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教授访谈录
记者：刘老师您好！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研究，不仅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见解，而且很注重发掘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魅力和趣味，体现了一种清新睿智的学术风格。您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领域，比如信仰与信仰教育、意识形态、爱国主义、经典作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我们《思想理论教育》杂志想对您做一个采访。
刘建军：谢谢表扬！采访没问题，请问吧。
记者：刘老师，听说您原来是搞哲学的，那么怎么会走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来？请谈一下您的从教和治学经历吧。
刘建军：我是半路出家来搞思想政治教育的，这里有偶然的因素，但更是一种必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个新事物，它的鲜明特色和广阔前景吸引了一大批其他学科的学者加入进来。
我是1980年9月进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开始本科阶段学习的，四年后毕业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向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导师是乐燕平教授。他老人家以研究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而闻名，他写的该书解说是一部名作。1987年硕士毕业时，我想留哲学系，但名额紧张，而当时许征帆教授刚刚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所”需要人，我就到了这个研究所。这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使我走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地，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其实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领域。
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留校后我还有几年的“徘徊时期”，当时不知道自己应该研究什么，也不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究竟属于什么学科和应该做些什么。到90年代初，我们这里设立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我被划入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才算是正式明确了身份和方向。当时我们思政学科的带头人是著名伦理学家许启贤教授，他以极大的热情带领我们学习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有一次，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军，好好努力，以后你还要带研究生哩！”这句话吓了我一跳，作为刚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我从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带研究生”。
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我是从头学起的。当时国家教委组编的那一套红皮教材已经由高教社出版，我就联系了刚认识不久的胡卫红，让她寄了一本《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给我。从学习这本书开始，我走进了思政知识的海洋。不知她是否还记得这回事，反正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视角
代序：探寻新风格追求高境界——刘建军教授访谈录
总之，我的经历比较单纯，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磨炼，也没有在学校真正做过管理工作。2003年开始，我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担任了一年的副院长，感觉力不从心，也不符合自己的性格，知道自己缺少这方面的才干，于是就坚决辞去了这一工作，以便专心读书治学。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一个决定。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是研究信仰问题的专家，能否谈谈您在信仰研究方面的经过？
刘建军：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信仰问题的。1984年9月，我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第二年开始为硕士论文找选题。我一度想研究“战争哲学”，但导师没有同意。那时“信仰危机”的惊呼已引起社会很大议论，我从中受到启示，选择了把“信仰”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选题。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信仰”是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精神哲学的问题来思考和研究。后来写成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信仰的两个基本要素》，主要是对信仰这种精神现象的结构做了分析。所谓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信仰主体，特别是信仰主体的心态；二是信仰对象。二者的互动和结合形成了信仰现象。
可以说，留校后我曾一度转向一些自己也不明所以的研究，但对信仰的思考并没有停止。1992年，我师从许征帆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论文选题（这是对原来研究的超越），并把目光从一般信仰现象聚焦到马克思主义信仰上来。1995年，我完成了名为《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基础》的博士论文，并通过了答辩。答辩专家对论文的评价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让我喜出望外。从此开始，我这个性格内向、缺乏自信的青年教师，才真正找到了一点学术自信，相信自己能够从事学术研究。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入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以《马克思主义信仰论》为名于1998年正式出版。这篇论文也曾被推荐参评全国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但最后一关没能通过，可能是火候毕竟不到吧。
这篇论文的主要工作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做了正面的界定和集中的研究，论述了它的本质和特征、它与宗教信仰的根本区别、它的组织系统，以及它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等。这项研究击中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点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时间也较早，从而有其学术价值。一些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把它列为必读书目。
记者：您的这两篇学位论文，可以说奠定了您对信仰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您还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请介绍一下您关于信仰的其他著作吧。
刘建军：我写过一本《追问信仰》，是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该书与《马克思主义信仰论》同年出版，但它们是两本不同的书。前者论述的是人类的一般信仰，后者论述的只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追问信仰》一书采取了学术随笔的形式，由百余短篇构成，但其实是我对信仰的系统看法。它包括五个部分：何谓信仰？谁在信仰？信仰什么？怎样信仰？信仰何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体系。而之所以采取学术随笔的形式（这是我的初次尝试），原因是受到了我岳父陈先达先生的影响，因为那时他刚出版了《漫步遐思——哲学随想录》，大家反响很好，我也十分爱读。
还有一本类似的书《守望信仰》，这是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它也是学术随笔的形式，主要是为《中国教育报》写的系列专栏文章的汇集，也加入了几篇旧作和新作。由于是为报纸写稿，必须讲求简明生动，采用学术随笔的形式是合适的。每篇两千余字，讲一个独立的问题。其中涉及信仰的复杂与简单，是否人人都有信仰，信仰在人生中有何作用，如何看待信仰危机，信仰缺失对道德滑坡的影响，不同信仰的选择，如何看待宗教信仰，中国共产党人有何种信仰，等等。该系列文章，尤其是文章的汇集出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2011年，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我主编的《信仰的呼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仰问题研究》。该书从理论上论述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仰领域出现的变化，特别是对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法律信仰、道德信仰以及邪教“信仰”、迷信现象等做了较充分的阐述。
另外，还有我主编的《信仰书简——与当代大学生谈理想信念》一书，是以书信的形式对当代大学生所关心的若干信仰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其中涉及信仰的意义、信仰的辨析、生活中的信仰、宗教信仰、科学信仰等不同方面共27封书信。作者团队来自多所高校，大都是从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教师。该书算是一种形式创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出版。该书出版后反响很好，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五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
记者：我们听说您出版过一本叫作《文明与意识形态》的专著。您能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吗？
刘建军：这其实是我的一部论文集，由中华书局于2011年出版。其中的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社会文明、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政治理论、思想教育。书中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分析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的文明观；提出了一个描摹意识形态的新概念——“社会大气层”，揭示出社会的意识形态与自然界（地球）的大气层的诸多相似之处，便于我们对意识形态本质和特征的描述与把握；还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意识形态功能结构的理论，认为意识形态包括四个功能部分，即学理基础、时代框架、核心价值、外围观念。对应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么学理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代框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核心价值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围观念就是包括来自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各种观念。书中还系统论述了社会思潮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思潮的产生和发展、社会思潮的传播以及社会思潮的消退，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
记者：您作为马工程首席专家，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也注重发掘经典作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经典作家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述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意义，以及您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刘建军：“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下属学科，它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特点，这是不言而喻的。它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学科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教材有很好的体现。它不仅一般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性作用，而且重点找出许多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的理论基础，对学科建构起了导向作用。其次，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论述为指针，来具体地阐发许多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经典作家没有明确使用过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和论述。事实上，他们的相关思想和论述是十分丰富的，只是由于散见于他们浩如烟海的著述中，论述不够集中，而我们又发掘不够而已。
我写过一些发掘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述的论文，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恩格斯早年的一篇思想政治教育论著——〈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初探》《〈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论断》《〈反杜林论〉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论断及其现代意义》《恩格斯晚年对“硬灌输”的批评》等。从上述题目可以看出，我是采取了对经典著作逐篇解读的方式，主要是从中找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观点，并加以理论上的阐释。这仅是开了一个头，我还会继续做下去。我已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作为一个科研项目立项，准备长期奋战。
记者：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我们看到您发表过几篇有分量的论文。您在我们杂志上发表的《论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内在关联》反响很好，有热心读者向我们做了反馈。您能谈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吗？
刘建军：爱国主义确实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点课题，同时也是难点问题。表面上看来似乎人人都懂，人人都会，但实际上道理很深很复杂，一些问题不太容易说清楚。学界关于爱国主义及其教育，发表的文章非常多，但其中简单重复较多，一些难点疑点问题没有得到充分探讨。我在这方面做了些研究，也很不够。
我关注爱国主义问题，是从2001年受国家宗教事务局委托，与咸阳师范学院爱国主义教育研究所所长庞士让教授共同主编“全国宗教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爱国主义教程》开始的。那时我才知道，我国有70多所宗教院校，主要培养爱国爱教的各大宗教的教职人员。“爱国主义教育”是其中的一门重要课程，其教材有两个层次：一是编写我国各大宗教共用的爱国主义通用教材，二是编写各个宗教自身的爱国主义教材。庞教授和我负责的是作为各大宗教通用的《爱国主义教程》。这样的教材要求很高，难度不小。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适应宗教院校学生需要的体系，而且内容论述也要联系我国宗教和宗教院校的实际。编写教材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庞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专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几十年，有很高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我虚心向他学习，与他共同研究，攻克编写难关。教材编写用了四年的时间，易稿十余次，于2005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该书虽然主要是为宗教院校编写的，影响也主要在宗教界，但对普通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有参考价值。
我有一篇值得一提的论文，是2012年发表在《教学与研究》第4期上的《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该文较深入全面地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对爱国主义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爱国主义及其教育的合法性问题。我将经济全球化及其对爱国主义的影响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质及其影响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全球化具有全球普遍交往深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特征，它的发展必然会对各民族国家及其爱国主义产生冲击和削弱性影响；二是经济全球化的特殊性质及其影响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现实中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它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这些矛盾和冲突会激起一些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爱国热情；三是经济全球化具体过程及其影响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具体的变动过程，在其中的不同阶段和局部上对爱国主义的影响具有不同特点，特别是由于许多偶然因素参与相互作用，使爱国主义现象呈现更为复杂的情况。文中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爱国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做了较充分的论述，也探讨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问题。该文篇幅长达1.5万字，《教学与研究》主编跟我说，他们破例了。
至于你说的那篇《论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内在关联》，起因于你们在上海搞的高校思政课“超级大课堂”。几支代表队围绕“爱国是否一定要爱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我作为点评专家，需要在最后发表所谓“锐观察”。形式很新，难度很大。我事先做了认真准备，对这个问题反复思索，提出了在当代中国的特定时空中，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八个方面的内在关联，受到大家欢迎。会后，上海教委的同志说：这篇文章整理出来后，一定要在上海的杂志上发表呀！
最近刚出了一本新书《因为祖国——寄给青年朋友们》（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这是我组织团队以《信仰书简》的形式编写的另一本书信体通识读物，实际上是“爱国书简”。全书共35封书信，每封信讨论有关爱国的一个问题或方面，涉及爱国主义的含义、爱国的情与理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中与外的关系以及思与行的关系等。其中许多都是现实中大家困惑的问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记者：您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方面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论文，请您挑几篇有特色的，或者您近年提出的新观点向我们介绍一下吧。
刘建军：好的。近年来，我发过几篇自以为略有特色的论文，比如《激活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和职责》《“减压”：现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职责和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真理的魅力》《再谈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理魅力》《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与微循环》《试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重复施教》等。这几篇文章类型相似，灵感都从现实中来，同时又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阐述。这也可以看作我对自己治学风格的一种探索吧。
比如关于《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与微循环》一篇，是从北京市区堵车现状中得到灵感而写的。北京的马路干道可以说是全国城市中最宽广的，但北京却是全国最堵车的城市。这其中除了车多人多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北京主干道发达，但微循环不畅。因为北京大院多，动辄几十亩甚至上千亩，里面根本不通市政马路，出门就上主干道。一些小胡同，由于停满车辆也不能通行。只靠主干道，再宽也会堵。而且，一堵起来就无法缓解。相比之下，上海虽然主干道并不太宽，但因为中等路和小路通畅，反而并不太堵。由此我想到，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其实也是如此。我们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没有微循环，只靠主渠道，同样也会产生拥堵低效。为了改变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超载、微循环闲置”的问题，我提出了“激活微循环、舒缓主渠道”的建议。
记者：刘老师您不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且也是很讲究境界的。学界流传着一句话：思想政治教育家的境界是“思想家的深度、政治家的高度、教育家的温度”。这是您说的吧？
刘建军：这句话确实是我说的，是我在2013年由北京科技大学主办的一次思政研讨会上说的。后来还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思想教育研究》上。我之所以概括出这样一句话，是为了说明不能小看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问。因为社会上有些人，也包括一些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报以轻视甚至蔑视的态度，以为它不是学问，并断言搞思想政治教育的学者也没有水平。其实，这是严重误解。“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就其“博大”而言，它涵盖了“思想”（哲学）、“政治”（政治学）和“教育”（教育学）的领域，是多门学科的综合。就其“精深”而言，它深入人的精神世界深处，是更高级的科学课题。当然，这还只是可能性，要把它变成现实，还需要我们广大思想政治教育专家刻苦努力。我这篇小文章，主要是面向思政博导这样一个群体来谈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学科中学养最高、责任最重的一群人。他们应该有思想家的好学深思，追求“思想家的深度”；应该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努力达到“政治家的高度”；应该有教育家的循循善诱，努力体现“教育家的温度”。
至于我自己，虽然在追求，但离目标是差得远了。我说过，这是“最高境界”，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不会轻易达到的，也许我终生都达不到。但是，我相信只要有这样的愿望和决心，只要付出切实的努力，就会不断地有所收获。只要我们以这样的境界为目标去追求，我们的学科就大有希望，外界的人们也就不会小看我们。我愿意与大家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