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同住北京的朋友之间很少有人用邮政通信的方式来联系，打个电话或者约个时间见面就行了。我和邓可蕴每年总要通几次电话，往往也有两三次见面的机会。可有时我们还通通信。有一次，可蕴对我说，在下雨天时，她常常想到我。我没有问她什么原因，是不是在东厂胡同大院时，在雨天我们常见面，或者某次雨天见面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不是那天我们一起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她说，她也说不清为什么这样。而我，往往是在海外时就会想到可蕴，并且常给她写信。邓可蕴比我小八岁，我上大学二年级时，她才上初中二年级，但在大院时，我们来往最多。我原来有个妹妹，但在抗战期间病死于昆明，因而我总是把可蕴看成是我的小妹妹，可是，我和她谈的往往又是文学、艺术和人生之类的问题。常是我给她讲，她听着，我好像是她的老师。大院那么大，我们常常可以一面漫步，一面谈，或者在我那间有不少书的房间悠闲地谈着。大院东南角有个高台，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大街，当然在台子上看星星就更为美妙了，我记得（也许不是记得，而是我的想象）有一次，我们看着满天的星星，我忽然想起美国电影《马克·吐温传》，我问她看没看过这部电影，她说没有，其实我们也常常一起去看电影。于是我就给她讲《马克·吐温传》的故事，我告诉她，马克·吐温出生时正好哈雷彗星从天上飞过，他是骑着彗星来到人间的，后来马克·吐温成了有名的作家，各地常请他去讲演。有一次英国请他去作一系列旅行讲演，那时他夫人身体已不太好。在他正要作第一次讲演之前听到他夫人病重的消息，他没有继续他的旅程和讲演，立刻回美国。马克·吐温到医院去看他夫人时，一个护士正推着轮椅到一棵大树下，他的夫人睡着了。这时树上有一只小鸟在喳喳叫，于是马克·吐温写了一张卡片挂在树上，写着“请小鸟叫轻一点，不要惊醒树下的病人”。这时电影响起了音乐，歌词译成中文是：“可爱小河在绿水中弯曲流，我要唱一歌称赞汝汁清流，鸽子在山巅上，叫声也不可太大，雀鸟在林之上请轻轻地唱吧！……”我看到这里时，不禁落泪。后来在马克·吐温七十岁时，生病在床，他女儿来看他，他平静地躺着说：“请为我奏一曲《破车瘦老的马》。”于是他女儿吻了他一下，走到钢琴边，奏起《带我回家》，歌词译成中文大概是：“破车瘦老的马啊！来呀！来呀！带我回家乡……”正在这时哈雷彗星掠过天空，马克·吐温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现在我不敢十分肯定地说，是不是真的我给她讲过电影《马克·吐温传》，但我给她讲故事，讲讲某本小说中的某个片段或某部电影的一些情节，总是有的。我向她推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大概是因为安德烈亲王在战场上受伤，躺在地上，忽然看到不远处，地上长着一朵美丽的白花，安德烈深深地被它吸引，而我则为此深深感动。人呀，要是世上没有战争多好！多少年来，我走在野地或山丘小径上，每每看到那自然生长的小白花，我就想起《战争与和平》中的这个画面。可蕴，我是不是对你讲过？
在当时，邓可蕴无疑受我很大影响，这点她的父亲邓广铭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还常向我说：“你是邓可蕴的老师，她受你影响很大。”说实话，虽然我的一些思想、感情、爱好影响了可蕴，但她的天真、善良、好学，对事观察的敏锐和好奇，对人的坦诚热情，都影响着我。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常常暗笑自己，在某件事情上为什么那么没有心计，那么天真。在这时，我往往想到可蕴，想到她那无邪的天真。几十年过去了，我已步入老年，但我和可蕴一样还是那么忘不掉在东厂胡同大院的日子。每次见面都要谈到在东厂胡同时的一些人与事，好像我们又年轻了。我们的友情是真诚的，因而是难忘的。
2001年9月18日，我来到了美国西海岸加州的斯坦福大学，租住了一个环境优美的房子，这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可以把想写的以祖父、父亲和我为题的书付诸实施。写这本书，当然会写东厂胡同大院，会写邓可蕴。而如前所说，我每到海外都会想到要给她写信，在我给了她第一封信后，接到了她的一封长信，征得她同意，抄在下面。
汤一介（按：邓可蕴写信一直这样称呼我，她平日和我谈话也是这样）：
你好！你大概以为在电话中乐黛云已经讲了你们的地址，所以你的来信就不再写了，而我记下你们的地址就去香山开了三天会，回来以后接到你的信，一看竟没有旧金山的地址，再找我记下的条子也不知“妥善保存”于何处了，情急之下往朗润园你家打电话，才算拿到了E-mail和大学地址。我一辈子办事都好像是慌慌张张，没有规矩，闹出笑话或曰“悲喜剧”的可多了，简直不胜枚举。与你见面机会不多，所以还没有对你讲过。
现在我也练习用计算机写材料，因为不是科班出身，许多普通规范也不会使用，效率低、速度慢，见到别人早已像“草上飞”一般，我不能不硬着头皮慢慢来，过去是借口汉语拼音不行，总与英文混淆而不学计算机（打字），如今有了汉语手写板，对我来说再找不到借口了。
你们在旧金山生活一定很规律，乐黛云的腿和膝盖，情况好些吗？上课需要走很长的路吗？或是有汽车接送，也许又找了一辆自行车？你的睡眠是否也有改善，不至于与美国政府一样，整日惶惶然地防范再被袭击而不得安宁吧？有时出国住一段是一种休息，杂事纷扰少得多。希望你回国更健康。若有小毛病应及时处理，万万不可“得过且过”，这种年岁，对自己身体要认真。
昨天我去保定河北大学参加了漆侠的追悼会，他在输液（多年的哮喘病）时突然气绝，享年79岁。我认识他是1947年，他是我爷爷的第一个研究生。五十多年来他对我家三代都很关心、照顾。最早他住在东厂胡同后院，与傅尚媛家一墙之隔，有一个小门通到你家花厅库这边。漆侠是山东人，古道热肠，昨天有一二百人向他告别，多是他带过的学生，从京、津、冀、鲁各地回来。我也见到宁可了，但那情那景，大家彼此说话不多。现在给你写信，我却止不住泪流满面。（11月7日，明天再接着写）
你要写的大文章进展很快吗？写回忆性的东西，要追忆到许多许多年以前。对我来说，自“文革”之后，我既不写日记，也不保存别人的来信，虽然明明知道有些信很有保存价值，或有些感触真的应记下来，这三十多年我却一字不留。这几十年受到的伤害，以及对世事的醒悟，我将精力投入到我的农村能源开发、建设中去，并且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自认为没有白来人世一趟。和你太不一样了，你是个名人、哲学家，我是个做技术工作的人。
在东厂胡同生活的日子，最难以忘怀的是认识了你。由认识你而逐渐地崇拜你，怎样熟悉起来的，我已记不得了，但你引导我接触到柴可夫斯基、贝多芬、莫扎特，接触到屠格涅夫、普希金、巴尔扎克。从前我说过你引导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文化殿堂，现在想想还是说“接触到”为妥，因为事实上我并没有真的进入，只是接触到，当然这种接触对我终身有着深刻的影响。
我爸爸在我读小学四、五年级时，就叫我看《西游记》、《水浒》，但他不主张我看《红楼梦》、《隋唐演义》、《说岳》等，所以我迟至大学以后才看这些书；你告诉我，文学作品分成十八等级，你只希望我看一、二流的作品，你说托尔斯泰是一流的，屠格涅夫只能称为二流，又说福尔摩斯是第十八等级，不要浪费精力，所以我到四十多岁才在消遣时看了些侦探小说。在你房间里有那么多书，非常吸引我，你叫我尽量看完一个作者的东西，再换一个作者看。你的小屋不锁，在里面我常常流连忘返，你上课不在家，汤伯母也从不说我，等到快吃饭我才拿着一本书回家了。上初中二年级一学期时，我看了很多书，学校的功课不难，我也不大认真，当时我是“落后生”，不愿参加社会活动，每天早早就骑车回家，为的是看小说。
随后，你告诉我看一个人的作品要明白作品中的脉络，这个脉络是发展的，与时代的变化和作家的变化相联系。你给我讲了屠格涅夫、巴尔扎克，并且要我看他们的传（到今天我都喜欢阅读和收集那些我敬重、我珍爱的人的传）。这种点拨和启迪，我是第一次遇到，使我有了一个飞跃，我听了你教诲，作了许多笔记，直到初三毕业也未停止。初三语文老师（当时我们很喜欢听他的课，姓谢，肺病严重，没有几年就去世了，据说他若不死也会被斥为“胡风分子”）看了我的那些读书笔记，十分赞赏，惊讶其怎么会出自一个初三的中学生，他问我谁在指导我，我告诉他有位北大学生叫汤一介……在遇到你之前，我是看《小妇人》那三本书的孩子，整天就知道顽皮、玩闹。
你们家还有许多好唱片，我不知道那些是不是汤伯伯从英国带回来的，从1948年底到解放军围城、学校停课开始，东厂胡同的孩子们（其实就是傅尚媛、梁柏有、我、你四人是固定的，彭红远兄妹、万比先或来聚，邓可因、赖声锴则从不参加），在傅先生住过的大北房间玩，玩得最多的是打Bridge，只要你我一家，咱们准赢。令人难忘的是每逢在北房打牌或聊天，都有很好的音乐同时播放。现在想起来，那些唱片是经过选择的，都是“经典”，或许你家根本没有不好的唱片。我自幼喜欢唱歌，也喜欢唱京剧，还能自己哼一些旋律，但并没有机会仔细听莫扎特或肖邦的东西，尤其当你让我听《悲怆》之后，我被震撼、被感动，里面的主副旋律好像我早已熟悉，我知道柴可夫斯基写它的时候，他的心在流血，而我听第一遍起就在流泪。这是一种形容不了的缘分，相通和相知。
从此，我的生活中就再没有离开它们。几十年种种腥风血雨，人世间的各种脸谱，真好似要扼死你，或者希望我自己扼死自己，但是，我的生活中总是有《悲怆》那如歌如泣的画面，有莱蒙托夫的乡村麦草气味，有辛稼轩的不尽长江滚滚流，我将自己躲在这里面，又轻盈又凝重，又浪漫又苦涩。就这样过了几十年。
你当时是个大学生，虽然我崇拜你，但我们一起聊天并不多。大概是你忘了，你并没有和我大谈克鲁泡特金，或者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我看到有时你屋里有几个朋友，你和他们谈话很起劲，凡遇此我就不进去，我听不懂也不感兴趣，你对我讲的都是一些“俯视”性的启蒙教诲，使我终身受益。还有一次你约我“谈谈”，态度严肃，在后院压水机旁，你说我不可太傲慢，不可只认为自己行而别人都不行。还有一次是在花厅库旁边，你说人人都应保持一颗童心，童心才是真正的真、善、美，你非常诚恳地希望我永远是个孩子。
我常常想，我是很幸运的，很幸福的。我生于长于这样一个家庭，又有在童稚之年就遇到像你这样的人。你是我的兄长、老师。我在任何时候，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我从来没有忘记你是我的老师，同样，无论你是走逆境还是“走红”时，我也不忘你是我的老师。老师是一辈子的，与气候的颜色没有关系。
回想起我在东厂胡同那短短的一年多的日子，我也曾有一种对你很依赖的感情，关键是我愿意从你那里得（学）到更多的东西——我认为那些都是美，很圣洁，从别人那里得不到。有时我自认为自己有了一得之见，就总想对你快点说，更愿得到你的赞赏，就像打桥牌你说我聪明一样。有一次我故意在传达室做作业，心想你回家一定会经过大门，然后我便可以向你讲话（当时我想讲什么我忘了）。奇怪的是这晚我竟然没碰上你，但事实上你是回家了。我很失望。这真有点像《谪仙怨》。直到去年我们和梁柏有、傅尚媛回到那座已破败的园子时，你无意说到从前下课常走翠花胡同小门回家，我才明白当年在大门未能遇到你的缘由。
上初一时，我爸爸叫我看《邓肯自传》，他们那一代喜欢邓肯追求自由追求变革，我姐姐被取名叫“邓可因”就缘于此。初一时我看了《咆哮山庄》，看了好几遍，我同情他们，和他们一起压抑、愤怒，开始思索如何才能不再有这种悲剧。东厂胡同后院有一处假山显得有些阴郁陡峭，我常爱自己坐在上面想象英国的约克郡是什么样子，奇怪的是一天你走在那假山小径看到我，竟问我：邓可蕴你坐在咆哮山庄上吗？……还有一次在你的小屋里看摄影集，我挑出一张照片，浓云后面几缕阳光强劲地挣扎透出，你立即对旁边的人说，邓可蕴就喜欢这股咆哮山庄的味道。……你可明白了我为什么崇拜你敬爱你。
这封信写了好几天，干脆今天就打住，明天寄出。以后再写。祝你们身体好，身心愉快。
可蕴2001年11月9日
邓可蕴的信，我读了不止一遍，许多往事一件一件地在我脑海浮现出来，有的事情在记忆中很清晰，有的事情则模糊不清了，还有些事情或者是我们后来见面时的情景，也还有的事情是我的想象或者她的想象。我和邓可蕴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主要是1948年底解放军围北平至1949年春夏之交，后来有时也见面，但却不是很多了。1948年底至1949年初，我们常去东厂胡同大院傅斯年的住处打桥牌、听音乐，或者“捉迷藏”玩，参加的常常是六七个人，我和邓可蕴单独在一起时，大都是在大院中散步或在小土山的石头上坐着聊天，有时也在我的房间里。多半是我给她讲，她听着，讲的内容大都是我看过的书，例如我给她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最欣赏的是那种“人道主义”的思想，甚至托翁书中的宗教气氛，我告诉她：虽然我很喜欢安德烈亲王，但我更喜欢皮埃尔那样的人。我也很喜欢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我大概也让邓可蕴看，特别指出应该很好地体会该书引用的贝多芬1819年2月1日在维也纳市政府的一段讲话：“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当时我还根据这句话和《贝多芬传》写成《论善》一文，这篇文章可蕴一定看过。可蕴的善良也许受到贝多芬的影响吧！当时我也很喜欢法国作家纪德的书；我看过不少他的书，如《窄门》、《浪子回家集》、《田园交响曲》等等，我还从《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中把纪德的《意想访问》剪下来，保存着。纪德有一句话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人只在忘却自己的时候，才能真正找到自己。”我不记得是否把这句话告诉过邓可蕴。但她后来执着地解决农村的能源问题，而忘我地工作，她真正地找到了自己。1949年以后，我们的生活都很不容易，就我自己说在此后的三十年中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也挨过各种各样的批判与斗争，除了其他原因外，我的想出名的思想害了我自己。20世纪80年代，我又想到纪德上面那句话，才真正有所领悟。1948年我就买了纪德的《苏联归来》，但没有来得及看，直到80年代末，我才读这本书，从而对“造神”运动的危害开始有所认识。
我当时喜欢看所谓的国外文艺影片，有时和可蕴一起看，有时和别的朋友一起看，看过后我常常要说说我的感受，要回忆一些画面，到今天我还对那时看的电影的画面记得很清楚，其画面会在我脑中浮现。例如我看过一部叫《王巷城》（King's Road）的片子，是说一个腿残废的男孩子，在朋友和家人的爱护和帮助下，得以痊愈，那时他不过十岁左右。一天，一位比他小的女孩子来看他，他在一片大草原的尽头，女孩子在另一头，看到这位男孩子可以自己行走，就拼命跑过去，这时小男孩也迎面地跑，画面真美极了。我不记得可蕴是不是和我一起看的，但我想这个画面我给她描述过。这种细微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无疑是非常感人，而且会对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现在我越来越感到有“人类之爱”，都是“人”，总有其共同点，也就是有“人之所以为人者”，或者有孟子所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人与禽兽不同的那一点点”。这就是“人性”，就是“人类之爱”，但这种“人类之爱”，我们应保护它、培养它、发挥它。我在1949年前大概只有“小爱”，也就是说只有一种抽象的、不实际的“爱”，只是在读了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后，才知道应该把“小爱”发展成“大爱”，为此写出一篇短文《人生要有大爱》（刊于《中学语文教与学》，2001（6））。在解放后，可蕴无疑也读过伏契克的这本书，她之学农机，之所以关怀农村，之所以热爱农民，我想她和我都相信有“人类之爱”，并且应把“小爱”扩大为“大爱”。这和我们都崇尚托尔斯泰等文学家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能说没有关系吧！
此文为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