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是从黑格尔开始，经过费尔巴哈，最后“成为马克思”的过程。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从19世纪末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它之所以不同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其他阶段，就因为它是一个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从不存在到存在、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自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开拓这个研究领域以来，特别在最近30年间，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在西方，甚至出现了“青年马克思热”。许多人以极大的兴趣，探索其中的奥秘，追溯人类认识史上这场最伟大的变革。然而，这一研究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在同一问题上，却往往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思，也不能不看到这个问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首先，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可以再现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真实过程，揭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如何实现人类认识史上这一空前伟大革命的，从而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认识，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它是马克思同其亲密战友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批判地继承人类认识所创造出来的全部优秀思想遗产，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而创立的。它是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革命和科学以及马克思的天赋条件和艰苦创作高度结合的产物。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1]马克思的学说，是从人类全部知识总和中和19世纪40年代的现实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是普遍的科学真理。因此，一百多年来，它尽管遭到愈来愈激烈的攻击和千方百计的曲解，但并没有被推翻，而且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认识的深化，它不断地得到证实、丰富和发展。
其次，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可以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马克思主义的每个组成部分，乃至它的每个基本原理，都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史是训练我们辩证思维的极好方式。它有助于我们从逻辑和历史、从理论和实践、从马克思主义诸组成部分的统一中去把握它的每一基本原理，从而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第二国际理论家，如考茨基等人，背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无视对马克思早期哲学形成的研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思想体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经济理论和社会学说，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2]，所以，他们企图以新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考茨基说：“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的、历史的观点在极其特定的情况下，同新康德主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3]列宁正是总结了第二国际理论家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训，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三个部分组成的完整的统一体，而要真正了解这一点，不仅要懂得考茨基所熟悉的1848年以后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的发展，而且必须深入研究考茨基一无所知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列宁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全面研究和科学理解的光辉典范。
最后，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批判资产阶级通过伪造“青年马克思”来否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任务。
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4]。只要社会还存在阶级，这种斗争就会继续下去，只是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罢了。用“青年马克思”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就是20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策略。
青年马克思无非是指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即处在由不成熟到成熟过程中的马克思。然而，资产阶级所谓的“青年马克思”问题，是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一些难点上蓄意制造混乱和进行歪曲，企图利用“青年马克思”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这一意图，从20世纪头30年开始萌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五六十年代风行于西方，并在近20年内越出西方，成为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国际思潮。
这股思潮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正像列宁早已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5]。这一科学论断，同样适用于现代资产阶级“马克思学”。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取得了空前重大的进展，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十月革命和我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愈来愈深入人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愈来愈增强，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日益陷入混乱和危机。资产阶级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烈影响，视为“永恒的”威胁，认为通过批判的反击预防可能的扩张，“这种办法比完全保持缄默显然更为有效”[6]。于是，叫嚣要“争取青年马克思作为一个同盟者”[7]，用它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他们甚至为自己哲学提出一个纲领性任务，即“要把马克思主义解释得能为一切人所接受”[8]。这当然是欺人之谈。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社会科学，因而更不可能有为一切人都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回到青年马克思去”的口号，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遇到的深刻危机，反映了他们为了摆脱这种危机，妄图通过“解释”（实则是篡改）马克思主义，使其符合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然而，这口号，正像他们曾经提出“回到康德去”（19世纪末）和“回到黑格尔去”（20世纪初）一样，是注定要破产的。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修正”，始终是资产阶级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盟。两者彼此呼应，相得益彰。就其理论观点而言，资产阶级思潮的产生，同第二国际理论家长期以来不能完整地、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无关系。这些理论家的观点错误，不仅直接影响到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实际上孕育了从另一极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为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派别用自己观点“补充”马克思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对资产阶级的“青年马克思”问题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一篇重要的早期作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落入伯恩施坦等人之手，由他们长期隐藏，束之高阁，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公之于世。它的德文版的最初出版者朗兹胡特和迈尔在他们的“导言”中，公然提出，要根据这个手稿中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作“新的”解释，认为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是“新的福音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启示录”，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胡说什么这篇作品势必会改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概念”，对论证“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们特别称颂手稿的所谓“中心”思想，是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作为“历史的真正目的”，如此等等。[9]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也正在于此。所以，他们扬言“发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早期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一个是晚期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手稿被他们硬说成是马克思“成就的顶点”[10]，而晚期著作则被贬为马克思创作能力的“衰退和减弱”[11]。这实际上提出了用早期的马克思否定晚期的马克思，开创了以“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恶劣先例。
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的“新发现”，对日益陷入深刻危机的资产阶级哲学，无疑是一个新的“启示”，使资产阶级哲学家已经开始的对马克思作“新的”解释的尝试，变成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研究”马克思的热潮，正是30年代对马克思“新发现”的直接继续。这时，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尤其是新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对马克思的“解释”，不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理论观点的彻底发挥而已。就其基本倾向而论，有这样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歪曲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关系。他们先是将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认为老年马克思是“对青年时代理想的背叛”，谴责马克思背离了他原来的人道主义信念而成为“经济学家”。按照这种观点，似乎青年马克思“作了解决人的存在问题的极大尝试”[12]，以后放弃了这一难于胜任的任务，而把它局限于经济问题。所以，他们把作为“早期著作”作者的马克思同作为《资本论》作者的马克思对立起来，在两者之间划了一道鸿沟。其实，马克思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他理解到“解决人的存在问题”的基础在于经济现实，因而放弃了思辨哲学，而着手对自己观点进行科学论证。也有人反对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强调这两者的一致性，但是统一于青年马克思，从而把《资本论》仅仅看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观点的“系统阐述而已”。[13]前者是割裂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关系的刻板的形而上学，后者是抹杀这两个不同阶段质的区别，否认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有任何重大转折的庸俗进化论。这两种观点是相反相成的，它们都是推崇青年马克思，用以取代成熟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把整个马克思主义都归结于黑格尔哲学。与从前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相反，现在又把它看成是一种纯粹的哲学问题。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被看做是黑格尔哲学的“特殊解释”。[14]如果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前主要是限于歪曲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将前者说成是由后者“借用”来的，那么现在西方“马克思学者”不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而且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和共产主义学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扩展而已。新托马斯主义者拉·皮尔竟然宣称：“……关于世界的共产主义学说完全建立在黑格尔的理论基础之上。”[15]由此可见，这种彻底发挥了的“理论”，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歪曲罢了。正像他们过去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一样，现在他们片面突出哲学问题，同样是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学说。
第三，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般哲学问题，而且仅仅归结于一个异化问题。这是现在西方流行的一种最时髦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奠基者是法国著名资产阶级教授让·伊波利特。他说：“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来源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接受过来的异化思想。我认为，从这一思想出发，并把人的解放看做人在历史过程中为了反对他的本质的任何异化（不论异化采取何种形式）而积极进行斗争，这就能更好地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理解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结构。”[16]这就是说，在他看来，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就在于马克思始终坚持了异化的观点。青年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接受过来的异化思想，是贯串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理和结论，都是由此而派生的。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异化概念的纯逻辑推演。
由新黑格尔主义“同化”存在主义而产生的新黑格尔派存在主义，对马克思进行伪造的主要特点，是将异化纳入人本学的范畴，即把异化概念和“人”的概念一起作为马克思学说的根本内容。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继费尔巴哈的宗教的人本学之后，又把异化概念用于人类社会，说明人的历史发展，从而建立了社会的人本学，或称“人本学的历史观”。按照这种历史观，“人类历史就是人不断发展同时又不断异化的历史”[17]。因此，整个马克思主义都被他们看成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和“复归”的学说。马克思的“目标”，似乎也只是说明异化的产生和扬弃，只在于“使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和“使个人主义得到充分的体现”[18]。马克思是“异化”理论家，这就是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的赤裸裸的伪造。
不难看出，资产阶级思想家攻击矛头，是直接指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9]。它不仅把历史唯心主义从其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驱逐了出去，从而产生了真正的社会科学，而且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石。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在于用一种严整的科学的历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和学说，代替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用“异化”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异化和人的问题是可以研究的，但是只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才能对有关人的问题和异化问题给予科学的说明。把人类历史变成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用人的本质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企图用“人本学的历史观”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事实表明，在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马克思早期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问题占有突出地位。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尤其是对青年马克思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以及诸如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概念和演变，作具体而深入的探讨，科学地阐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道路，并批判资产阶级对“青年马克思”的伪造。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长眠于海格特墓地已经一百年了。在举世缅怀这位思想巨匠的时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他庄严地指出，在马克思一生中有两个伟大发现：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揭示，“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20]。这两个发现，把人类思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它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使工人运动从“自在阶段”上升到“自为阶段”。正像恩格斯所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21]。过去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真理，现在的实践正进一步证明着这个伟大真理。对于马克思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最好的纪念，莫过于继承他所开创的事业，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并结合当代的实践使它得到丰富和发展。
注释：
[1]《列宁选集》，2版，第2卷，4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例如，考茨基说：“我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哲学学说，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经验的科学、一种特别的社会见解。”见《斗争》杂志德文版，452页，1909（10）。
[3]考茨基：《致普列汉诺夫》，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264页，莫斯科，1933。
[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列宁选集》，2版，第2卷，439页。
[6]麦·朗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8页，1955年德文版。
[7]尼古拉斯·洛布柯维茨编：《马克思和西方世界》，1967年英文版。
[8]《第14届国际哲学讨论会文件》，第2卷，74页，1968年国际版。
[9]参见L.H.巴日特诺夫：《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J.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载《斗争》，274、275页，1932（5）。
[11]J.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载《斗争》，274、275页，1932（5）。
[12]《卡尔·马克思文选》，7页，1956年德文版。
[13]参见拉宾：《青年马克思》，结束语，1976年俄文增订第2版。
[14]参见皮·比果：《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34页，1953年法文版。
[15]拉·皮尔：《共产主义哲学》，2页，1952年英文版。
[16]让·伊波利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147页，1955年巴黎版。
[17]E.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法兰克福，1963。
[18]同上书，15页。
[19]《列宁选集》，2版，第2卷，44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37～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