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自觉，不仅仅表现在他提出了“理论自觉”这一概念与命题，纵观其社会学学术历程就可以发现，郑杭生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学者理论自觉的典范。正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这种理论自觉的基础上，郑杭生和他的学术团队已开创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运行学派”，社会运行学派也是费孝通先生所期盼的“开创中国式的社会学”历程中的硕果【118】。
郑杭生在其社会学学术历程中，一直注重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建设。对于这种努力和贡献，有人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是在为社会学正名和争取发展空间。实际上，所谓“为社会学正名”的思维，仍是一种将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思维。由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极左思想的影响，以及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对立也确实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郑杭生通过澄清某些认识误区来为社会学正名。但其目标远不限于此，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贯穿其整个社会学学术历程。郑杭生无疑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一面旗帜，他所领导的社会运行学派及其相关理论，实际上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成果。本章试对郑杭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自觉及其贡献做一些梳理与分析。
一、理论自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理论的提出
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马克思把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学视为“资产阶级学术”，并以其为对立面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批判指出，“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119】，“我作为一个有党派的人，是同孔德主义势不两立的，而作为一个学者，我对它的评价也很低”【120】。因此不难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拒绝采用孔德创造的“社会学”这一名词；也不难理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其他流派为什么在很长时期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攻击的主要目标【121】。马克思对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及其思想的这种尖锐批判，再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思想体系中很少提“社会学”，使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是势不两立的，或者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以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为基本属性的社会学难以在逻辑上认同马克思主义。
如前所述，在社会学的历史上，将马克思视作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实际上是出于20世纪晚期社会学家的事后回顾”【122】，而且，也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为冲突论的鼻祖或阶级斗争的社会学学派。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认识无疑是限制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障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也因此而受阻。为社会学正名或争取社会学的合法性则成为社会学和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社会学在新中国一度备受批判，甚至被长期取消，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对立起来的认识无疑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使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时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是困惑重重。
郑杭生在哲学方面已取得显著成就【123】，却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高度的理论自觉，毅然选择转向社会学的学习与研究，并于1981年11月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分析哲学。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在改革开放之初到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的社会学，这种巨大的反差，促使郑杭生更加深刻地思考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关系。在英国进修社会学期间，郑杭生阅读和思考的一个重点就是检讨西方社会学的长处和短处，梳理和分析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的异同，由此也取得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在1985年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和1986年发表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两篇论文中，郑杭生对这一发现做了明确阐述，并提出了“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主张。
实际上，马克思对孔德及其社会学的批判揭示了西方社会学的资产阶级本质，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思想或反对社会学。正如列宁所分析的，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进化规律，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上，而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探明了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124】。列宁因此也明确赋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科学的社会学”【125】名称，提出唯物辩证法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126】。在上一章我们已经提到，郑杭生曾指出，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实质上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虽然其中也有批判社会学的流派，但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革命批判性形态，其根本任务是揭露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及其根源。革命批判性形态只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种过渡性的、预备性的形态，在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的维护建设性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重要的形态，它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127】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虽然表现为革命批判性和维护建设性两种不同的形态，但两种形态是统一的。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维护的对象是根本对立的，但是“维护”这一点却是相似的，西方社会学具有较长的维护的历史和经验，其中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和批判地汲取。因此，对待西方社会学既要坚持党性原则，又不能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要有批判地汲取适合我国国情的精华。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开放性的要求，因为它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是无法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发展的【128】。这些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刻分析，不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形态及其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放性和发展性，这种论证所取得的认识，对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地位的确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理解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在当时似乎已成共识。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当时极具眼光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努力实现现代化之时，社会学恢复后就要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但“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129】。费孝通作为中国社会学坎坷命运的亲历者和恢复重建的主要领导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建设的根本方针性的意见，就是要建成“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130】。但是，在恢复重建初期，中国社会学仍然“正处在一种既热门又充满争议、既有吸引力又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的状况之中”【131】。在社会学对象问题、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等重大问题方面，尚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郑杭生关于“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断和创造性成果，为当时中国社会学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后来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关于这一点，可以以当时胡绳对郑杭生这些观点的高度肯定为例证。郑杭生于1986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创刊号上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文，受到胡绳的好评，认为郑杭生解决了社会学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在1957—1958年间，胡绳写了数篇关于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发言和论文，洋洋数万言【132】。胡绳对社会学的批判，虽然与当时取消和批判社会学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但许多批判确实是建立在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学学者的研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许多批判言之有物、分析细致、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其中写于1957年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输入中国的意义》一文，胡绳还将其选入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绳全书》（第二卷）中。在1986年4月26日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胡绳同志在题为《谈谈社会学研究》的讲话中指出，“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学，总的说来，是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研究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如何稳定社会秩序”，许多社会学者认为无须进行社会革命，就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这种观点“主要是受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限制”。当时以革命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不能承认这样的社会学的。【133】正如日本社会学家福武直指出的，中国社会学自1930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影响，但仅“限于对英美系统的社会学理论的生搬硬套，不能超出基督教系统的大学以慈善的社会改良运动为前提的社会实验区调查的范畴”，“在多数场合下，同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并无联系”【134】。胡绳同志在此次讲话中，大量吸收和使用了郑杭生社会运行论的相关概念和观点。胡绳指出，总体来说，旧的社会制度存在着许多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因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不可能得到良性的运转，甚至只能陷入恶性循环。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使得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可能良性地运转。“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目的，当然是研究怎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社会良性运转，使社会各方面能够协调发展。这种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包含着资产阶级的统治经验。在革命时期，我们没有吸取这些经验的必要，这是有理由的。现在我们是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整个社会良性运转，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民族关系、城乡关系、家庭关系等等都能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发生不协调的现象，如果搞得不好，甚至会恶性运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研究目的确有某些等同点。……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发生严重危机、爆发革命的时候，大体上还是能够顺利运转的，不然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协调运转的这些经验，当然不能照搬，但是其中总有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东西。……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些问题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但这也从反面向我们提供了经验，这种反面经验我们也是可以利用的。”【135】
对于郑杭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等思想，胡绳之所以高度评价说解决了社会学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因为在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虽然承认社会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实际上在理论上二者仍处于“两张皮”状态。郑杭生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性形态，以及建设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与理论，从理论方面突破了在认识和实践上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两张皮”的状况，进而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社会学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仅仅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为冲突学派的西方社会学史来说，郑杭生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无疑也是一个重大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它从理论上解决了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认识上的误区和实践上的困境。实际上，这一思想也影响到社会学之外的学科，如一些政治学学者也由此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革命性和建设性这两种不同形态。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而言，无疑也是很大的突破与贡献。郑杭生在其社会学学术历程早期所取得的这些创造性理论成果及其受到的极高的认同，充分表明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家的杰出品格，也充分体现出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构建方面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
二、郑杭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自觉及贡献
（一）对于社会学对象问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方向的探索
郑杭生对于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思考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为其对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的探索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他提出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定义，正是立足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社会运行状况的概括和总结，借鉴和吸取了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也继承和开发了我国历史上丰富的关于治乱兴衰的学术传统思想，并结合了社会学在传入中国后的实践，以及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反思性考察。
这一定义充分把握了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质，也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需要，解决了许多长期以来的困惑与混乱，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因为就如郑杭生所分析的，把社会学对象规定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在理论方面，有利于将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研究领域和范畴统一起来，有助于把握社会学与作为哲学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与联系，而长期以来在这方面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学科设置上以历史唯物论否定、代替社会学的错误；在实践方面，郑杭生对社会学对象的界定找到了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结合点——我们所建设的社会学，要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个角度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136】。
（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立场与方法的坚持
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学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使社会学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郑杭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及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正是基于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辩证思维方法、理论视野的开放性与发展性等，他都坚持并灵活运用；对马克思的批判立场，他又以发展的眼光，通过对革命批判与建设维护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予以发展，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性反思批判”的概念与方法。
郑杭生一直主张，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分清它的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对于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的基本原理，如作为辩证唯物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和作为唯物辩证法活的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根本观点，要坚持和丰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过程做出的具体论断，要根据社会实践的变化校正和前进。要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无用论”和“教条论”两个极端的态度。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为指导，自觉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吸取国外研究中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不断得出与客观实际相符的具体论断，并以与时俱进的具体论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37】
郑杭生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训练，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他的许多社会学概念、思想、分析框架和方法论，都贯穿着辩证法思维。例如，在对社会学对象问题的分析中，他指出，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理论上有利于将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各研究领域和范畴统一起来，因为所有这些领域，“从正面讲，都是从社会的各个侧面、各个环节及其相互联结上探求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从反面讲，则是探求有效地消除妨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方法和途径”【138】。
郑杭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灵活运用，使得他在当代中国社会复杂思潮中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使得他的社会学理论既能够避免“左”，又能避免右，在关于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建设性与批判性、阶级与阶层、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社会协调和社会失衡等诸多理论问题和复杂社会现象上，他都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对于这种不“左”不右的立场和治学态度，有人误解为是“价值中立”。实际上，他对“价值中立”一贯持辩证态度，认为“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其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表现出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在这种状况下，利益的分化和思想观念的多样化，使得人们往往在认识上发生偏差，或者只看到希望、优化、进步、协调而盲目乐观，或者只看到痛苦、弊病、代价、失衡而盲目悲观，甚至否定一切。【139】对于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界一些人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一味做片面批判，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的做法，郑杭生及时地提出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即要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要用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全面把握中国社会的正反两面，分清主次，正确引导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潮，积极参与各层次的制度创新，标本兼治。而且，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对缺乏人生经验和社会经验的青年学子的成长和成就事业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进中国社会学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140】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可以说是郑杭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思想的进一步推进。
对于学界一些学者不顾中国实际盲目套用西方理论的概念与理论框架的做法，郑杭生提出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在借鉴西方理论与经验时，必须以我为主，坚持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现实，注意区分相同与不同、精华与糟粕、适用与不适用，在我国社会建设和治理方面，尤其要警惕西方理论及其话语中的消极导向，和有可能让我们陷入理论困境或现实陷阱的东西。对于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转型论、公民社会理论等不符合中国社会建设和治理实践的理论，郑杭生也做了深刻批判。他指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而绝不是如狭义转型论分析的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实质内容是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断成长壮大，其实际轨迹是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进程，其推进形式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探索。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不断致力于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141】对于一些学者以公民社会理论为分析框架所提出的通过“劳资博弈”等机制建设“公民社会”“能动社会”以达到社会重建的观点，郑杭生结合中国社会（社区）建设实践做了深入的分析与批评，认为公民社会理论的逻辑在理论层面是二元对立的思维，这一被神话了的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并不被西方完全实行，更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这些批判，解决了在社会建设和治理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困惑，为我国社会建设和治理创新实践指明了正确方向。在批判的过程中，郑杭生推进了新型现代性、新型社会主义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我们从中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立场和理论的坚持与发展，是中国社会学的根本方向，也是提升中国社会学在国际学术界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持续探索
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以及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社会学主导观念确立之后，郑杭生一直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建构，撰写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论文，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社会学》《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学的繁荣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关于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的几点思考——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改革开放30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几个重大问题》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杭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持续探索，一方面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梳理来挖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是根据世界和中国在当代的社会变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1991年，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撰写词条“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开放性，只有采取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态度看待西方社会学，实事求是地利用其中合理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才能真正占领有关的理论阵地，真正高于西方社会学【142】。郑杭生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梳理应体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一部相对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应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四个不可或缺的部分【143】。郑杭生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相关社会学分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方面。郑杭生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社会学概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立场、理论及其特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学思想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就，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新进展，体现了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前沿和中国特色【144】。
郑杭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他指出，在具体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搞清楚善于破坏旧世界与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关系，在社会学学科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搞清楚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理论创新【145】。郑杭生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要坚持建设维护性的立场，致力于研究和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他还深入分析了在社会主义阶段，执政党需要实现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从把阶级阶层作为甄别机制到作为激励机制、从“斗争哲学”到“社会和谐”的转变。郑杭生也自觉推动这方面认识的转变，例如，他在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社会学理论”部分的主编时，就主张将按照生产资料来划分的“阶级”概念纳入以“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区分的“阶层”概念中，以改变过去将阶层作为阶级的下属概念的理解【146】。这实际上是一种根据中国过去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社会主义实践与教训，自觉地淡化阶级意识的努力。
郑杭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贡献，更主要体现于下文所分析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现实所创建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上。
（四）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取得的成就
正如费孝通深刻分析的，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往往会借用西方的社会理论，但我们必须反思的是：我们是否把握了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我们是否明白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到底有多少差距，以及我们是否恰当地运用了这些理论。因为西方社会理论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自己的社会现实中，深入调查研究，并对其进行总结概括的结果，而且也需要随变化着的现实社会反复加以修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离开自己的社会实践，就很可能会丧失它的生命力。【147】帕森斯对韦伯的分析也指出了这一点，韦伯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主要是着眼于西方社会的总体制度结构，去解释“现代资本主义”【148】。
对这一点，郑杭生早就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理论自觉。他认识到，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运行。而且，“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149】。
郑杭生正是坚持自己在进入社会学学科之初立下的“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的学术目标，立足于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实践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纵观其社会学学术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他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坚持以“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途径构建中国社会学理论，他和他的学术团队形成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
这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又从各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重要的推动。例如，在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分析上，社会互构论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观点，突破了西方社会学的二元对立思维，认为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和社会中间还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如群体、阶级阶层、社区等，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既有对立冲突，也有协调整合。在此基础上，社会互构论在对当代全球社会急剧变迁中的各种矛盾与问题相互对立冲突，也相互依赖并存、相互形塑和构建的复杂关系的分析中，阐发了“新型现代性”，指出和平与发展、平等互惠、协商对话、强弱双赢是时代的基调。实践结构论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所导致的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恶化、有形劳动地位急剧下降，以及由此所推动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两极化趋势所做的深入分析，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批判立场。这也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分析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危机及其给世界带来的困境上仍有强大的解释力，也明确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事实，其价值上和道义上的不合理性，从而阐发了人类解放的目标”，“在对待历史的长波趋势与具体的社会冲突、现实感受与理想主义、激进的批判与浪漫的想象等等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本身提供了如何避免理路和方法的一维性、单向性的研究典范”【150】。
正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既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意识，又有深入实际的草根情怀和“顶天立地”的精神，郑杭生能够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最紧迫的和最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深化认识，探索规律，努力从理论上做出科学的回答，从而也使得他的社会学理论始终能够立足于实践而又高于实践，能够准确把握社会变迁的方向与命脉，及时发现社会变迁与发展过程中的新要素、新类型，并及时做出概括与总结。
进入21世纪以来，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更加关注社会建设、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通过剖析各基层、地方和部门在社会建设和治理中成功的案例，探讨其各自的特点，并加以横向比较，从而探索社会、社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如同默顿所指出的，“在社会学家的世界实验室中，跟在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更封闭的实验室中一样，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成功的实验，而不是在这之前的一百零一次失败。从一次成功中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多次失败中学到的要多”【151】。郑杭生所倡导的“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注重研究成功案例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话语权的提升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其原因不仅在于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实证主义等西方社会学流派的影响，而且在于中国社会学的自我意识不足，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看作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5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不仅至今未能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反而形成了不少偏见和片面理解。现在应该较为系统、较为深入地总结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消除对它的偏见和片面理解【153】。
从转向社会学开始，郑杭生就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设，他和他的学术团队已形成了社会运行论等相对系统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建构了真正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回答，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取得发展的必由之路。郑杭生对“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的明确阐述，表明其理论自觉的意识明确、强烈、主动、坚实，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学进入了强调理论自觉的新阶段。
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遇，需要我们立足于这一实践过程，提炼自己的概念、命题、理论来回应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增强社会学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开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
此外，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和世界发展面临的困境也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机遇。就如贝克所分析的，传统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无论是结构主义者、互动论者、系统论者还是批判学派，都不足以解释现在的世界局势”【154】。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蕴含着同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不同的基本立场、理论构架、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至今仍有勃勃生机的根据所在。
在习惯了资本主义之后，西方学者很少去正视和反思资本主义及其对于西方社会和政治的巨大影响。而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遭遇多重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正在遭遇历史性的反思与重构。这也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发出声音提供了世界性的历史机遇。【155】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两极分化—购买力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仍然适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危机，只是表面上看当下金融危机的导火线似乎是“需求过度”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但实际上“需求过度”也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下防治生产过剩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刺激消费，如各种形式的透支消费和福利政策，都是刺激消费及暂时缓解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的治标之计，而透支消费、福利政策等因素与形式民主的政治选举制度相结合，成为助推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当前危机的“马克思的逻辑”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只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本国实体经济的产能严重过剩，而是集中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产能严重过剩，而在发达国家，这种“产能过剩”已经异化为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156】
因此，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才能正确把握新时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与内在逻辑；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批判立场上，才能正确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及其根源。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革命批判的分析，同时也正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建设维护的重要方面，这对遏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对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和人类的借鉴意义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转为中心、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和任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