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是卡夫卡于1922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最大的一部作品。堪称为典型的“卡夫卡式”小说。
小说写的是主人公K为了进入城堡谒见威斯特——威斯伯爵而徒然势力的故事。一个冬夜，K来到城堡所辖的一个村子，投宿在一个乡村客栈里。按照这里的规矩，没有伯爵的许可证，是不准在村子里过夜的。K虽然自称“我就是伯爵大人正在等待着的那位土地测量员”，但又拿不出证件，于是就遭到了客栈的严厉的盘查。幸亏客栈电话询问城堡“中央局”，得到了似是而非的答复，K才被允许留宿。
第二天早晨，K走出客栈向山上眺望，城堡的轮廓清晰分明。于是就向城堡走去。他走啊走的，虽然方向对着城堡，可是“一步也没有靠近它”。当他疲乏地转回客栈时，已是暮色降临了。
在客栈里，有两个自称是他的助手的人向他报到。据助手谈，“没有许可证，外乡人是进不了城堡的”。他派他们去给城堡打电话，电话里回答道：“任何时候都不能来”。K正在纳闷，一个叫巴纳巴斯的信使闯进来，并且递给他一封来自城堡的信。信的落款是“X部部长”，据来使谈，这个部长名叫克拉姆。信上指出，“你的直属上司是本村村长”，并指出，巴纳巴斯将负责城堡同K之间的联络通讯工作。
K以送信为名，来到巴纳巴斯家里，结识了巴纳巴斯的两个妹妹奥尔咖和阿玛丽亚。K陪同奥尔珈到旅馆里去买啤酒，并打算在旅馆里过夜，不料却遭到旅馆老板的拒绝，因为据说，“这儿是专为城堡里的先生们保留的旅馆”。在旅馆酒吧间里，K遇到了一个叫弗丽达的年轻姑娘。据姑娘自称，她是克拉姆的情妇，而克拉姆就在旅馆房间内。K同弗丽达一见钟情，当晚就在酒吧间里私订了终身。
第二天，弗丽达同K回到乡村客栈，客栈老板娘以弗丽达的保护人的身份训斥和劝诫K。两人话不投机，K愤然出走，去找村长，K向村长展示了克拉姆给他的信件，对于这个信件，村长作了模棱两可的解释，并坚持说村里不需要一个土地测量员，K感到十分失望，但当他回到客栈之后却接到了村长的任命，要他去当乡村学校的看门人。由于处境尴尬，K不得不屈就此职，决定同弗丽达离开客栈，住进学校。
在搬进学校之前，K到旅馆去谒见克拉姆，但等着他的是克拉姆在乡村的秘书摩麦斯。据老板娘谈，由于K打搅了克拉姆的生活，想会见克拉姆是很渺茫的，唯一可能的途径是摩麦斯的审查式的“会谈记录”。然而，K不愿意接受秘书的“审查”就扬长而去。
K在回学校的路上又遇见巴纳巴斯，后者送来克拉姆的第二封信。信中对K的土地测量工作加以赞许。K认为这是一个误会，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开始测量工作。他托来使带口信回去，要求克拉姆给他私人会见的机会。
在学校里，K结识了一个名叫汉斯的小孩。由于孩子的母亲在城堡里呆过，就引起了K的兴趣，表示愿意去见孩子的母亲。这件事引起了弗丽达的猜忌，她对K抓住一切机会向上爬的行为十分不满，并揭露说，K同她订婚和同居，也无非是想利用一度是克拉姆的情妇这一点，来同克拉姆进行交易。
K一直在等待着巴纳巴斯的消息。为了打听情况，他再度去到巴纳巴斯家。奥尔珈告诉他，不要在巴纳巴斯身上寄托太多的希望。因为巴纳巴斯在城堡里的处境也是很难堪的。巴纳巴斯送给他的那两封信，也不是直接从克拉姆手里拿到的，而是从一个录事手里拿到的。接着，奥尔咖向K诉说了他们家所遭遇的不幸。
K从巴纳巴斯家出来，在路上碰到了巴纳巴斯。后者通知他，克拉姆的主要秘书之一艾朗格在旅馆等着接见他。K好不容易见到了艾朗格，得到的指令却是让他立刻将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送回来。其实，此时弗丽达已经回到旅馆里来了。当K同奥尔珈攀谈的时候，弗丽达出于忌妒就同她往日的情人私奔同居了，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近日来同K朝夕相处的两个助手中的一个。
……
小说只写到20章。根据卡夫卡的知友布洛德回忆说：“卡夫卡从未写出结尾的章节，但有一次我问起他这部小说如何结尾时，他曾告诉过我。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的满足，他将不懈地进行斗争，斗争至精疲力竭而死。村民们将围集在死者的床边，这时城堡当局传谕：虽然K提出在村中居住的要求缺乏合法的根据，但考虑到其他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中居住和工作。”
就创作方法而论，《城堡》整体上是典型的表现主义小说。“城堡”既不是具体的城市，又不是具体的国家，而只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物，它象征着虚幻的、混乱的世界，象征着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不可捉摸的现实，象征着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也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作家所着力描写的，不是这个象征物本身，而是主人公K对它的精神体验，即虚幻感和无能为力感。
虚幻感。主人公K来到城堡领地，好像进入了一个魔幻世界，又像处在梦境之中，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切，都是朦胧的、突如其来的、不合逻辑的。主人公传达给我们的，是一种空灵飘逸的虚幻感。
为了造成虚幻感，作者将主人公活动的时间大都安排在夜晚，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朦胧的夜的世界。小说一开始就从夜景写起。K深更半夜进入城堡疆界，他站在桥头眺望，映入他的眼帘的是“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此后，他在客栈受到盘问，在旅馆结识弗丽达，在学校安家落户，以及在旅馆会见部长秘书，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此时，烛光人影，影影绰绰，往往闻其声不见其人，呈现出来的多是人与物的轮廓。在夜的笼罩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不是睡意蒙眬，便是歇斯底里，不大像现实中的人物。有时，主人公也在白天活动，但作者总不会忘记给他的周围罩上一层帷幕。在室外就衬以雪景和暮色，在室内就蒙以蒸汽和烛光，把主人公活动的环境绘上童话般的色彩。除了时空上的装饰之外，作者还很注意人物的视角。比如，主人公观察城堡，视角是翘首远望窥视克里姆，视角是透过门上小孔。这样，奇特的视角下出现的是奇特的世界。作者进行时空装饰和视角选择的目的，无非是要制造出一种气氛，这种气氛所表达的乃是作者的笼统的主观印象，这种气氛带给读者的，是朦胧的情绪色彩。我们读卡夫卡的作品，始终有一种朦胧感，症结就在于此。
我们还可以看到，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的行为，大都没有轨迹可寻，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和不可捉摸的。K同弗丽达的爱情，是唯一贯串始终的线索，可是，他们在旅馆中邂逅相遇，立刻就互相投入对方的怀抱，胡乱滚在地板上，当着老板娘的面挑逗，在克拉姆的门前睡觉，第二天就建立家庭，夫唱妇随。而在第三天，双方就发生分歧，弗丽达就不辞而别。他们的爱情像做梦一样，来去匆匆，忽即忽离。自始至终跟K在一起的，除了弗丽达以外，就是那两个助手。他们的来临是突然的，行动是诡谲的。K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摆脱不了他们，甚至在同弗丽达缠绵温存时也会发现他们凝视的目光。他们像幽灵一样忽隐忽现，像影子一样忽前忽后。主人公K个人的行动也时常出乎意外和适得其反。他去谒见克拉姆，却碰到了摩麦斯；他去会见艾朗格，却走错了房间，在布吉尔的床边睡了一觉；他解雇了助手杰里米亚，却给了后者以勾引弗丽达的自由；他接近奥尔珈，却失去了弗丽达；他寄希望于巴纳巴斯，而后者的境遇却更其不佳；他企图通过弗丽达的关系谒见克拉姆，却恰恰因此而永远见不到他。这一切偶然的事件，突现的事物，不可捉摸的遭遇，无不给作品涂上虚幻的色调。
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不合逻辑的事情，一些前后矛盾的现象常常使主人公啼笑皆非。K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乃是他自己杜撰的，却竟然得到了城堡当局的认可；城堡给土地测量员派来两个助手，但他们既没有带来测量的工具，也压根儿不懂测量技术；K根本没有进行测量工作，但却得到了城堡当局的来文嘉奖，村里根本不需要测量土地，上司却派来了测量员，学校里根本不需要人看守大门，村长却派去了守门人……这一切都告诉人们，城堡生活是何等的荒谬混乱。这种荒谬和混乱状态，越发增强了主人公和读者的虚幻感。
虚幻感是主人公对于城堡生活的内心体验，也是作者对于其时其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心体验。此书写于1922年，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经济和政治危机威胁着战败国的德国和奥国。人们好像从一场大梦中醒来，回味不义战争，感到幻灭；观察战后社会，感到虚无；展望未来形势，感到渺茫。《城堡》作者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
无能为力感。为了进入城堡，K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但是，他无论使用什么办法都徒劳无益，永远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小说有两处象征性的描写，把这种无能为力的体验表现得惟妙惟肖。一处发生在早晨，在光明闪耀的天空下，K看见城堡坐落在山上，轮廓分明，于是他迈开大步向城堡走去。可是当他走近城堡的时候，不禁大失所望，原来它不过是一座形状寒碜的市镇而已。他鼓起劲头，继续往前走，路长得仿佛没有个尽头。这条路只是向着城堡，可根本通不到城堡，仿佛是经过匠心设计似的，走着走着就巧妙地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每转一个弯，他就指望大路又会靠近城堡，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才继续向前走着。他虽然没有背离城堡，可是一步也没有靠近它。另一处发生的黄昏，城堡的轮廓已经渐渐隐去，但是仍然静悄悄地耸立在那儿。K观察着它，“觉得自己好像在看一个坐在他面前凝视着他的人，这个人不是出神，也不是忘却一切，而是旁若无人，无所顾虑，好像并没有人在观察他……可是一定知道有人在观察他”，结果，却是“观察者的目光往往无法集中在他身上，只能悄悄地转移到别处去”。由于暮色已经降临，因此，“你看得越久，就越看不清楚”。这两处象征性的描写，表现了K对城堡的无可奈何的心理。他的一切活动都不过是使他一再重复地体验这种心理。他到旅馆去寻找克拉姆，为了能见到这位部长，他像一个守住阵地的人那样守在门外套好的雪橇上，满以为只要克拉姆出来坐雪橇，就准能见到他。可是，一个下级官员走过来命令车夫把马卸下来，把他一个人丢在那儿，这就使他下决心走进旅馆里去径直进见。而当他出现在旅馆内时，那个下级官员却出乎他意料之外地告诉他：“只要你一撤退，克拉姆就脱身了”，“就连他在雪地里的脚印也让马车夫给扣掉了。”老板娘劝他把谒见克拉姆的希望寄托在和乡村秘书会谈的记录上，但是，秘书却告诉他，克拉姆根本不可能去看这份会谈记录。他幻想利用弗丽达同克拉姆的关系去接近克拉姆，但老板娘却告诉他：“在你打搅了克拉姆的私生活以后，走通这条路的希望就很渺茫了。”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信使巴纳巴斯身上，可是后者又告诉他：“克拉姆实际上并不在等着听你的消息，每逢我到他那儿去，他就发脾气……拒绝接见我”。而当他从奥尔珈那里得知巴纳巴斯自身难保的处境之后，他简直是看不见希望了。的确，巴纳巴斯曾经给他带回过克拉姆的两封信，一度在他的眼前展现过一线光明。不过这两封信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他从城堡的客人降为村长的下属，从土地测量员降为看门人。更其使他失意的是，信件并非出自克拉姆之手。
K的确是焦灼地企待着，但等到的消息却是：必须立刻把弗丽达交出来。
最使主人公难堪的是，他来到城堡辖地，好像踩在海绵上，落在无形的蛛网上，根本无从展施自己的手足。因为，在这里一切都是滑腻腻和模糊不清的。城堡像是镜中之物，似乎很近，却又很遥远；官员们的态度好像雾中之花，含含糊糊，仿仿佛佛；公文函件像是水中之月，似是而非，难以捉摸。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迈出一步都是困难的，达到一个简单的目的都是不可能的，人们被解除了武装，陷入了一筹莫展的悲剧局面。一个社会，如果生活于其中的人感到极端无能为力，感到丧失了起码的自由意志，那么，这个社会是多么沉闷和寂寞啊！是多么不适于人居住啊！作者对于戕杀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虽不能说有力，然而却痛切。
卡夫卡青年时代受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熏陶颇深，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传统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影响的痕迹。在《城堡》一书里，我们便可以看到果戈理和狄更斯式的漫画、塞万提斯式的插曲。
漫画。每当作者的笔锋转向对腐败的官僚政治的揭露的时候，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一幅幅讽刺性的漫画。作者使用漫画式的夸张的艺术手法，比之传统现实主义大师，并不逊色。所不同的是，在现实主义大师笔下，讽刺性的漫画常常是大幅的、集中在一起的，而在卡夫卡那里，则是小幅的、分散在各处的。如果把这些分散的、小型的漫画拣出来放在一张平面上，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作者几乎讽刺了官僚政治的各个方面，而且讽刺得是那么泼辣大胆。
我们不妨从村长数起。“村长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要是没有他那个老婆，他这个村长一天也当不下去，他什么事情都靠老婆给他办理。”村长老婆像保管自己的衣物一样保管着公文和档案。她用捆柴火的方式将文件都捆成圆圆的一束，然后一古脑儿塞到柜子里，每当打开柜门，文件捆就纷纷掉在地上，散开的文件铺满一地，人们在上面走来走去。为了寻找一张村长也记不起是多久以前下达的关于招聘土地测量员的公文，忙坏了村长老婆。虽然在K的两个助手的帮助下，将柜子背朝天搬倒，把文件全部倒出来，还是根本不可能找到它。村长将这种混乱状态归罪于文件太多。据他说，索尔提尼的文件还要多，多到房间四面墙壁都堆满了一卷卷摞在一起的文件，那些成卷的公文总是往地板上掉，“人们也正是从这些公文不断地倒在地上的一阵紧接着一阵的声音才能认出这是索尔提尼的工作室。”这些文件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一次，K碰巧在旅馆里看到分送档案的闹剧，侍从们用小车把档案推到各个老爷的房间，有些老爷为了向同僚显示自己接到的档案之多，就故意不开门，让档案堆在门口。有时，老爷们常常因为分配档案而发生争吵，致使“分送档案工作越来越不顺利”，不是名单不大对头，就是侍从对档案老是对不上号，再不就是那帮老爷为了其他原因提出抗议，到最后不得不把分错的档案收回来。一些老爷，明明拿错了档案，却赖着不退或者在一气之下把档案全扔到外面走廊上，扔得纸头乱飞，害得侍从要费好一番手脚才能重新整理好，而经过重新整理的档案，不免错乱百出。在这些小幅漫画里，官场的混乱和无能，文牍主义的恶习，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城堡官员们的工作方式也是很奇特的。他们拥挤在一张长桌上，桌上并排放着一本本翻开的大书，但他们并不用心看书，只是不停地交换位置。他们从不明确地发布命令，也不高声口授指示，有时只是低声说些什么，录事们就把这悄声细语记下来发出去。有些声音实在太低了，录事们就得跳起来，听清了口授内容以后，又马上坐下去写下来，然后又跳起来听，再坐下去写，就这样跳起坐下忙个不停。如此听到的指示，当然是不准确或者不确定的，“就像大姑娘一样羞羞答答”，因此也无法付诸执行。这就使城堡办事总是拖拖拉拉，下面也根本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下边要打电话询问点什么，那也不可能问出什么名堂。因为任何人打电话给城堡的时候，所有附属部门的电话机全都响起来，而电话里不是传来歌声，便是不知什么人的开玩笑式的一声回答。官僚机器腐朽到这般田地，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呢？作者在描写这些怪现状时，他的胸中是燃烧着愤怒的火焰的。
插曲。小说第十五章用明显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了关于阿玛丽亚的插曲，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这个插曲寄托着作者对于人民的同情和对于当权者的控诉。在一次“救火会”举办的庆祝会上，克拉姆的秘书索尔蒂尼对穿着节日盛装的年轻姑娘阿玛丽亚产生了邪念。晚上，他派人给阿玛丽亚送来了下流的书信，信中威胁道：“你得给我马上来，要不然，我就……”。刚强的阿玛丽亚当场把信撕得粉碎，扔到送信人的脸上。残酷的惩罚就落到阿玛丽亚和她的家庭成员的头上。在城堡的操纵和影响下，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同她的家庭断绝了来往，顾客们都前来向她的补鞋匠的爸爸要走各自的皮鞋，救火会也吊销了父亲的会员证件。接着到来的是生活贫困和人们的鄙视。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们开始用各自的方式恳求城堡的宽恕。他们把能卖出去的东西全卖光，让父亲拿了钱去到处奔走。为了在路上拦住过路的官员，父亲整日守在雪地里，因而成了瘫痪。为了找到那个秘书和信使，妹妹奥尔珈到旅馆里充当官员们的听差的玩物，甘愿忍受他们的摧残。为了养家糊口和寻找赎罪的机会，哥哥巴纳巴斯则到城堡充任差役，仰人鼻息。但是，到头来他们的悲惨状况注定是无法改变的。阿玛丽亚一家的厄运不过是由于触犯了官僚们的特权。他们得罪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秘书。至于部长克拉姆，那更是不能触犯的，因为他比索尔蒂尼还要凶恶。“克拉姆是以粗野出名的，他能够一连几个钟头像哑巴似的坐着一声不响，然后猛地冒出那粗野的话，吓得你禁不住发抖。”克拉姆是凌驾在女人之上的暴君，他开头传召这个到他那儿去，接着又传召另一个上他那儿去，他跟谁都搞不长，他撵走她们就跟找她们来一样随便。”没有一个女人敢于拒绝他。卡夫卡在揭露现代封建统治者的凶恶嘴脸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给那些奴性十足的市侩庸人捎带一笔。客栈老板娘垂涎欲滴地说：“当克拉姆的情妇是一个永恒的荣誉”，只这一句话就把一个女奴才的面目活画出来了。
卡夫卡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恩格斯指出：“在家长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婢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像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到了20世纪，奥匈帝国虽然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其封建主义的劣根性并未革除。卡夫卡真实地揭示了这个带着中世纪野蛮气味的国家和社会中存在的封建特权和奴才思想，应当说，他同传统现实主义不是背道而驰的。
