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知，包括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经济学在内的主流经济学侧重于短期分析，在其理论视野中，市场参与者大都拥有追求短期收益最大化的偏好。这就意味着，主流经济分析能够刻画并追求的只是一种所谓的“私均衡”（selfish equilibrium），而不是“公均衡”（public equilibrium）。从理论上讲，“私均衡”具有短期性质，由此注定达成此种均衡的过程充斥着市场参与者们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通俗地说，私均衡是这一代活着的人瓜分利益蛋糕的盛筵。对于每一个当事人而言，由于所分利益蛋糕的规模主要取决于对现有（以及潜在）经济金融资源的占用量和耗费量，因此，尽可能多地消耗各类资源就成为这一代当事人极易达成集体共识的理性行为。在此过程中，最可能受到伤害的是那些因为“自然原因”无法独立表达利益偏好从而不能参与利益瓜分的“下一代人”；他们只有眼巴巴地看着这群自诩最疼爱自己孩子的长辈们恣意挥霍着眼前的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而把一条条脏臭的江河和一座座光秃的岭壑留在身后。仅从这种意义上说，崇尚短期分析和怂恿短期利益最大化行为的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极端自私冷酷、了无爱心甚至不讲道德的知识体系。【21】
相比之下，经济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简言之，这种范式努力阐释和追求的是一种所谓的“公均衡”。直观地看，“公均衡”就是跨时均衡，亦即能让下一代人与此代人分享经济金融资源配置收益或者代际交易剩余的均衡。为那些无法参与现实利益磋商和进行市场签约的“下一代人”预留出充分表达其经济金融意愿并分享相应利益的权利空间，这无疑需要当代人拥有更为高远的经济视野和精神境界，以及据此构建相应制度安排的智慧与能力。仅从这种意义上看，弗里德曼（Friedman,M.，1956）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似乎为上述“公均衡”意外地提供了一种主流注解，虽然此假说的初衷并非试图阐明经济收入的道德含义，而是意在证伪凯恩斯主义的消费函数以及由此内生的储蓄缺口和经济停滞解。经济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给“持久收入假说”的长期（跨时）视界增加了道德维度，从而赋予其全新含义。如果每一个家庭、企业以及政府在安排当下（短期）的消费和投资时，都能顾及预期未来收入的“贴现值”或者“平均值”，那么，当代人在面对眼前利益时，其“竭泽而渔”的冲动就会有所收敛，实际经济金融运行过程的“大起大落”也会随之缓解。
归根结底，经济金融运行的现实状态最终取决于当代人对待资源和利益的心态。通常说来，面对资源和利益的现实诱惑，每一个有血有肉的市场参与者都不会无动于衷，这原本是经济金融增长以及财富积累的动力源泉。为了阐明其中的复杂机理，主流经济学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问题是，虽然主流经济学从一开始就默认了人的“理性”与资源的“稀缺性”两大假设，但同时忽视了既有的（排斥道德因素的）市场制度本身根本无法在理性与稀缺性之间达成有效妥协。作为现实经济金融运行的常态，理性总是强烈冲击着稀缺性。为了捍卫经济理性的义理性，主流经济学似乎在不少场合不经意间抛开了稀缺性；只要市场参与者的经济理性朝着（短期）收益最大化的方向勇往直前，经济金融资源好像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在这里，主流经济学倾向于默认，市场制度会为每一个参与者自然地设定某种利益边界。但现实情形往往是，面对短期有限的利益，没有哪一位市场参与者会“见好就收”，而理性对稀缺性的突破最终意味着当期“分红”对未来收益的野蛮侵夺。稀缺性本来是一种约束，但在允许当代人跨期侵夺的情况下，它就只能成为一件“装模作样”的理论“摆设”。按理说，经济金融资源的稀缺性需要包含“适可而止”理念的制度结构来匹配，因为“适可而止”既是一种跨期关怀，更是一种道德境界。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制度中，稀缺性却一直怂恿着理性。不仅如此，稀缺性竟然可以人为制造，从而每每将理性推向贪婪的极致。
显然，经济学需要重新定位稀缺性，以便重构抑或修复理性与稀缺性之间残缺不全的逻辑关系。前面已经提及，稀缺性是对（个人）理性的约束，它为理性设置利益边界，让其懂得“适可而止”。而要实现于此，则需进一步在理性与稀缺性之间嵌入全新的联系变量或者约束因素（诸如道德、政府等），进而形成一个更具包容品质和妥协功能的市场经济制度。在理论史上，这些因素曾长期被主流经济学框架竭力排斥并“严防死守”。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那样，如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精心呵护和反复运用的其实是一具被拆除了“道德心脏”从而先天残缺的理论躯体。由此看来，经济金融分析制度范式重新引入这些因素，不仅是构建其基本逻辑的实际需要，而且进一步具有让主流经济学“起死回生”的长远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