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刘德伟
近来，沉寂了一段时间的中国文化书院再度活跃。除编辑出版数部颇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外，又发起并参与主办“世纪文化论坛”等活动，邀请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著名华裔学者钱致榕教授、享誉全球的“侠之大者”金庸先生等就教育、文化等问题进行主题讲演和学术研讨活动，并与企业集团探讨合作创立民办大学的意向。一时间，小小的北大农园里名家荟萃，再度成为京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笔者于近日采访了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
问：80年代中期，您和一批学者发起创立了中国文化书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书院在继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社会影响很大。十几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文化书院的发展也经过了许多艰辛曲折。作为书院的创立者，您认为书院成功的经验有哪些？现在状况如何？
汤一介：中国文化书院的发展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阶段。80年代中期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人们对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在这个时期，书院开办了学生众多的多种函授班；举办了“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宗教”、“中国的近代化”等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等书籍，在社会上影响很大。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兴趣减退了，社会需求减少了，再加上内部管理上的一些原因，使得书院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书院把主要力量放在出版学术著作上，如已经出版的《神州文化集成丛书》（50本），即将出版和正在编辑的就有《国学举要》、《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中国佛教史》、《道教文化研究丛书》、《远近丛书》（中法文对照）、《跨文化对话丛书》（中法文对照）等。作为一家民办学术团体，中国文化书院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是目前书院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我们正在从开展学术活动、出版学术著作、培养学术人才等几个方面着手，把书院的工作做好，向着宋代哲学家张载所讲的“为往圣继绝学”的方向努力。
问：您一向重视人才培养，从创立中国文化书院到开办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生班，再到筹划私立大学。这一过程体现了怎样一种观念上的变化？您是否认为书院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
汤一介：教育是立国之本，其重要意义已被国人普遍认识。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开办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生班和筹办私立大学，是想从不同角度，组织不同层次的人群，开展不同程度的学术研究、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做法和方式有区别，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充分吸收西方的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素质。要大力发展教育，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发挥各方优势，采取多种方式，还要虚心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不久前，我们邀请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华裔学者钱致榕教授做了题为《美国的私立教育》的主题演讲，其中许多内容非常有启示。当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很多事需要因势利导。比如文化书院，80年代很红火，有当时的社会背景。现在表面上不那么红火了，也不能简单认为书院这种模式不行了。毕竟我们是在摸索一种适合国情的方式和做法。要达到宋朝“白鹿洞书院”那样的规模和水平是不可能了，因为时代不同了。最近除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外，我们还聘请了一批成绩卓著的青年学者作为书院导师，并准备开办中国文化书院上海分院，要努力扩大影响，发挥应有的作用。
问：在民间办学成风的今天，学者的智力投入和企业家的财产投资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也是目前条件下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学必备的两个条件。在您看来，学者和企业家在办学的理想信念和操作模式上是否存在着巨大差异？是否需要一个学者“商人化”或者商人“学者化”的过程？
汤一介：创办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学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关心支持和帮助。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政策，并得到教育部门和有关方面的指导；还要有好的办学环境和舆论环境。当然，这些是外部条件。作为内部条件，正如你刚才所说的，学者的智力投入和企业家的财产投资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中国文化书院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与卓达企业集团探讨合作创立私立大学的意向，并且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因为在办学理念和具体运作上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这个阶段的合作结束了。但是我想，不应该用“失败”两字来总结这次合作。因为双方认真地在很多方面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讨论，取得了一些共识。在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地方也了解到了对方的想法和准备采取的做法。这为今后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帮助。你提到的学者“商人化”或者商人“学者化”的过程是一个大问题，也是需要在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加以研究和实践的问题。
总之，在创办私立大学这件事情上，中国文化书院今后会更加努力，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摸索，并且愿意与有愿望、有实力、有相同办学理念的企业合作。
原刊于《中国教育报》，2000-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