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农村，“性本爱丘山”。小时受父亲——一个普通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思想影响，喜爱老庄和陶渊明，养成了“少无适俗韵”、“自命清高”的性格。念初中时，便以父亲的教导——“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为座右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武汉沦陷，我离开家庭，只身到鄂西山区念高中。流浪时期的彷徨，使我悟到了一些读书救亡的道理。高中毕业后，我怀着济世救民的宏愿，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既是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学术殿堂，又是一个要求政治自由的“民主堡垒”。在抗日战争的大形势和昆明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我一向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向往道家境界的思想受到了直接的冲击。特别是在西南联大念书的后期，因结识我后来的夫人彭兰，并通过她，与闻一多先生有了较密切的接触，我逐渐走向现实，走向革命。第一次与闻先生见面时，他告诫我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走出象牙之塔”。从此以后，我踏上了“走出象牙之塔”之后的旅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些原先安心躲在象牙之塔内的老书生、老学者也一个个自愿地或不自愿地走出了象牙之塔，我那时刚近而立之年，算是先走出一步的青年“进步分子”。
从新中国成立到开始改革开放这大约30年的时间，是一个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的年代。我虽然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也做了一些学术研究工作，但在当时“要求进步”的思想指导下，我的著作和论文大多打上了“左”的教条主义的烙印，“大批判”成了这些论著的指归。我的研究领域西方哲学，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根据当时的规定，首先是批判，批判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针对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主义以前古典的东西，尚可在“大批判”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我那时的几本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著作和西方哲学史方面的一些论文，就是在那个固定公式下写成的。至于西方哲学中的现当代哲学，则更被判定为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有如洪水猛兽，令人不敢问津，即使出于某种需要在课堂上讲到它，那也只能是批判又批判。我在那个年代里也讲授过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课程，但课程的名称就叫作“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我发表的几篇关于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文章，题目也多带“批判”二字。
我的那些“左”的论著在当时曾得到社会上的好评与某些领导的赏识，许多报刊也常约我撰稿，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的学术风尚之一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那部分“大批判”文字不过是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的“一唱亿和”之作。那个时代从事哲学专业的人，被称为“哲学工作者”，不能心存“哲学家”之想，意思就是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只能做些注释和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或者像我这样以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为专业的人，就只能做些“大批判”的工作。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虽然年轻，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没有这方面的历史包袱需要做自我批判，但我的思想检查仍然连连不断，那就是检查从小培养起来的不问政治、自命清高的思想。我在那个年代里的为学道路，是一个与各种政治运动同行的过程，是一个与批判我个人不问政治、自命清高的思想检查同行的过程。两者同行的结果，无非是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我今天仍然认为学术应“走出象牙之塔”，但我从象牙之塔走出之后，却长期误入了一条“左”的教条主义的歧途。陶渊明诗云：“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我有感于自己从新中国成立到开始改革开放约30年里所经历过的人生道路，也写了两句：“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三十年”者，言其成数也。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我已经常常反思新中国成立后我所走过的道路，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推进，我的思想更是逐渐地从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我仿若一个漂泊在外、“一去三十年”的游子，踏上了返回自己思想家园的归途。我感到长期套在哲学脖子上的枷锁正在打开，“光明在望”。从此以后，我回到了纯正的学术研究的道路，开始了一个真正做学问的时期。在新的形势下，我个人的业务进展也比较大，青年时期就已萌发的哲学追求也似乎找到了一点边际。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苏老泉二十七发奋已恨晚，我和我的同辈人到花甲之年才有条件认真为学，未免可笑亦可悲。然而我为了找回已失去的盛年，仍以“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的精神，勤耕至今。所以我在“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的诗句之后又续了两句：“故园别久思归去，犹盼日西挥鲁戈”。我幻想挥戈返回，天假我年，得偿夙愿。
改革开放至今，这又一个30年的时间里，前八九年我仍以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但已不是以“大批判”为指归，而是纯正的学术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已出版的《黑格尔绎注》、《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康德的》、《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等著作和几篇有关论文中。我还主编了《黑格尔辞典》，其中本人亲笔撰写10万余字；又从德文原文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史家库诺·菲舍尔（Kuno Fischer）的《近代哲学史》一书的部分章节，定名为《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我在《黑格尔绎注》中，对《小逻辑》一书，除逐节逐段作了较通俗的讲解外，还特别在“注释”部分下了一些苦功：一是用黑格尔注释黑格尔，即就同一问题、同一术语，不仅把散见在《小逻辑》本书各节中的相关论述集结起来，而且把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相关材料也搜集在一起，使读者对同一问题、同一术语的解释可以从我的注释中得到相互参照、相互发明的便利。为了注释黑格尔的某个论点、某个术语，我常常翻遍了《黑格尔全集》。二是借用西方一些研究黑格尔的学者的讲解和注释以注释黑格尔，这实际上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集注”的办法。我对黑格尔哲学的整体把握和评价，在那段时期里，也有一个新的转变。和“文化大革命”前着重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不同，我更多地强调黑格尔哲学对他死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强调学习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的意义。我现在认为，黑格尔哲学既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顶峰，更蕴含和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以及现当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思想，例如现当代现象学的口号“回到事情本身”，其内涵和实质就可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关于“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的著名命题中得到真切的理解和说明。我过去总爱说黑格尔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之集大成者，其实，我们更应该说，黑格尔是他死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先驱，现当代许多批评黑格尔哲学的大家往往是踩着黑格尔的肩膀起飞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或应邀到国外讲学，所讲的内容多以西方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题。我的学术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这与改革开放的总的形势是分不开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的研究范围逐渐由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致力于中西哲学如何结合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等问题之研究。我的目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探索到一个哲学的新方向，此成果体现在《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和《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两书中。与此同时，我还写了《北窗呓语——张世英随笔》的小册子，以随笔、散文形式凝结了那段时期的哲学思想。
《天人之际》和《进入澄明之境》以及《北窗呓语》出版之后的几年里，我按新的哲学方向在继续探索的道路上，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属于我个人的思想观点，所涉及的领域除哲学本身所讲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外，还包括美学、伦理学、历史哲学，我越来越萌发了一点想清理和系统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打算。正好这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负责同志要我以老教授身份为一年级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课程。教学相长，我借此良机，把原先打算清理和系统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意愿贯穿其中，完成了《哲学导论》一书，这是一本能代表我晚年哲学思想基本观点的著作。此书把我的哲学明确概括为“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更系统地回答了《天人之际》与《进入澄明之境》两书中所提出的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两大支柱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之核心，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无论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都缺乏西方“主体—客体”关系式的思想环节；荀子的“天人相分”有些类似“主体—客体”关系式，但荀子不像孟子那样属于儒家正统，“天人相分”始终没有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我把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称作“前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这种古旧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思想，因其不以区分主客为哲学原则，不重物我之分，不重认识论，不重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之自然物的认识与征服，因而也不能为发展科学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根据，徒有与自然和谐相处之主观精神境界，而缺乏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以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具体途径。我由此而主张会通中西，提倡一种“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把“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与“主—客”关系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把“主—客”关系纳入“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之下，我称这种超越“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为“后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这也就是我所谓“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之“新”的含义。我以为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可以从这里找到具体答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以为哲学就是提高境界之学，即提高到一种超越“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可以叫作“后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的境界”。
但《哲学导论》一书中所讲的东西，主要是从个人精神修养方面看问题，缺少社会维度的思考。有的学者看了此书后，说我的哲学是“个人哲学”，称我为“个人哲学家”，委婉地含有批评之意。我在《哲学导论》一书出版后，逐渐认识到，个人的精神境界是在其所成长的自然条件下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熏染下形成的，而后者尤具决定性的影响。文化有社会性，它不只是个人的精神境界，而且更准确地说，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无论个人的还是整个民族的），与继承和弘扬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深切的联系。这样，如何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如何继承和弘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我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境界与文化》一书中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里，在克服中华传统文化中封建主义的糟粕、发扬人民民主、促进思想解放等方面，的确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个人在浪迹天涯三十年之后踏上了返回自我思想家园的归途中所取得的上述一系列学术成果，都是与改革开放的形势分不开的。撇开这些成果的质量不说，即使就数量而言，我在改革开放后30年所写的字数就几乎六倍于改革开放以前30年。而这后30年，已是我的老迈之年。改革开放给先前套在哲学脖子上的绳索松绑以后，像我这样的“哲学工作者”的确焕发了青春活力，我深感庆幸。
然而也正是这种改革开放的形势鼓舞着我，必须继续前行，我仍在漫漫归途中。改革开放，我把它理解为一场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诚然有其精华方面，但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也根深蒂固，欲继续改革开放，举步维艰。真正意义的民主、平等、自由，至今人多嗫嚅而不敢直言，诺诺者千夫，谔谔者一士难求。更有甚者，因“久在樊笼里”，安于主人喂食之欢跃，以致乐不思蜀，丧失“羁鸟恋旧林”的本能，则尤令人悲叹。针对这些情况，我在《境界与文化》一书中初步表达了我的一些意愿，如主张基本人权平等，增强平等之爱的道德意识，发扬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精神，提倡科学的“自由”精神，培养对真理之爱的感情，发掘道家传统中的科学基因，等等。实现这些意愿，意味着对封建传统势力的进一步清除，意味着一系列深刻的文化改革。但我以为只有这样，就个人来说，才有可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樊笼”，回归本己的精神家园；就民族来说，才有可能实现文化创新、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本书除按时间顺序新写的正文外，还用较大篇幅收录了已发表的相关随笔、短文和个别其他资料，作为各个时期我的哲学足迹及其时代背景的具体见证和进一步说明。收录文字均在正文相关处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便于读者随时翻阅。
本书承人民出版社张振明副主任热心关注和支持，还做了许多细致的编辑工作，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张世英
2007年6月30日
于北京北郊静林湾
（此文系《归途——我的哲学生涯》一书“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