而仍然是普遍地自觉不自觉地基于某种或明或暗的非生产力决定论的传统观念”【1】，从而在生产关系的选择上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就此而言，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也并非易事，其对指导使命实现的理论的认识是一个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持续渐进深入的过程。
就承担使命的制度机制而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民主集中制本来就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制度设计，理想状态是民主与集中的最佳平衡，也就是毛泽东讲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但是，这种微妙平衡往往很难达到，在现实中不是民主不够、集中过度，就是民主过度、集中不够，而前一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更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诸多问题皆源于此。一旦社会民主与党内民主不够，权力过度集中，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又深受主观主义束缚、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就会盛行，实事求是就难以做到。实际上，教条主义的悲剧正在于已经脱离了实际时还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捍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3】。鉴于此，邓小平曾强调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4】1980年8月18日，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更是对此做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分析。
概而言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承担使命的思想条件与实现机制都存在问题，而这两方面在实践中又互相强化、互相作用，最终导致完成经济现代化任务受挫，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失误，民族复兴进程的迟滞。
三
危机倒逼改革、问题倒逼改革。现实的困境与挑战迫使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在民族独立基础上进一步更好承担使命就必须在思想领域解放思想，在实践领域寻求集中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的切实平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一转折之所以伟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基于原有的惨痛经验教训，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积极推进解放思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理解。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强调最多的是其精髓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实际上就是要打破僵化教条的束缚与言必称经典、行必找依据的陈旧积习，重新恢复人们对实践与理论的正确认知，重新确立实践的优先性，面对现实问题，树立彻底的实践思维，灵活地结合理论，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与民族复兴之路。由之就可以深入理解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所在。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5】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6】
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这一观点在学术上是否严谨并非完全没有探讨的余地。但邓小平的用意并不在于这一概括的逻辑严谨性与学术准确性，他做出的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政治判断，他表明的是一个对待理论与实践的态度：别老是用理论套现实，因为理论不等于现实，反而容易成为思维的桎梏，解决现实问题不要受任何理论的束缚，制定政策也一定不要从理论出发，不要从理想出发。理论总是抽象的，而实践的复杂性远超过理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往往不具备实现理想的条件与可能。制定政策需要结合理论，但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这样制定的政策才可能具有针对性、合理性与可行性。换言之，对于邓小平的这一概括要从政治高度去理解，他这样强调是出于一种发展需要与政治考虑，而不是纯粹学术的考虑。也正是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政治性判断，助力开启了一个新的伟大时期。不过，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界定未必严谨，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讲，他这一概括倒也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主张。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也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与认识突破。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仅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认识，把纯粹公有制、计划经济这种制度结构视为社会主义本质。这种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可以称为“传统制度论”的理解。按照这种理解范式，只要在现实中消灭私有制，尽快建立起这种经济制度模式，生产力就可以获得迅速解放与发展，不仅现代化可以实现，而且共产主义也不再是作为历史的远景而存在。这种传统的经济制度模式在现实中尽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其内在矛盾与不可持续性已经被历史所证明。那么，社会主义本质究竟如何理解呢？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改革之初，邓小平突出强调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生产发展之外，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共同富裕，提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而在南方谈话中，社会主义原则又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不论是生产力标准也好，还是社会主义原则也好，还是最终的社会主义本质也好，我们看到，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着眼于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现实功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现代化的实现、两极分化的消除、共同富裕的最终达到，所强调的都是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应该具有的功能、应该实现的价值。就此而言，可以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称为“现实功能论”的本质观。按照这样一种本质观，应该根据现实功能来选择与变革制度结构，制度结构归根到底要服务于其实现的功能。由此，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就从经济制度层面深入现实功能层面。换言之，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从根本上还要靠现实实践来证明，靠现实的发展与建设效果来证明，而不是靠从本本得来的僵化制度来先验证明。
这种本质观上的思想解放彻底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意义十分重大。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观，既然我们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我们就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需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需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需要进行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后续发展过程中，不论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还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所强调的都是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功能、应该实现的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际上也内在地体现了这种功能性思维：根据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功能推动治理体系、制度体系的立改废，使其进一步现代化、健全化、完善化，更好地发挥应有的功能。可以说，从1978年至今，中国改革一直沿着邓小平当年确立的现实功能性思维在推进，一直处于邓小平功能论本质观的指导之下，以后的改革亦应如此。那么，邓小平这种现实功能论的本质观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逻辑呢？完全符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私有制的消灭、公有制的建立固然重要，但是他们并不是为了制度而制度，制度变革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发展、人的解放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制度也是服从并服务于现实的功能目标。在此意义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观点内在契合，正本清源而又返本开新，意义重大。
要切实承担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除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推进重大问题的思想解放外，在实践领域还必须处理好集中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在实践领域，这种重大制度机制的调整沿着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由原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高度不分的大一统的整全性组织架构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逐步自主化与相互分离发展；二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探索与改革；三是中央、地方与基层合理关系架构的探索与改革。这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四
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的持续探索与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之路。这样一个持续探索与不懈努力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愈益深入理解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愈益紧密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水平与执政能力愈益提升的过程。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要看到，尽管对于宏伟目标更为接近，实现宏伟目标也更具条件，但行百里者半九十，新时代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困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2019年1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习近平在讲话中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做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做好中国一切事情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这个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针对党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特别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成效是显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这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大判断。”习近平总书记的判断准确而清醒。就此而言，要想更好担负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切实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党真正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回顾过去，探索历程近百年，沐风栉雨、筚路蓝缕，成就举世瞩目；立足当下，“四个自信”显定力，顶层设计、战略谋划，明确道路方向；展望未来，使命光荣任务重，迎难而上、把握机遇，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相信，久经考验、日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完成历史与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而本书就是要集中分析与系统阐述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