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rry Cheng
汤教授：“妥协与认同存在于任何事物。”
数世纪以来，一个关于外来文化是否应当影响中国的棘手问题一直受到争论。当代中国的一位主要哲学家——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认为，问题的答案是：是。
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思想被认为是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现实当中的成功运用。今天，中国强人邓小平提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位领导人不仅强调他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化，同时也特别坚持将马列主义作为他们的指导思想。这蕴藏着怀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政治家的殷切期望。
在一位著名中国哲人的眼中，理想的中国文化则应当能够同时吸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他就是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一位致力于研究中国对外来文化吸收的权威。汤教授指出，鉴古知今，与历史上进入中国的其他外来文化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必须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然而，他还清醒地认识到，在此种结合形成之前，中国首先应该发展出一种适应现代化需求并符合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正说明人们期望从其自身文化中寻求某种能够促进国家现代化的东西。
汤教授“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文化的积极方面对于中国现代化应当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远见卓识是他最近在香港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时提出的。上个月末，他在香港出席了商务印书馆建馆九十周年的庆典。在中国，商务印书馆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出版机构。
汤教授清醒地看到，许多来自西方的思想与理念能够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求。这些思想与理念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先进的机械与经济管理的范围之内，中国的思想与理念同样应该被现代化。在学术研究领域，其他西方思想和马列主义应当同等对待，即便事实上后者被看作是指导思想。
汤教授分析说，在历史上，中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公元1世纪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17世纪后主要通过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传入的西方文明，以及最近1919年五四运动后传入的马列主义。以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为例来说，佛教由于受到了帝王的尊信，在一定时期甚至取代了传统中国文化。然而，并不是中国社会去适应印度文化。恰恰相反，佛教主动适应了中国社会。汤教授认为，这种情形同样也会发生在马列主义上面。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运用也不应当仅限于政治与经济方面，而应当扩展到文化领域。
汤教授说，1949年后，在政治文化舞台上，中国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对苏联实践的盲目接受，二是对中国传统的简单否定。对此错误，中国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邓小平在处理当前问题方面比毛泽东好很多。以农业为例，在50年代，毛泽东在数年内将农业合作化迅速引入人民公社。毛泽东的激进计划失败了，原因是中国并没有高度发达的农业体系，而高度发达的农业体系才是集体化的基础。相比之下，邓小平则很实际，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这种制度要求农民对其生产力负责。这种做法等于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一种认可，而商品经济也只有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
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然而将之绝对化了。实际上，“妥协与认同存在于任何事物”，汤教授强调，“中国走一条中和的道路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想要为国家与社会做贡献”。然而，他们的软弱性则必须受到谴责，“在困难面前，他们倾向于从社会中隐退”。
中国知识分子很深入现实，不擅长以抽象方式进行思考，至今也没有建构出宏伟的成熟哲学。汤教授建议，一些知识分子应该被允许从每天的世俗事务中摆脱出来，从而能够思考一些不是特别紧迫的问题。“他们应当被允许思考一些宇宙与生命的根本问题”。
在毛泽东思想的长期统治下，知识分子与学者被督促与社会和人民结合在一起。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抽象概念与理论的研究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实践。然而，如果中国哲学要在国际上胜过他人，哲学家们就不应该满足于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汤教授宣称，他本人赞成多元论，反对一元论。“权威们希望一元论可以实现，然而在现实中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正如中国是多个民族的共同体一样，中国文化并不是一元的，只可能是多元的。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政治层面则不可能多元。如果多元未成熟而早产，结果必定适得其反。
原文为英文，题为Chinese Philosopher Keeps an Open Mind，刊于香港《南华早报》，1987-09-03。由杨浩译为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