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陌生人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流行的专业术语而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1】。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费孝通最先使用“陌生人的社会”之类的术语，从社会学视角阐发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解和把握。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他说：“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2】在他看来，匿名性、流动性和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疏离无疑是这种社会结构的最突出的特征。不过，目前学术界尚未就什么是陌生人社会达成共识，即人们关于陌生人社会的研究尚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界定。也就是说，这个概念目前是作为一个不证自明（或无须证明）的学术术语而被使用的，因而就必定包含着某种理论假设的成分。然而，这并不影响人们用它来描述自己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状况的理解与认同，因为每个人都已经深切地感受到陌生人社会的来临及其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
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问题”往往形成于比较，深化与成熟于缜密的思考、提炼和理论上的升华。费孝通对陌生人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无疑与其对乡土中国（或乡土社会）的田野调查和深入研究分不开。费孝通曾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3】这种“乡土性”的社会与由此生长出来的上层社会是迥然不同的。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乡土”恰恰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原生态，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之“根”。一个人不管后来沦落到何方，不管自己的事业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这个“根”是他终生不会忘记的，它是一种从心理和情感上无法割舍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一种集体记忆和历史传统的深刻烙印。因此，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乡土”具有某种原生态的本真性意义，是中华民族子孙在梦中经常回归的地方。一般而言，乡土社会主要以血缘、地缘或情缘为纽带，村落共同体的规模相对比较狭小，人们交往的对象多属于固定不变的熟人圈子，彼此对对方有着较多的了解，即所谓知根知底，因此，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往往是很高的，单纯质朴的人情味异常浓厚，社会整体结构封闭而且稳定。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知，费孝通把乡土中国称作熟人社会。如果说“熟人社会”可以作为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来使用的话，那么作为与它相对应的概念，“陌生人社会”一词就取得了合法性的学术地位。
在我国历史上，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大约自1840年开始，中国社会便进入了近代化时期。这也意味着1840年可以被看作中国陌生人社会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在迄今为止170余年的宏大时间跨度中，演绎着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悲喜剧，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血泪史、屈辱史，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发展史。无论思想文化还是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全方位的、根本性的历史变革。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民族大义和历史责任为担当，在上下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有着多视角、全方位的深入思考，其中，无论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还是推进伦理革命的发生，以及公德和私德等问题的提出，实质上都触及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公共转型这个根本性问题。不过，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境遇下，他们都不可能明确地提出“陌生人社会”的概念，也无法展开对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
出于一个社会学家所特有的职业敏感、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对历史规律超前把握的敏锐眼光，费孝通观察到我国陌生人社会来临的客观现实。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首次使用“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的社会”等学术术语，在进行了充分而详尽的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阐释了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转型等重要问题。这是一种对社会变迁的整体性研究，与之前各种碎片化的研究成果完全不同。追踪陌生人社会起源的历史进程，人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无疑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最直接的动因。在我国近代化的历史上，这个动因的表现很不明确甚至难以被普通人把握。不过，在一个宏大的时空视域内看问题，或者类似于走马观花或蜻蜓点水式的考察，所得到的也只能是一些只言片语式的、点滴零碎的经验资料，无法帮助人们全面深刻地把握中国社会变革的真实内涵。与其这样，倒不如立足生活实践的具体层面，深入我国社会基层的最深处，着眼于乡土性的变迁和演绎来得更为实在。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以一个普通中国百姓的身份，深入乡土中国的最前沿，选择在江南和西南的广大农村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严格的逻辑归纳和理论升华，得出了许多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结论。在当今大变革的时代，这种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更值得人们珍视、仿效，并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和持续推进。
与近乎凝固、封闭而保守的熟人社会相比，陌生人社会无疑是开放的、流动的、包容性极强的，因而是全新的历史景观。对于中国百姓而言，它必定是一个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事物，是在自己甜蜜的梦乡里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全新的社会结构。生活是一所极好的学校，它是个人成长的摇篮和进步的阶梯。如今，普通百姓对陌生人社会的切身感受，必定来自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来自他们从伴随着袅袅炊烟、简陋古朴的农家小院，乔迁进入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从世代耕耘和收获中漫步走过的田野小径，到徘徊在车水马龙的都市林荫大道；从温情似水的农家社区，走进满眼都是陌生人的繁华喧闹的大都市。在不断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异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持续性输入及其影响的不断加深，导致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发生了全新的变革。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说：“随着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形式的改变，人的行为和本能情势也会在‘文明’的意义上发生改变。”【4】当然，这其中必定包含着伦理道德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去开创自己的宏图伟业，实现孕育已久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或者离开生养自己的祖国，去异国他乡务工或求学。不同的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乃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人员交流不断增多，出国旅游乃至到国外定居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社会的流动性异乎寻常地得到强化。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陌生人持续不断地涌入“我们”的生活，与陌生人打交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我们”完全生活在一个崭新的陌生人社会里。诚如柏拉克（C.E.Black）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所描写的场景：“公寓中的两邻居可能如同陌路，办公室或工厂的同仁经常更换，吃不认识的人送来的食物，与陌生人在餐厅内共餐，娱乐欣赏均是由无生命的电视或收音机播放的，或者在戏院中与陌生人共同欣赏……”【5】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也许这一切都来得过于突然，自己还未来得及认真体验和细细品味，转瞬间历史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
陌生人社会的来临，为当代中国社会展示了全新的生活场景和伦理视野，也导致了许许多多没有遇到过（或预料到）的新问题、新挑战、新困惑。例如，在走出习惯已久的熟人社会之后，我们应当如何面对数不清的陌生人？应该用怎样的伦理经验与陌生人展开交往？如何创造一个人人和谐幸福的新社会？我们以往所秉持的伦理规范和处世准则，能否简单地推广到陌生人身上？当匿名的陌生人身处险境的时候，自己能否挺身而出、舍身相救？在喧闹的现代化大都市里，居民之间如何能够和睦相处？以往人们对于陌生人的道德想象，能否作为应对陌生人的道德推理机制？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如何解决人情味与公德心之间的内在冲突？总之，陌生人社会所生发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主要是围绕陌生人而展开的，在此意义上，陌生人无疑成为陌生人社会的一个关键词。从经验层面上我们看到，陌生人社会提出了无穷无尽的新的伦理道德问题，迫切要求人们去思索、去回答。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社会道德表象的层面，也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或者针对个别伦理道德问题寻找解决的对策。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乃是一场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是新与旧两种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纠结、冲突以及逐渐取得平衡的过程。台湾学者韦政通曾说：“一个有悠久传统的社会，在它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活上的一个理想情况，应该是传统价值观念与逐渐抬头的新价值之间能互相融合，这样一方面不致陷入心理上无所归属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可使新的价值指南在渐变中达到价值更新的目的。”【6】固然，人们期盼这样一种理想状态的尽快到来，然而，个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嬗变毕竟是一个漫长甚至痛苦的历史过程。
立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需要在批判性地继承以“五伦”为基础的儒家伦理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伦理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和深化对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思考，构建全新的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现代伦理体系，实现伦理理论与现代社会发展之间的高度契合，为中国伦理文化增添新质元素和活力因子，特别是要着重分析中国现代性发展所提出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引导人们尊重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异己的他者，关怀并善待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以此来激发和不断重塑个体的道德心理状态，推进社会整体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革，构建和谐幸福的公共生活，建设现代信用社会。同时，以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客观需要为契机，尝试性地分析并提出解决当代社会伦理困境的有效对策，在“以问题为导向”并解决实际问题的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有效推进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顺利转型，成为当代伦理学者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和历史使命。
本书结合个人对陌生人社会主要伦理困境的深入思考，归纳梳理出九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问题，这些既是现实的、迫切需要解决的伦理道德问题，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前瞻性或前沿性，它们不仅关乎我国社会健康的伦理道德秩序的重建，而且影响到每个人正常的生活和交往的实现过程，是每个人时时都要面对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公共转型，还包括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化、个人素质和人格结构的历史性嬗变、个体道德的现代性、传统道德推理机制的现代转换、人情味与公德心之间的冲突、都市空间中的陌生人、责任伦理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问题、网络世界的陌生人伦理、社会公共道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本书尝试对此做出深入的学理思考和正确的回答，探索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建议或对策，希冀能够对克服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伦理困境有所助益。毕竟，面对诸多需要解决的新困惑、新问题，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思考成熟了再行动，而应当“边思考，边行动”，以思考推进行动的深化，以行动回馈思想的升华，使二者在辩证互动中反复修正、不断完善和逐步提高，这也许是唯一正确的对策和策略。
注释：
【1】白天亮.中国已进入“陌生人社会”，该如何重构社会信任［N］.人民日报，2011-09-22（06）.
【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
【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
【4】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2卷［M］.袁志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0.
【5】韦政通.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44.
【6】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